张 雪 尤 珈（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29）

身体观念是权衡女性社会性存在和本质性意涵的有力依据。本文选取三种女性身体观念，通过分析身体观念对女性服装发展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身体观念对解放女性身体和鼓舞女性掌控社会权力的积极影响。希望借此对女性身体观念与服装的关系有更深层次的把握和了解，深化女性对身体主体性的维护，提升女性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感，打破社会上既定的不合理差别，享受女性与生俱来的应用权利。

一、西方传统女性身体观与女性服饰

1.二元论视阈下的传统女性身体观

西方传统女性身体观由身心二元论和知识论建构而成。西方哲学通常认为人类社会文化建构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二元对立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权力架构的层级关系里，形成两种极端，导致其中一个成为特权中心，处于主导地位，另一个则被禁用，屈于从属地位。女性往往居于从属地位并被规约为男性的对立和补足，女性身体更是被看作具有一种更深层的物质性，常常背负着一种对她应如何生存的期许。除哲学以外的道德规范和文化标准，亦同时在缔造着形形色色的女性“身体”。

（1）西方传统身心二元论

西方传统身心二元论源于笛卡尔的二元论和由康德进一步发展而来的自主理性观念。其认定“男—女”二元同等于“精神—身体”二元，精神与男性同质，而身体则归属于女性。由于女性天生机体的差异性与“女性气质”，男性便以此作为划分性别差异的本原，将女性禁锢在她的性别之中，即女性等于女性身体。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男性在传统上，总跟人类存在的非体性或超越性的性质关联，女性则跟身体及人类存在的内在性性质关联，男人与身体无关，且同时把身体建构为人类的腐朽及过渡性、限制性的特征。”因此，女性身体被建构成为不完整的、有残缺的，甚至被妖魔化为包含所有形式的无相、扰乱所有秩序的失序，女性完全被包含在未发展的统一体之中。

（2）西方传统知识论

西方传统知识论善于采用“主体—客体”的分析模式，界定了可知事物的范畴，便把体性的知识及知识的性别影响，摒弃在知识范畴之外。西方传统知识论中的“文化—自然”的二元观将女性同自然联系在一起，女性被视为非理性及道德上有缺憾的自然性客体，并且认定自然（女性）要受控于文化（男性）。17世纪的新科学将自然把握为一种非本质的、被动的机器，即女性被规约为机械的异化存在。由于女性缺乏男性所拥有的一切天赋与优势，便在道德行为上遭受着严厉监视。因此，女性在以男性为核心的“文明”中并非为其所是，而是作为男性预想和假定的那样扮演自己和妥协服从，将男性设立为价值的最高标准，于是，女性便被封闭在了非本质的概念之中。

传统女性身体观成为社会压制、奴役女性的重要手段，成为维护男尊女卑性别标准的有力依据。于是，女性被视作社会的多余痼弊或婚姻交易中的利益筹码，女性的最大价值也仅仅表现在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层面上。传统的教育体制更是剥夺了女性的求知权，迫使她们长期处于封闭、被动的无知状态，放弃了批评、审察和判断的能力，只知一味地服从与尊敬，甚至毋庸置疑地信赖他人为她们定制的“真理和法律”。最终导致男性在各个领域都轻而易举地凌驾于女性之上，彻底将女性摒弃在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之中。

2.受传统身体观念限制的女性服饰

传统女性身体观对女性身体持消极、否定的批判态度，将女性身体建构成腐败、淫乱、危害道德的罪恶源泉和导致人性堕落的毒瘤。受这种身体观念的深刻影响，传统衣着观念将女性笼罩在比男性更加残酷的统治之下，要求女性遮蔽、包藏、掩盖其身体，身体的裸露被视为缺乏“美”的、有伤风化且违背教条的禁忌。结果致使女性不惜痛苦依然残酷地将身体禁锢在繁琐、厚重的服装当中，在对所谓“美”的追求中变得矫揉造作。同时也导致女性身体的表达偏离了主体性的轨迹，女性真实生命力和个人身份认同消泯于无形。

以17世纪的西班牙风格女装为例，女性使用紧身胸衣“Basquine”（图1）将腰身勒细，下半身穿着由鲸须作轮骨制成的吊钟形裙撑法勤盖尔，裙撑外还需穿着多层衬裙作修饰（图2），女性身体彻底湮没在了服装当中。

图1 西班牙风时期的铁制紧紧身胸衣和丝绸紧身胸衣

图2 西班牙风时期女装

19世纪中叶，男装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进程，而女装却迫于性别差异及传统身体观念的束缚，几乎按顺序周期性地“复活”过去的古典样式，两性服装出现了极尽可能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一直持续至19世纪末，直到一战后才被真正打破。例如，1870年代的巴斯尔时期，女装仍流行冗长拖沓的造型，裙内穿着巨大的硬衬布裙撑，使裙装持续膨大化到极致状态（图3）。一位作家在《年轻的英国女人》杂志中抱怨道：“现在已无法精确地描述女性裙装了：裙子故弄玄虚地打褶，装饰物分布在裙子的各处角落，系在裙子上的装饰矫揉造作的很是奇怪……”。显然，服装的发展已成人为割裂的残垣断壁，失去其灵魂本质，在“美”的名义下前后对峙；相反，女性却不顾身体限制，争相竞艳地博取男性的赞美与青睐，甘愿成为男性愿望的牺牲品。此时，女性身体并非其本质的主体，已彻底沦为谄媚男性的有利武器。

图3 巴斯尔时期裙装

二、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与女性服饰

1.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

自20世纪以来，身体理论一直都是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首要课题。女性主义学者希望通过理论研究深化女性对身体的了解，解放女性受压抑的身体，还原女性被剥夺的超越性，将女性从非本质的陷阱中解救出来，解构以男性占据主宰地位的社会霸权主义。波伏娃对身体哲学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探索的价值核心。波伏娃批判了传统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体的消极评价和极端的文化建构，强调身体是文化铭刻的产物，蕴含着深层次的物质性，并关注女性在不同文化境遇中如何掌控自己的身体。

2.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的服装课题

在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念的影响之下，时尚界一致认为解放女性身体需通过解决以下两个课题：第一是将女性身体从服装枷锁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第二是改变性别制度，排除身体差异。

第一课题是由玛丽·奎恩特和安德莱·克莱究等人解决的。安德莱·克莱究于1965年推出膝上5cm迷你裙，将女性大腿部分解放出来，并强调服装的合理性和功能性。从此，裙长在膝盖以上的穿着迅速合法化，不断缩短的裙长不断挑战传统禁忌，到1968年，超短裙已从流行的顶峰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着装方式，同时也暗示女性保守的着装时代一去不复返。

第二课题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朝着阴阳同体方向努力，即消除性别陈旧观念所造成的压迫。为迎合这种趋势，法国设计师伊夫·圣·罗兰于1966年率先推出中性风格，创作了第一件女性吸烟套装“Le Smoking”。吸烟装将传统男士西装的设计与妩媚、冷艳的女性魅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硬挺有光泽感的面料搭配仿男装样式的造型，塑造了高傲、性感、洒脱的女性形象。这种干练帅气的形象成为里程碑式的存在，缩减了男女服装上的性别差异。吸烟装不仅是女性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女性寻求身体解放的催化剂，吸烟装更像是一个与男权社会抗争的窗口，穿上男性的服装，女性便能够无所畏惧、独立自主地与男性公平竞争。

三、后现代女性身体观与时尚的多元化发展

1.后现代女性身体观

后现代性别理论认为性别是后天的文化选择，并非是自然的创造物，因此，男女性别的划分不是永恒不变的，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均处在可变动的多元范畴之中。本部分借用具有代表性的“身心一元论”和朱迪斯·巴特勒的身体理论来介绍后现代女性身体观。

（1）关于性别身体的再思——身心一元论

关于性别身体的反思，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戈登斯指出身体的性别身份的重要性：“我从未见过所谓人体的形象。我只曾见过男人的身体或女人的身体形象。”性别身体在社会历史中是不断被建构、划分、装饰、摧毁、扭曲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仅是被动的客体。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就此提出了“身心一元论”思想。“身心一元”即主张身心合一，不对心灵与身体进行二分处理，倾向于身心一体，即身体与心灵构成一个互相蕴涵、不可分割的系统。“身心一元论”彻底摒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二元划分的思维模式，从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以实践、进化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再承认身体的独立以及与自然中立的性质。

（2）巴特勒的身体哲学：性别即选择，身体即处境

巴特勒的经典论断“身体不过是被‘置放于’（posited)或‘符合’（signified)为在其行动之先的一个存在，尽管这种置放的过程同时在构成及调节着身体的‘物质性’。”“巴特勒指出，性别选择的前提是规划出一种身体，或者选择如何在已构想出的特定身体类型的范围中使用一个人的身体。巴特勒认为人类与性别同期存在，那在即成建制里的性别游离，便同时把一个人的存在转化为问题。

巴特勒尤其重视身体的可变性，指出正是由于身体特殊的持续变化性才造就了社会性别；整个社会的性别范畴都是由社会和时间操演的成果，且跟随社会发展的变化积极地作出反应。巴特勒在《性别的麻烦》中提到：“（社会）性别对身体持续实行的程式化建构，属于一种在极度严苛的统治程序中连续实践的一套行为，它们随时间的推移而固化，最终异化为一种内在的固有表象。”既然不存在本真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的“真理”，那么性别身份就只是身体活动实践的结果，身体便由此掌获高度的能动性和生命力，它无须同社会性别协调一致，是自由的、极具颠覆性的。

2.后现代时尚新潮流——“性别模糊”

后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主张身体与性别不是固化的，而是可选择、可转化的。受这种身体观念影响，女性开始用大胆的着装方式反叛和解构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现实，呼吁消除社会性别差异，为此，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产生了极大程度的改变。女性为摒除所谓的“女性气质”，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更加倾向于以中性化装束强化其追求平等和社会地位的信念。

受中性化倾向的影响，男女性别界限便越发模糊，阴柔羸弱成为部分现代男性的新形象。于是，男装便不断借鉴女装中的纤细和精致成分，以缩小与女装的差距。这种后现代背景下的“性别模糊”形象赋予两性差异和两性关系新的暧昧性、模糊性的特质，产生了一定的混淆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反映出越来越包容的社会给予人们更加广泛的穿着特权，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社会已经迈进多元化审美取向和审美趣味的状态。

四、对三种身体观念的评价与反思

1.关于传统女性身体观的反思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其所处的西方17世纪社会政治场景中，不但证成了理性克服肉身，还证成了以男性为理性代表、以女性为身体代表的主从关系，并顺利成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管治与服从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结果导致性别极端分化，女性陷入内在性和重复中，被社会歧视和男性权威所吞噬。这种身体观念完全否定女性的存在，残忍地践踏了女性的身体美，将女性身体私有化、物质化，使女性躯体长期遭受装饰和奢侈服装的束缚，成为男性拜物狂的投射目标。服装便完全沦为囚禁女性身体的牢笼，最终导致女性服装形制的发展停滞不前。

2.关于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的反思

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认为社会中最深重的压迫不是阶级，而是性别（身体)，性别(身体）差异是奴役、压榨女性的根源。女性主义者最迫切关注的问题便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她们希望打破加诸于女性身体之上的价值评判，提升女性的品格，使其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为了表达这种愿望，女性用服装武装自己，以弱化身体的原始特质，强化其追求自主性与超越性的决心。从17世纪末的繁琐复杂样式再到现代的极简样式，女装发展经历了多重阻碍，但最终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女性身体也从服装的枷锁中顺利解救出来。身体的解放赋予女无限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激发了社会文明的创造力与活力。

3.关于后现代女性主义身体观的反思

综合来说，以巴特勒身体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身体观的积极意义在于：表现出对“他者”的尊重与包容，唤醒了社会文化层面对女性地位的重新审视与尊重；巴特勒强调性别无等级优劣之分，调动起社会对性别平等关注的积极性。其消极意义在于：巴特勒身体理论将研究重点过度地关注在性别的自由选择上，致使当今社会性别选择的不稳定性、多变化性，导致人们对自我性别认知的不确定性和内心复杂的矛盾性，使社会对底线和标准的定义越发模糊。

性别的自由选择，使得性别模糊成为当下时尚界精心谋划的策略和规则。性别模糊打破了社会对两性的刻板印象，使得性别双方相互转化，为性别的全面发展与建设，创造了无限的机遇，因此，也成为反映人类情感和时代精神状态的特别方式。但是这种错乱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社会带来了紧张感和焦虑感。我们应该一直保持一种反思精神和一种批判态度，分析后现代性种种利弊的同时，以及时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

结论

身体是文化的战场，是社会身份、权力认同的载体；身体也是权力动态运行的成果，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通过身体观念操控身体的物质性，赋予身体不同的社会功能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服装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符号，当服装与身体结合，身体就成为服装构成的核心部分，身体凭借统治服装的方式来表达自我想法，以获得某种社会意义。

几千年来，传统社会利用身体观念规划和操纵女性的社会身体，借用服装奴役女性肉体，以此制造性别差异来维护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身体观念对女性服装发挥着引导、制约和启发的核心作用，女性服装的发展便限制在身体观所设立的规则之中。然而，女性要想争取平等、获得自由，首先要争取身体自由、打破固化的身体观念。身体自由往往在服装的解禁中开始，服装形态的改变，时刻都在透视着女性地位、权力的变化。女性习惯通过特定化服饰寻求自我价值突破，对社会观念进行反击。事实上，只有女性不再需要使用某种特定的着装符号来进行政治抗争，这才意味着我们离平等、公平、自由、开放的文明社会更加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