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竹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其范围波及到了文字与文学、科学与文化、道德与伦理等众多领域。父子关系作为中国传统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五四”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人之父”的觉醒，“人之子”的发现以及现代启蒙观念的树立。这种新变象征着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结构走向崩溃，具有现代性的新亲子关系与家庭伦理逐渐形成。

关键词：人之父;人之子;“五四”启蒙;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1

引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可以说它的发生与之后的裂变左右了之后将近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思想走向，至今也依然是影响当下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维传统。

辛亥革命之后，封建皇权的崩溃标志着中国从政治上走进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在思想上却未能有多少真实的进步，旧的封建道德伦理与“尊孔读经”的思想体系虽然早已腐朽不堪，但仍然根深蒂固。要啟蒙国民、改变思想界的面貌，则亟须一次“多数国民之运动”[1]来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传统纲常伦理彻底决裂。父子间的伦理关系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自然是最先需要进行变革的地方。

一、“人之父”的觉醒：父辈责任的确认

父亲是父与子关系的起始点，也往往在父子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父亲一般都处于最核心的位置，是家中的最高权威，掌控着家中的一切，并且具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如《五猖会》中的父亲、《斯人独憔悴》中的父亲化卿、《家》中的高老太爷、《雷雨》中的周朴园等。在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子女面对父亲的权威只能选择无条件的臣服，或者脱离整个家族体系，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挤压和破坏了子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要改变这种状况，“人之父”的意识觉醒是先决的条件。

“人之父”的觉醒，其含义是为父者认识到自己是另外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类个体的父亲，“父亲”这一角色并非是权利的象征，而是义务与责任的象征。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提出，父与子“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2]，且“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可切实核减”[3]。朱自清在《父母的责任》一文中亦强调了这种父辈的“教”与“养”的责任。这种观点的出现，消解了中国传统的“长者本位”父子伦理观，而更加推崇一种“幼者本位”的观念，提出父亲不应是子辈的统治者，而应是他们的养育者和教育者。

二、“人之子”的发现：儿童本位观的确立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4]而中国近代对于儿童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但直到“五四”时期，儿童作为“人之子”的观念才真正被树立起来。“人之子”的内涵是儿童既不是封建传统观念中的“奴之子”，亦不是西方宗教观念中的“神之子”，而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人类个体。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了“幼者本位”的观念，认为父母应该理解、指导和解放儿童，让儿童得以“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5]周作人则认为应该把儿童当成人，而不是缩小的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或父母的私有物，从而提出“以儿童为本位”，即先要将儿童视为人，承认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然后要将儿童视为儿童，承认儿童的特殊性。胡适、叶圣陶、郑振铎等思想家们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而使得儿童在五四时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启蒙概念。

三、父子关系的变革的启蒙意义

“人之父”的觉醒与“人之子”的发现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将父与子在人格地位上进行的平等化，从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上瓦解了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给社会带来的新的家庭伦理观念。第二是赋予了父亲更多的理解、教育和解放子女的责任与义务，也使得“五四”时代的启蒙话题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由“人之父”来教育和启蒙“人之子”，从而形成一条不断进化、上升的启蒙链条。

由此可见，父子伦理关系的变革其中包含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条逻辑，即破坏旧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同时为新的观念的价值与构建提供可能。

注释：

[1]陈独秀，《1916年》，《青年》第1卷第5号。

[2]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3]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4]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精选·人的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5]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参考文献：

[1]陈独秀，《1916年》，《青年》第1卷第5号。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精选·人的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