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勰深受中国古代佛道思想以及实用理性观念的影响，认为灵感的获得需处于“虚静”状态，同时离不开创作主体的知识积累;灵感获得时，思维具有超越时空的自由性、不可言说的微妙性和物我两忘的无意识性等特征。柏拉图的“灵感说”有深厚的宗教神话背景，认为灵感的获得与“神灵”相关，当“神灵附体”获得灵感时，创作主体处于“迷狂状态”。尽管二人的“灵感”论述存在差異，但都为当代灵感理论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关键词：柏拉图;刘勰;灵感说;文化根源;当代灵感观

作者简介：倪静（1995-），女，汉族，陕西镇安人，陕西理工大学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3

在中西方，关于“灵感”的描述很多，其中，刘勰《文心雕龙》之《神思篇》、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之《伊安篇》《斐德罗篇》对灵感的描述极具代表性。学界对二者的灵感说也多有研究，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单一论述刘勰的“灵感说”，如贺天忠《“神思”是灵感来临的文思》[1];二是单一论述柏拉图的“灵感说”，如王小丁《柏拉图的灵感说及理想论》[2];三是从灵感的流变角度对二者的灵感说进行比较，如王婧瑜《异质性与可通约性：中西方“灵感说”比较》[3]。前两类研究成果极多，第三类研究成果较少。而真正将二者的“灵感说”进行专门比较研究的成果更为鲜见。本文拟对刘勰与柏拉图“灵感说”的异同进行专门探讨，并分析其何以如此的文化根源，在此基础上联系时代探寻其当代价值。

一、灵感获得路径及其表现状态

刘勰与柏拉图的“灵感说”对灵感获得路径和灵感表现状态都有描述，但大有不同。刘勰认为灵感的获得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是创作主体的主动追求;灵感获得时，主体思维具有超越万物的无障碍性。柏拉图认为灵感是“神赐的力量”，是创作主体对于灵魂的回忆，属创作主体的被动接受;灵感获得时，创作主体处于情绪激越的“迷狂”状态。

（一）灵感获得路径

刘勰在《神思篇》中将艺术构思谓之“神思”，灵感正是在“神思”过程中发生、获得的。途径有二：其一，“陶均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脏，澡雪精神”[4]320。可见，在刘勰看来，灵感获得贵在“虚静”。其二，“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4]320。“虚静”固然重要，但只是外在条件，因此刘勰在强调“虚静”的同时特别看重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主体应该博览精阅，以抽绎出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文辞。总之，刘勰认为获得灵感，不仅要注重心境与外在环境的“平和”，还应注重知识的积累与性情的陶冶。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灵感”。

柏拉图认为灵感的获得途径同样有两种，但却与刘勰有异。其一，“神”通过“魂灵附体”的方式赐予创作主体灵感。“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神依附在诗人身上，支配着诗人”[5]305。不同的神依附不同创作主体，赐予创作主体不同的灵感，“有些人从奥非斯那里得到灵感，有些人从穆赛乌斯那里得到灵感”[5]307。创作主体将神赐的精神力量吸入，从而获得灵感。其二，“灵感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5]57柏拉图在《斐德罗篇》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也是真善美的，并将真善美比作羽翼。当灵魂依附肉体，羽翼便会脱落;灵魂本质是积极的，因此在肉体死后它还要恢复自己的羽翼，追求自身的真善美。当灵魂再度依附肉体，回到世俗生活时，“见到尘世美，就回忆起上界真正的美，”[5]164。文艺创作中，诗人见到尘世美（摹本）就隐约地回忆起他所依据的蓝本（理式），“由摹本回忆到蓝本时，他不但隐约见到‘理式世界的美的景象，而且隐约追忆到生前观照到那美的景象所起的高度喜悦，对这‘理式的影子（例如美人或美的艺术品）欣喜若狂，由然起眷恋爱慕的情绪”[4]57，便获得了灵感。

（二）灵感表现状态

刘勰认为创作主体获得灵感后的表现状态有三种。其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焉，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4]320灵感获得时，创作主体的思维处于一种超越时空的自由无障碍状态。其二，“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若情数诡杂……伊誓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4]322灵感获得时，思维混沌而模糊，处于不可言说的微妙状态，其三，“思理为妙，神与物游”[1]321。灵感获得后，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与客观外物会达到物我两忘的“神与物游”境界。创作主体在此境界中思维会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

柏拉图认为创作主体获得灵感后有两种表现状态。其一，创作主体处于一种无意识的迷乱状态。当酒神依附于诗人时，便“夺去他们平常的理智，在不知不觉中说出珍贵的词句”[5]304。神灵依附于创作主体，主体获得灵感后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其二，创作主体陷入迷狂状态。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提到“诗性的迷狂”，即诗神附体时的迷狂，“神灵附体若是没有缪斯的这种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大门，追求使他上能成为一名好诗人的技艺，都是不可能的。与那些迷狂时的诗人和诗歌相比，他神志清醒时的作品都是黯然无光的”[5]158。“迷狂状态”是神将神圣的力量赐予创作主体，创作主体所显现出的一种暴风雨式的疯狂与激越的情绪。

上述可知，无论是灵感的获得路径还是灵感获得后的表现状态，刘勰和柏拉图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刘勰认为，灵感获得需创作主体“虚静”的心境、外在学识的积累，以及二者完美的融合;灵感来临时，思维处于微妙的自由状态。柏拉图认为，当神将特殊的创作才能以“附体”的形式赐予创作主体，或是通过灵魂回忆的方式，创作主体便获得“灵感”;灵感获得时，主体处于无意识迷狂状态。刘勰强调主体的“虚静”和能动性;柏拉图强调主体的“迷狂”以及“神赐”的力量。

但二者也有相通的部分。一、二者的“灵感说”都有着神秘化的色彩。柏拉图将灵感归于“神灵”，这样就为其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刘勰虽然没有直接表明“灵感”具有神秘化的特征，但“灵感”来临时创作主体思维的特征，同样具有神秘色彩。二、二者都认为灵感来临时创作主体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尽管刘勰的“无意识”是在“虚静”状态中发生的，柏拉图的“无意识”是在“迷狂状态”中发生的，但是都强调灵感来临时，由于非理性因素的介入，创作主体的“无意识”状态。

二、柏拉图与刘勰“灵感说”的文化根源

柏拉图与刘勰“灵感说”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古希腊时期宗教影响整个社会，“神话”构建起整个希腊文学的大厦，柏拉图的“灵感说”自然受到宗教、神话的影响，强调“神赐”的力量。刘勰处于魏晋南北朝佛释道三教合流文化之下，并受“实用理性”观念影响，因此着重强调内心的“虚静”与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一）柏拉图“灵感说”的宗教神话背景

首先是宗教背景。古希腊时期处于人类早期，属于海洋文明，一方面，海洋文明影响下的人们注重对人思考的同时，更注重对宇宙的思考，对宇宙的思考就与“上帝”“诸神”密切相关，早期人类限于当时的思维水平，容易将一切无法探求本源的神秘力量归结为“神力”;另一方面，“勇于探索”的精神又使人们具有一定的“反抗性”，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十分重视宗教的教化作用，更加宣扬“神”的存在。这样，有关“神灵”的观念深入人心，并用其解释一切难以解释的现象。文艺创作中，“灵感”这种神奇而难以解说的现象也就与“上帝”“诸神”相联系。因此，柏拉图将“灵感”的获得及表现归之于“神”的作用可以说是必然。

其次是神话背景。“希腊民族在原始公社和氏族社会阶段，就已经有一套丰富完整的神话”。[7]30这一套希腊神话大多保存在《荷马史诗》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谈文艺创作主张“模仿说”，并多援引《荷马史诗》中的例子予以说明，论述“灵感”时实践其创作理念，借用神话中诸多神灵形象。比如缪斯女神被奉为文艺女神，因此柏拉图论述“灵感”获得时便认为是缪斯女神赐予创作者力量。再如“酒神”狄奥尼索斯，醉酒后便是迷醉的状态。这也就是柏拉图用“酒神”比喻灵感获得时的“迷狂”状态的原因，总之，柏拉图“灵感说”中的“神赐”力量、“迷狂”状态，均可以在古希腊宗教神话中找到其依据。

（二）刘勰“灵感说”的佛道思想与实用理性色彩

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文化合流时期。刘勰身处这一文化背景之下深受其影响;同时，与自身经历也有关，据史书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住，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8]8016刘勰在定林寺的十几年里整理佛经，博览群书，师承僧祐研习禅法，禅法对其影响很大;道家强调“虚静”“心斋”，如老子所云：“致虚静，守静笃”[9]61，亦如庄子所言：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0]44佛家禅法主张“禅定”，禅定可以虚心静虑，照临万物。不论道家的“虚静”，还是佛家的“禅定”，对于刘勰而言，都是其“灵感说”之“虚静”主张的思想渊源。

古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影响下自然经济，无论是天文、历法、数学还是文学艺术等，都从实际功用出发。即使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也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色彩。李泽厚认为：“仁”的四要素互相制约，构成有机整体，其精神特征是：“实践（用）理性”。为了解决问题而提出具体的方案，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需要外在神灵的膜拜”[11]1。因此刘勰在论述文艺创作中如何获得灵感这一问题时，着重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主体要获得“灵感”，内心既要达到“虚静”的状态，又要通过自身的努力积累知识，充分发挥能动作用而不是借助“神灵”的力量。

总之，由于柏拉图与刘勰“灵感说”产生的文化根源不同，因此柏拉图看重“神赐”的重要性，刘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三、当代灵感观对刘勰、柏拉图“灵感说”的继承与发展

当代灵感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灵感观认为：“灵感是在潜意识核裂般的形成，突发性地呈现于意识层。”[12]钱学森将人的思維分为三种，即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灵感（顿悟）思维。这一提出奠定广义灵感观的基础，即将灵感与思维结合起来，认为灵感是及时性的思维成果。无论狭义灵感观还是广义灵感观，都强调主体的思维能力并注重灵感的突发性特征。当代灵感观与当代心理学、思维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也与刘勰、柏拉图“灵感说”具有继承关系。

（一）对刘勰“灵感说”的继承与发展

当代广义灵感观将灵感与思维结合起来，从思维角度论述灵感的获得过程，认为“灵感大多数都是作家在内心经过长期的积累、比较、分析材料之后，当作家已经放弃了专注的沉思，做其他事情时，或是处于静谧的睡梦之中，由于某种触发，暂时中断的神经联系突然接通从而出现了认识上的飞跃，在不经意间蓦然浮现于脑际。”[13]151“静谧的睡梦”与刘勰所强调的“虚静”状态如出一辙;内心“长期的积累、比较、分析材料”与刘勰所认为灵感获得需要个人努力不谋而合。同时，当代灵感观在继承中发展，从理性角度探寻了灵感的外在形态，认为“灵感的外在形态是围绕某一主题线索在认识过程中的思维质的飞跃”[1]150 ，抛却了刘勰关于灵感的模糊化论述，明确提出“灵感”这一思维现象并对其作系统化、明确化的定义与阐释。

（二）对柏拉图“灵感说”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就灵感主体而言，古希腊神话当中的神并不都代表着迷信，对于神灵的描写其实是作者采用夸张手法表达人们的思想以及对于世界的认识。维柯认为：“神话故事在起源时都是些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因此‘mythos（神话故事）的定义就是‘真实的叙述。”[14]141就此而言，神本质上是被夸张、神秘化的人。柏拉图“灵感说”中论述的“非理性”的神，其实就是“人”，其论述的灵感是以“人”为核心的。当代灵感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立论点在于寻找文艺理论的人学出发点和人学基础[15]465，从这一层面讲，柏拉图的“灵感说”与当代灵感观都强调“以人为中心”。

其次，就灵感特征而言，柏拉图的神赐天启论，抓住了灵感活动的重要心理特征：灵感来袭时，创作者仿佛从他自身之外的某个源泉中突然得到了启示和帮助，具有突然性。柏拉图同时还认为，灵感获得时的状态是失去理智的“迷狂”，但柏拉图并非强调的是一直以来的迷狂状态，诗人只有在作诗时才迷狂，并且迷狂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当代狭义灵感观和广义灵感观都强调灵感的突发性、短暂性特征，与柏拉图强调的突然性和短暂性具有一致性。当代灵感观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消褪了灵感的神秘化色彩，不再借助“神”这一载体去表述“灵感”的获得，而是明确“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思维”。灵感的神秘化，不利于人们的思维实践，神秘色彩的消除正是灵感理论有助于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代灵感观建立在当代思维学发展基础之上，将灵感与人的思维相结合，对其进行系统化论述，更加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但它不是凭空产生，过往的灵感学说必然成为它得以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此意义上，刘勰、柏拉图的“灵感说”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今后在建设当代文论时，应该从古代文论及西方文论中取其精华，以更好地建设当代文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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