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鸳鸯茶》（Tea For Two）是白先勇《纽约客》中的一篇小小说，故事讲述了一群同性恋者感人的爱情故事。本文从城市书写角度出发，分析城市对小说整体所作出的美学贡献，认为《鸳鸯茶》里的纽约扮演着庇护所的角色，它是主人公进行自我流放的地方，同时纽约对性少数群体的容纳体现了纽约独有的现代性;雪松川位于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州，是一座空间上远离东西那两个热闹海岸的治愈之城;上海是旧时繁华的记忆之城，这种记忆体现的末世之美正好呼应了主人公们消逝的贵族身份。

关键词：城市书写;空间批评;白先勇

作者简介：周华（1994-），女，汉族，甘肃庆阳人，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2

文学作品的城市研究开始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批评，他指出“城市是一部作品，近乎于是一件艺术品而非一件简单的产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一批欧美学者指出城市以文本的方式存在于十九世纪以来众多作家作品中，城市的文本性就在于它是由众多隐含的、可阐释的符号和象征组成的集合，这是城市文本性的前提之一。（Frisby 15）《鸳鸯茶》（Tea For Two）中关于纽约、上海、雪松川三座城市的书写是城市性格和城市记忆的独特体现。

一、纽约——庇护所

罗的父亲在台湾有一家大企业，他的父亲鼓励他念企业管理就是希望他学成回去帮助他，把罗家的事业继续壮大下去，母亲也为其看中了房子，希望其早日成家安定下来。但是罗却极力想逃离这一切，逃离台北，因为在纽约，罗遇见了安弟，找到了新生。这时台北与纽约就形成了对比，在台北，罗被认为要与女子成家，要继承家业;但在纽约，他可以爱安弟，可以在第三大道近二十一街的顶层阁楼公寓里感受真正意义上的“成家”，是纽约给了他幸福的可能。显然，此时白先勇笔下的“纽约客”已不是《纽约客》里李彤、黄凤仪那样的纽约客，他们不再以“过客”身份长居纽约，而是真正地对纽约有一种归属感。此时的纽约是一个有着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对不同种族、人群有着强大包容力的国际大都市，并且为蛰居在这个城市中的同性恋者提供了一处天然的保护伞——纽约中央公园。《孽子》中的龙子、《丹尼男孩》（Danny Boy）中的云哥，还有《鸳鸯茶》中“End Up”酒吧里的边缘群体无一不在拥挤嘈杂的城市生活中体验着肉身的堕落与生命的绝望。但在被“瘟疫”席卷的纽约同性恋群体中，除了肉欲的放纵，也有一种任何社会群体都在倾其一生所寻找和渴望的东西——真情。金诺和小费、珍珠和百合、仔仔和他的肉山大导演，还有罗和安弟、大伟和东尼，一中配一西，成双成对。上帝让他们忍受社会边缘群体孤独、异化与疏离，同时也让他们在世间体验到了最罕见的人类情感。这一切都是纽约提供的。

二、雪松川——治愈之城

曼哈顿、布鲁克林、十八街、第三大道的阁楼公寓、“东村”圣马可波罗广场第八街、三十二街有名的摄影器材行威老必、大通广场、华尔街、第五大道的St. Patrick 大教堂、五十五街的法餐厅……这些纽约的地名、街道、建筑已在读者的脑海中建造出了这样一个城市空间：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空旷的，而是拥挤的。这种视线被阻断，行动被限制的空间容易给人以压抑、沉闷的感受，而又是在这样的空间里，罗失去了安弟，给纽约冷酷的城市空间加上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或狂喜或悲痛，都是一种极致的情感体验，这种极致的情感体验会让一个人对引起这种情感的地方产生或留恋或厌恶的情感反应。罗显然是后者，于是他驾车一路向西，向着不同于纽约、芝加哥的，更平坦、视线更辽阔的西部走去。逃离了那座城市空间也就逃离了人物内心不可承受的情感反应。

罗穿过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进入俄亥俄，在荒凉小镇稍作休息又继续奔向印第安纳、伊利诺伊最终到达艾荷华的雪松川小城，他似乎在做一场发泄之旅，长期生活在被切割成无数小空间的纽约城市空间的罗似乎需要穿过更多的洲和中西部平原这种空旷的几乎不被切割的空间来达到情感的释放和平衡。

在雪松川，罗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这种极简的生活以及雪松川的小城环境似一剂疗伤的膏药在漫漫治愈着罗的伤痛。“终夜听得到汩汩的流水声”、“森林里呼号的风声”、“猫头鹰对月啼叫”、“通天的公路”、“血红的夕阳冉冉沉落到那一顷万亩的玉米从中”罗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得到心灵与身体的双重舒缓与治愈，雪松川不仅是罗疗伤的药，还是罗屏蔽病魔的保护膜。隐居雪松川的五年，罗幸运地躲开了笼罩整个纽约的“瘟疫”——艾滋病。

三、上海——记忆之城

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是一套由酒吧、高级西餐厅、花园洋楼等一系列符码建构起来的记忆中的上海。它是由作为旁观者的“子一代”通过回忆在场者的“父一代”建构起来的，其实质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又通过（城市）书写来反映出一种意义，即上海的社会与文化。老上海形象是令人迷醉的形象，这种形象实际上正是通过文学作品建构起来的（即使现在，人们观念中的上海仍是文学作品的上海）。书写的意义即在于此，即使生活在老上海的那群人早已被另一群人代替，即使在时间上老上海已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存在，但不管经历怎样的时间、空间和社会群体的“延宕”，人们依旧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回忆并建构起一个人类共识性的城市形象。

《鸳鸯茶》里的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流淌着一种“蓝血”（贵族之血），但此时此刻，在纽约（空间）且在一代人（时间）之后，这种“蓝血”丢失掉了让它成为“蓝血”的语境（context）从而变得飘飘然无所依。比如安弟，他的母亲是满清的正黄旗，但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虽然他的母亲眉眼间仍有一份贵气，但早已不是封建社会体系下的贵族，而是现代社会下与他人无等级区别的众人中的一个人，其中体现的凄凉又不乏精气神的末世之美似乎是白先勇一直致力于描写的。又比如东尼，“上海出生”，“父亲富商”、“开大纺织厂”、“洋派”这几个字眼的出现立刻使读者构建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上海记忆——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众多西方商品如鸦片涌入中国，于是李鸿章在1876年决定进口纺织机器自己开办纺织厂。上海不仅只有歌舞升平，上海还扮演着新中国的先锋者角色，正如它长江口的地形地貌一樣，上海是世界打开中国的端口，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端口。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在上海，上海的意象是通过描写上一辈人展现出来的，如大伟父亲曾在霞飞路开的高级西餐厅，后来由于战乱逃到纽约后又开了一家名叫“霞飞路”的古董店。“霞飞路”三个字就是对上海最深刻的城市记忆，现在霞飞路已更名为淮海中路，那条以法国将军霞飞命名的长约四公里，堪称上海城市时尚之源的大街只存在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见证的是上海法租界的历史，是大批俄侨老店开在霞飞路的历史（大伟的父亲是旧俄时代的犹太人），而淮海中路则不具备这一点。霞飞路时代的上海繁华、贵气，而当大伟和东尼做寻根之旅时看到的上海却只有肮脏和拥挤，曾经的高贵典雅的西餐厅也变成了拥挤肮脏的公共食堂。在这一描写中作者有意无意间暗含了上海一段惨痛的历史：文革。当年上海百乐门舞厅之盛世狂欢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重重苦难，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

四、结语

城市书写研究做的就是发掘和探索隐含在小说城市文本中的各种社会文化“记忆”，从而揭示出小说家隐藏在城市文本后的深刻主题。试想若去掉纽约、雪松川、上海这些城市意象，故事仅仅讲述一个不知名地方的同性恋群体之间由聚到散、由生到死，在艾滋病侵袭下依旧相依相守，共同面对病魔，走向死亡的故事，其内容固然感人但未免略显单薄，让人流过一次眼泪后就抛之脑后了。可以让读者回味良久并反复拿捏品鉴的正是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以及书写背后承载的人类的深厚记忆。

参考文献：

[1]吴庆军. 城市书写视野下的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解读[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4）：131-137.

[2]龙迪勇. 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J]. 江海学刊， 2011（1）.

[3]陈晓明. “没落”的不朽事业——白先勇小说的美学意味与现代性面向[J]. 文艺研究， 2009（2）：3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