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2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是一篇文质精美的山水游记 ，陈石遗在《石遗室论文》中赞到：“《小石潭记》极短篇，不过百许字，亦无特别风景可以出色，始终写水竹凄清之景而已。……其写鱼云：‘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工于写鱼，工于写水之情也。”

那么，“工于写鱼”的柳宗元为什么要用“头”来作为量词修饰“鱼”呢？为什么不用“百许尾”，或者“百许条”呢？

一、从“尾”和“条”使用的时间来看，在唐代，它们还没有用来称量鱼。

首先，“尾”用作称量鱼的量词，到宋代才开始出现。

（1）多鲫洎鳅，亦有数尾相随者。（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2）最相思，盘桔千枚，脍鲈十尾。（宋·杨炎正《玉人歌》）

“尾”到了宋代开始用于称量鱼，并且后代只称量鱼。

张赪认为，汉语量词中表形状的量词形成较晚，在量词形成的初期，汉语量词对名词进行分类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名词所指称的事物的属性及功用。“尾”在宋代开始称量动物，如鱼;尾形动物，如船。由于“鱼尾”的特征太明显，就使得这个量词保留了下来。

（3）一霎时却凑拢十数尾金色鲤鱼来。（明·施耐庵《水浒全传》）

（4）一声响亮，有一尾白鱼跳在船舱里来。（明·陈仲琳《封神演义》）

（5）顷刻钓出数十尾大鲈鱼，放在殿上。（明·罗贯中《三国演义》）

“尾”在明清时期发展快，用于称量鱼很常见。“尾”作为细化了的量词，更能表现事物的特征，于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开始稳定地称量鱼，逐渐取代了“枚”和“头”的用法，成为称量鱼的主要量词。

其次，唐代的“条”还没有用来称量鱼。

“条”本义是细小的“树枝”，“遵彼汝坟，伐其条枚”（《诗经·国风·汝坟》）。但用作为量词就不是只限于称量“树枝了”，其引申用于长条形的事物及抽象的事物。“条”在汉代始见用例，汉代班固《西都赋》：“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典型的根据形状给事物名词分类的量词。

“条”从唐代开始称量动物，用来修饰“蛇、蚓”等。“条”起初的称量对象主要是形状为条形的动物。这一时期，“枚”、“头”是鱼的主要称量词，但是用其称量鱼直到宋代才出现。

（6）中有金鱼一条，其一纯红中有白鳅鱼一条。（宋·周密《云烟过眼录》）

（7）大白鳗鲡鱼三条。（明·朱橚《普济方》）

（8）呜呼，一条鱼价重千金。（清·查理《铜鼓书堂遗稿》）

“条”和“尾”一样都是表形状的量词，在汉语演变过程中顺应了称量鱼量词的“经济原则”，从通用量词“枚”和“头”中成功分流。民国时期，“条”的用法逐渐增多，这也影响到了现代汉语。

因此，不论是“尾”还是“条”，它们在唐代还没有正式用来称量鱼，所以，柳宗元就不可能写出“潭中鱼可百许‘尾”，或者“潭中鱼可百许 ‘条”的句子了。

二、唐代，“枚”作为量词的使用范围在缩小，而“头”的应用范围在扩大。

首先，“枚”是唐以前使用频率最高称量鱼的量词。

早在汉代，“枚”就已经用作称量鱼的量词了。

（9）赐良鳆鱼百枚。（汉·刘珍《东观汉记·卷十七》）

（10）东莱平度出大鱼，……七枚皆死。（汉·班固《汉书·五刑志》）

（11）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鱼二枚置于水中（汉·王逸《楚辞·卷九》）

（12）黄鱼一枚，收稻一斛。（西晋·陈寿《三国志》）

（13）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晋·干宝《搜神记》）

“枚”在汉代的使用非常活跃，它用做量词搭配的名词很广泛，其称量的对象包括动物、植物、食物、器物等。

（14）其演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汉书·律历志上》）

（15）唯須小船一隻，棹椑一枚。（《敦煌变文校注·伍子胥变文》）

“枚”的称量范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鼎盛，除了没有发现计量建筑物、天文物体、抽象事物等的用例，其余各类都有。但是到了唐代，随着专用量词的进一步发展，“枚”的指称对象范围已经逐渐缩小。但是，“枚”还是作为称量鱼的量词而存在。

（16）取衣中白鱼十枚为末。（唐·孙思邈《千金药方》）

（17）鲤鱼一枚，重三斤（唐·王焘《外台秘要》）

上例中，孙思邈的《千金药方》约成书于永徽三年（652年），释道世的《法苑珠林》于总章元年（668年）完成，由此可以推测，“枚”在唐初依然是称量鱼的主要量词，但是，“枚”的使用范围在缩小，作为鱼的称量词，所见已少，到柳宗元写作《小石潭记》时，“头”作为称量的量词已取代了“枚”的位置，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枚”作为通用量词的已经逐渐被专用量词所取代的规律。

其次，唐代，“頭”作为称量鱼的量词取代了“枚”。

“头”的本义是“首”，表“脑袋”，即人体的最上部分或动物的最前部分，因为动物有“头”， 是“有头之物”，所以引申为表示“有头之物”的量词。西汉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就出现“头”的量词用法：“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牛羊是当时重要的“有头之物”，所以量词“头”在萌发时期就明确地用于称量“羊”和“牛”类，但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使用频率较低。

在汉代，“头”已经用来称量鱼了，汉·焦延寿《易林》：“孔丘善钓鲤鱼，罗钓一举得获万头。”

但在汉代，用“头”称量的动物还不是十分广泛，只用于“牛”、“羊”、“驼”这样比较大型的动物，用于称量鱼还是极个别的例子。

魏晋南北朝是语言发生大变化的时代，“头”称量对象的范围也大大扩展， 可用于“犬、狗、猪、豚”等小型家畜，还可用于称量“兔、虎、鹿、熊、狼、象、蛇”等。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头”几乎能用于称量所有有生命的“有头之物”。由于禽畜、水产及昆虫类亦有头， 所以也可用“头”称量。

（19）有鲤鱼数十头飞集堂下。（晋·干宝《搜神记》）

（20）郭璞注尔雅，鳝长二丈，安有鹳雀能胜一者，况三头乎？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21）鲤鱼长三，赤者二十头;牡鲤鱼长三，赤者四头。（南朝·贾思勰《齐名要术》）

唐代，量词“头”基本沿袭南北朝时期的使用规律。

（22）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头。（唐·李林甫《唐六典》）

（23）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唐·柳宗元《小石潭记》）

唐代，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量词的分工越来越细，动物和量词的搭配也更加明確，“枚”的泛指性逐渐被取代。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潭中鱼可百许头”而不是“潭中鱼可百许枚”。

三、“潭中鱼可百余‘头”的修辞功能

在柳宗元生活的唐代，“条”和“尾”作为称量鱼的量词还没有出现，因此，柳宗元只能从“枚”和“头”选取一个。但是“枚”作为一个泛通用量词，不能准确地体现鱼的特点，在当时已逐渐被“头”所替代，而善于“漱涤万物， 牢笼百态”的柳宗元自然就选择了“头”作为称量鱼的量词，这不仅是语言文字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体现了量词的修辞功能。

柳宗元贬居永州之时，常常借游山览水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当他和友人跋山涉水，忽然听到如玉佩般清脆悦耳的水声时，就“伐竹取道”，发现了小石潭。潭名之曰“小”，想见潭水面积不大，潭小故而鱼也小。小石潭中的鱼极有可能是鲦鱼，这种鱼是一种小鱼，体白，背浅青色。如柳宗元在《石渠记》里所说：“清深多鲦鱼”。 潭水清澈透明，游鱼历历可数。柳宗元坐在潭边，望着水中的鱼儿，鱼儿浮于水面，望着潭边的作者，瞪着好奇的眼睛，还不时吐着泡泡，“似与游者相乐”。作者居于高处，小鱼银白的身体几乎和空明的潭水融为一体，故而作者眼中所见不就是一个个张着大大嘴巴的鱼“头”吗？此时的“头”最能体现鱼的身体特征，又活灵活现地描绘出鱼的可爱。在政治上备受打击的柳宗元的眼中，这百许头“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的小鱼，的确让作者暂时忘记了贬谪生活的痛苦，获得了一时的临水之乐。

清人刘大櫆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时说：“山水之佳，必奇峭，必幽冷，子厚得之以为文，琢句炼字，无不精工。”柳宗元“琢句炼字”之工，于“头”字可见一斑。

汉语量词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就是它的修辞功能。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所用的“头”，就体现了量词的修辞功能。

量词的修辞功能有助于我们形象地感知事物，并增强语言的艺术魅力。《诗经·鱼藻》中：“鱼在在藻，有颁其首。”意为“鱼在哪儿，在水藻，肥肥大大头儿摆。”诗中在水藻间摆来摆去肥肥大大的鱼头，读来如在眼前。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三重茅”是指几层茅草，即“一层又一层的意思。“三重”在这里起了很好的修辞作用。“卷我屋上三重茅”是写厚实的茅草被风彻底卷去，写出了风之大，茅屋被破坏的严重，为后文描写诗人雨中的凄冷做铺垫。柳宗元“江流曲似九回肠”，“九回”就是九折回肠，用“回”而不用“折”，既形象地写出了江流的弯曲，又生动地表现诗人贬谪偏远之地的凄楚之情。这些量词的运用，不仅可以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 而且还可以表现作者描写之物的形态，彰显作者寓于景物描写之中的丰富情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作者用生花妙笔，把平淡无奇的文字，组合成优美、准确而生动的文学语言，量词的修辞功能丰富和发展语言艺术，更有助于细致传神地描摹景物，抒发作者的情感。

综上，从文学语言的发展来看，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之句中用“头”而不用“尾”和“条”，是时代使然，是因为柳宗元的时代还没有出现“尾”和“条”作为量词修饰鱼的情况。唐代，称量鱼的量词是“枚”和“头”，但是“枚”作为通用量词，其应用范围逐渐缩小，而作为称量有头之物的量词“头”，继续沿袭前代的应用范围，称量鱼就很自然了。不仅如此，从量词的修辞功能来看，《小石潭记》中用“头”来修饰鱼，形象地描绘出小鱼的形态之可爱，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是柳宗元“工于写鱼”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