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沙……”你听，书页在春天里被翻响。那些虫蚁般悄悄蠕动的文字，在温暖的春风里苏醒、长大，开启一个草长莺飞的世界。

“刷刷……”你听，书页在静夜里被翻响。那些月光般明亮鲜美的修辞，从寂静的月色中走出，伴你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处低谷。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阅读都是一件时尚的事情。每次走进图书馆，漫步走過一排排书架，凝视着一本本厚厚薄薄的图书时，我便能深深地感受到“知识就是力量”的真实。读书，让求知的人获知，让无知的变得有知。读书，还能荡涤岁月的尘埃污秽，过滤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之气。

壮丽70年，盛世中国梦。在这个造梦、逐梦的时代，我们且来听听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阅读者，他们和书香的故事——

我读《大学》《中庸》

文/钱文忠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头。我的记忆清晰，但是充满着不和谐的剧烈冲突。小时候，我住在烟雨江南的一个中等城市里，小巷幽深，墙角长满了青苔。院子里有一口古老的井，还有一棵无花果树。只要不走出去，那么，四周就宁静得像历史本身，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岁月的动感。可是，只要一出门，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满耳都是语录课、高亢的口号声；满眼都是大字报，一片鲜红鲜红的颜色。

孩童是喜欢热闹的，可是，我并不喜欢走出去。

那个年代，许多今天我们公认的经典被禁，那它们是怎样进入我的生命的呢？

那是1976年的一天，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转眼之间，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当中去了。我们的一个英语老师，教了我们一句英语口号“Smash the four men（粉碎四人帮）”。我回去鹦鹉学舌地说给父亲听，谁料想被英语专业毕业的父亲大骂了一顿。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后来，稍微大了点，和父亲理论，才知道父亲发火的原因。父亲当然对“四人帮”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这句英语实在太拙劣了。父亲不好当着我的面去指责我的英语老师，但是，他对教育水平的衰退、教师水准的下降感到愤怒。

我遭受了这么一场“无妄之灾"，就很没趣地躲到房间里。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一栋由英国人在20世纪初建造的破旧的大楼里面。我们的屋子，房间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有时候能找到一些旧东西。

有一天，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我就坐在那里翻读起来。线装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稀罕东西。

这本残书后来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跟我到德国汉堡大学。可惜，屡经搬迁，我不知道它如今是否还在我的书房里。

总之，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而是一个“烂”线装本。虽然残了，而且残得相当厉害，但是篇幅本来就不多的《大学》《中庸》完整无缺。我当时以为，这两部书无非是“大学”“中学”之类的，我就开始了没有老师指导的阅读。

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古籍。直行，还有双行的夹注。有太多的字不认识，读不出来。但是这反而增加了探险般的神秘感，激发了我的犟劲。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在阅读《大学》《中庸》。如果说，就这项阅读活动而言，我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我在当时认为自己已经读明白了，其实尚不懂得世界上有必须用整个生命来阅读的书籍。在经历了30年的跨越，而注定还会延续下去的阅读体验让我明白，有些书不是读过了就可以搁在一边的，有些书是常读常新的。换句话说，过去的我，认为《大学》《中庸》只不过是两种古书而已；而今天的我，则认为《大学》《中庸》乃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钱文忠：曾师从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07年登上百家讲坛主讲《玄奘西游记》，2013年主讲《钱文忠解读百家姓》第一、二部。

我的那些“老朋友”们

文/含羞草

我从小生在农村。在我的意识里，那里只盛产庄稼。

父母和众多乡亲一样，虽然个个都是伺候农田的好手，却不会辅导孩子们读书。姐弟3人中，我排行老大，我们那时最羞赧的事情莫过于向父母要钱买一些课外书。生活拮据的母亲总是一边掏钱，一边说：“又买闲书！”我的心里总是过意不去，觉得又给家里增加了负担。

那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颖，她家摆了很多书。张颖的父亲在县磷肥厂上班，母亲是村里有名的裁缝。她的父母谈吐不凡，眼界宽泛，不同于那些两手泥巴的乡亲。最让人羡慕的是，张颖还有两位极其重要的亲戚：在县城当老师的姨妈和在广播局当记者的舅舅。他们每次来，都会带一种礼物——书！

张颖大方地和我分享她的宝贝——郑渊洁的《童话大王》《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巴金的《家》《春》《秋》《寒夜》，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毫不夸张地说，是张颖家的书温润了我贫瘠的童年，同时也让我的眼睛越过那一望无际的碧绿的庄稼，望向外面的世界。

我18岁离开故乡来到城市求学，后来参加工作，并拥有了自己的电脑。我通过网络认识了赵凯，他可谓是引领我读书的第二位朋友。赵凯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名气（现为辽宁省著名作家），他因病住在农村老屋，唯一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那台破旧的电脑。他像老师给学生讲课一样引导我阅读，我才得以知道莫言、苏童、毕飞宇、刘恒、毕淑敏、迟子建……也唯有赵凯不会笑话我“苏童是女的？迟子建是男的？”这样无知的提问。

在赵凯的推荐下，我还读了一系列的好书，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汪曾祺的《受戒》、毕淑敏的《女人之约》、刘震云的《塔铺》、莫言的《枯河》、铁凝的《哦，香雪》……我开始参加报纸杂志的一些征稿活动，没想到我的一些所谓“作品”竟也能获奖，登上报刊变成铅字！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励！

后来，我搬了新家，终于拥有了一间梦寐以求的书房。搬家时，扔掉了很多没用的物件，唯有那些书，我一本都舍不得扔。轻轻抹去它们身上的灰尘，一本本摆到崭新的书架上。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提供大量电子化和碎片化阅读信息的今天，我唯独珍视书架上那些纸质书，它们每一本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来历和故事。

闲暇时，沏一杯清茶，翻阅一本书，都像与亲切的老朋友经历了一场重逢。

含羞草：70后自由撰稿人，有多篇文章发表于《燕赵晚报》《中国少年儿童》等报刊。

聆听书页翻过的声音

文/朝颜

我喜欢听书页翻过的声音。轻微的摩挲声，似一曲低低的吟唱，带着阵阵纸墨的香气，这一切都让我着迷。

仍然记得在中学的语文课堂上，老师向我投来的期许目光。那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上课爱旁征博引，讲许多课本里没有的内容。有一次，他唾沫横飞地讲到一个装在瓶子里的魔鬼：“是谁把魔鬼关进去的呢？”他突然停下来，扫视着听得津津有味的同学们。“所罗门！”我脱口而出。那时候，我总能接收到他眼神里夹杂着感激和赞赏的信号。的确如此，一个班50名学生中，只有我能够与他心领神会，慰藉他迫切需要寻找共鸣的感受，并及时挽救他无人懂得的气馁和哀愁。

可以想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中学，能进行课外阅读的孩子真是少之又少。我也不过是在所能搜罗的范围内多读了几本书而已。但老师因此认定我是一个可塑之材，并对我悉心栽培。我对阅读和写作的自信应该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萌芽，并逐渐伸展枝叶的。

阅读，看似简单的两个字，但实际操作起来何其艰难。家里只是种地，没什么其他收入，买点肉和豆腐都要掂量着，哪有余钱为我买课外读物呢？说起来我真佩服我的父亲，他年轻时把当兵的津贴大多用来购书了，因此我家好歹算是一个有书之家。除了经典名著，还有《苦菜花》《红岩》等许多红色小说，加上一大箱子的小人书。除此之外，父亲还是一个极具毅力的抄书人。他把毛边纸裁成笔记本大小，再拿线装订起来，就成了一本手抄本，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写着神话传说之类的故事。

不用说，小时候我就是在这些书里泡大的。现在想来，觉得自己有些犯“书疯”。家里的书读得差不多了，又去翻哥哥的语文教材和配套课外阅读。一旦看到村里谁手上捧了书，那是千方百计也要借来读的。多是些《山海经》《故事会》等，还有些武侠小说。说来好笑，有一段时间，我做梦都在写武侠小说。后来，村里有一户人家信了基督教，我腆着脸跑去借《圣经》读。《圣经》不怎么符合我的生活常识，有些晦涩难懂，却自此开启了一扇别样的天窗。

大量读闲书，看似不务正业，却让我开始了写作这一项美好的事业。且不去谈念书时作文分数的居高不下、作文竞赛的屡次获奖为我带来的荣耀，单是拥有了一份终身的爱好，便足以令我心怀感恩。

后来在某次阅读中，我读到卡莱尔的一句话：“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言甚合我意。

无论是30年前，还是现在，阅读永远是我所爱。

朝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在《散文》《美文》《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孙犁散文奖、井冈山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

我的书香梦

文/陈 宇

认真讲起来，汪国真于我，算是青春时期的特殊印记。社会上流行“汪国真热”那会儿，我正在上中学。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疯狂地传抄从各种杂志上发现的汪国真诗歌。但很快，这些已不能满足我极度膨胀的“胃口”，我开始在学校周围的几家书店晃悠，希望能寻觅到偶像的诗集。意外的是，我竟一无所获。在我多次问询后，书店老板终于不耐烦地训斥道：“读什么诗集！考试又用不到，都是社会上那些无聊的人赶时髦！”

我满脸通红，只得悻悻地离开，内心里，挺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闭塞落后的小县城而悲哀。然而，我并没有放弃，还是趁着一个周末下午，骑上自行车，赶到了县城的新华书店。在那排高高的书架面前，我终于邂逅了渴望已久的汪國真诗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来，翻开读了两首，确认没错，然后急急地翻到封底，一看定价，顿时又傻眼了。买还是不买？最终理智占了上风，我又一次悻悻地离开。一路上，我把车子骑得很慢很慢，脑子满是刚刚读到的诗句：“是否，你已把我遗忘/不然为何，杳无音信，天各一方/是否，你已把我珍藏/不然为何，微笑总在装饰我的梦，留下绮丽的幻想……”

此后几天，我意志消沉，仿佛还沉浸在被现实挫败的感伤中。直到那一天，我收到了表姐的来信。表姐大我几岁，我们从小关系就很好，但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念书，很早就去了广州打工。当我在信里看到她询问我学习方面需要什么东西，只管和她讲时，马上心中一动，这下有法子啦！我当即回了信，绞尽脑汁地想如何表达，才能既达成目的，又不显得刻意。当然，我也没敢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汪国真的迷恋。毕竟，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这和学习好像关系并不大，属于不务正业。

一个月后，一个重重的包裹出现在了我的课桌上。满怀着期待打开，果然是汪国真的书，而且，是一套精品全集。浅绿色的封面，儒雅的作家头像，一翻页码，竟然有600多页。

我写信向表姐表示感谢，没想到她说她买回来后，自己先翻了翻，结果也喜欢上了，还会背诵几首呢。我知道，她并没有说谎，因为直到几年后，她寄给我的节日贺卡上，还总会写上一两句汪国真的诗作为祝福。

上世纪90年代早已离我远去，但那个时代在我心里播下的文学梦，业已生根、发芽。

陈宇： 青年作家。曾在《文学港》《文学与人生》《都市》《小小说选刊》等刊物发表数百篇作品。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

文/蒋方舟

我从小生活在湖北襄阳，一个铁路中枢地。我父母都是铁路系统的，爸爸是警察，妈妈是铁路子弟学校的老师，教初中。

小学时，我四五点钟就放学了。每次放了学，我就会去我妈妈教书的学校等着她下课。我等待的过程，就是在学校图书馆里自己选书看。我妈下班的时候，就带我回家，我基本上在自行车上就把书看完了。

我妈妈对我选的书都不会有异议，从不说“你放回去”这样的话，她经常说“你看这个挺好的”。有一次我拿了《废都》，她说你就看这个呗。因为书里有很多方块，看不懂，就靠自己“脑补”，想这些方块是什么。

后来在三岛由纪夫的一本书里面，我也看到类似这样一个读书的描述。他说，他在学生时代也是拿到一本这样的书，写男主角和女主角时用了很多方块，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在想这个方块里到底是什么，“脑补”了很多情节——长大以后看到全本才知道，他们在骑自行车，于是一下很幻灭。

因为小时候的阅读经验，我觉得读书有时候就是试图向大人证明原来我还可以读这个，就像张爱玲写过，她的亲戚来看她，她表演续写《红楼梦》一样，多多少少带着一点表演和炫耀。

这就导致我后来读书越来越难，像读尼采、昆德拉等等，使得自己有一种半疯不疯的状态。高中的时候，每次在食堂或者别的地方排队都拿着一本书看，常常被同学嘲笑，觉得不知道你在装什么。

读书是可以把你和周围人区别开的一种方式。你在书中寻找的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尼采，就是因为我精神上也有非常疯狂的一面，能够和他契合。

我当时很喜歡《耶路撒冷三千年》。我去豆瓣看书评，结果看到很多差评。就是有一些人希望了解耶路撒冷的风土人情，把它当作旅游的指南，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或者期待看到什么，落空了。还有的对作者的一些看法提出了质疑，说你这样写是不对的，他们以自己的个性去要求作者。

每次看到这样的评价，我会觉得读者还是太年轻了——到了我这种年纪之后，当在书中寻找到人类和自己共性的时候会更高兴。小时候看一本书，当你发现你的一个想法被人写过的时候，感到更多的是一种郁闷和想要去挑战作者的欲望。但是到现在，发现当自己的一个想法被人写到、写过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快乐。

读书对我来说，是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比如我非常喜欢的一本小说，是南非作家库切写的《耻》。书里讲的是南非一个白人教授家庭，生活在农场上，被黑人报复，导致整个家庭的尊严被剥夺掉了。小说英文名叫“Disgrace”，寓意尊严怎样被一点点剥夺掉的过程。

小说情节发生在1999年，是20年前。彼时南非在进行激烈的“土改”，把白人农场主的土地没收，也有非常激烈的种族冲突等等，跟这个小说写的场景一模一样。

我不得不感慨文学的生命力，其实南非发生的所有社会现状都在回应库切小说里面的一句话——当白人学会爱的时候，黑人已经学会恨了。这个小说依然是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有效方式，某种方式我并不认为它是无用的。

读书是一件需要投入精力、时间和注意力的事。因为我投入了成本，我期待收获。如果让我听人讲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听过，但是90%的内容迅速就遗忘了。可是当我去看，我投入的精力不一样，自然期待的更多，收获的也更多。

蒋方舟：青年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想和阅读自由约会

文/徐紫璇

小学升初中后的那个暑假，我过得非常快乐。没有作业的压力，我践行了和阅读的约定——每天读书两小时。

每天上午，我雷打不动地来到图书馆，然后在那里惬意地看书。《男孩米奇的沙漠历险》《鸟奴》《斑羚飞渡》《塔克的郊外》《苦儿流浪记》《世界未解之谜》《狼王梦》等，我统统看了一遍。我坚信“书非借不能读也”，从图书馆出来时，还要带上两本回家。

惬意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暑假一晃就过去了。读了初中，功课繁忙，课堂上是老师的谆谆教导，回到家是妈妈的暗暗“盯梢”，总之没有时间也没心情“悦读”了。

枯燥的生活偶然也会来点惊喜。这不，语文老师宣布——只要按时交了作业，就可以看课外书。“欧耶！”我们顿时发出一阵狂呼。“但是——”老师大声顿了一顿，试图让我们安静下来，“但是，阅读的书目由我指定。课标内的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朝花夕拾》《西游记》《简·爱》《骆驼祥子》《水浒传》《格列佛游记》等，课标外的读《鲁滨孙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名人传》《老人与海》《目送》《草房子》《谁动了我的奶酪》《城南旧事》《茶馆》《四世同堂》《昆虫记》……”

我就知道是这样。不过也很好，有书看总比没有强吧。“看完了老师指定的图书，我就可以看自己喜欢的啦。”我在心里暗暗盘算着。

放学后经过书店时，我买了几本指定阅读图书。既然有老师的“尚方宝剑”，我在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书了。

回到家，我正想说这事，便看见妈妈拿着手机兴冲冲地走过来。“这个平台有阅读打卡活动，我替你报名了！每天阅读指定的图书，并且坚持在群内打卡，就可以……”

天哪！又来了！想自由地看看书，无拘无束，怎么就这么难呢。

那个惬意的暑假，那段阅读像花儿开放一样自然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走远了。

（山东嘉祥县新挑河中学学生）

结语

钱文忠老师的文字裹着时代的沧桑，述说了在动乱年代执著地追求经典的故事；70后撰稿人含羞草出生于一个偏僻的乡村，靠读写闯出了一方天地；作家朝颜饱含真情，回忆起遥远的中学时代，读写的种子彼时已经萌芽；80年代出生的陈宇老师，喜欢读诗，挚爱汪国真，如今他的诗歌梦、文学梦也早已生根、长大；青年作家蒋方舟用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情；“00后”小作者徐紫璇在这个“阅读花样”众多的时代，喊出了想要自由阅读的心声……读了他们的故事，笔者真切地感受到：时代在变迁，阅读梦依然。

时间大踏步地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文化产业、图书行业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网购、电子书、手机阅读……让我们对每一本渴望的好书，都唾手可得，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我认为，盛世中国梦，于个人而言，应该首先包括一个纯粹又不可或缺的书香梦。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忘初心，不将最宝贵的光阴虚度，享受阅读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