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正严重影响着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康与个性自由，并深深影响我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摒弃应试教育，加强教育立法执法，深刻改变学校教育方式。

【关键词】科举制度;考试文化;应试教育;等级主义;功利主义;学生学业负担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獻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5-6009（2019）66-0007-04

【作者简介】张华，杭州师范大学（杭州，311121）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一、从一次国际对话谈起

2017年12月13日上午，笔者邀请美国杜威协会前任主席伦纳德·瓦克斯（Leonard Waks）教授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道德教育研究所，做了题为《杜威论民族主义和道德教育》的精彩报告。在报告互动环节，研究生小陈问道：“教授先生，您刚才说，您每一次做报告，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只要有中国听众在场，他们一定会问‘假如采纳杜威的进步教育理念，怎样保证学生的考试成绩？这个问题，您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问题。难道美国学生为了读常青藤大学如哈佛、耶鲁等，不是加班加点、刻苦学习到深夜吗？”瓦克斯教授回答道：“首先我要声明，美国教育不是天堂，也有自己的问题。但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存在根本差异。第一，社会有差异。美国是一个自我发明的社会（a society of self-invention），你可以选择60岁读本科，也可以70岁开始读法学院，然后75岁开始做律师，没人干涉你的选择。但中国社会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多自我发明的机会。社会差异一定影响教育差异。第二，你刚才说的那些著名大学竞争确实非常激烈，但其招生制度与中国根本不同，标准化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大量其他内容如平常学习状况、独立研究能力等等，以证明你的创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第三，美国除了你提到的常青藤大学以外，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大学，它们特色鲜明、专业优异，学生没有必要非读常青藤大学不可。总之，美国学生的学习生活与中国学生存在性质上的差异。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对任何社会而言，我们所需要的是由负责任的人所构成的社会，而不是由‘测验参加者（test-takers）所构成的社会。”

这是一段真实对话。它启示我们，在探索如何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这一“老大难问题”时，必须从问题的实质着眼，而不能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

二、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实质

我国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并由此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不争事实。由于长期缺乏室外体育运动，儿童青少年的整体身体状况令人忧虑。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及由此产生的学生过重学业负担。身心本一体，与身体被摧残相伴而生的是心灵的摧残。由于应试教育以死记硬背、机械训练、题海战术、标准答案至上为特征，它与真正的探究绝缘，故它是阻碍我国乃至全球社会进化的力量。长此以往，应试教育真会让中华民族“人种退化”。

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前提是理解其实质。笔者认为这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科举制度及相应的“考试文化”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基因

倘以西汉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即太学读书的学生）、“设科射策”（即规定取士的考试科目）等一系列政策作为科举制度的肇始，经隋唐科举制的正式确立，直至清末废止科举，那么这一制度在中国存续两千余年，几乎与整个封建王朝共始终。“科举取士”主要是一项社会政治制度而非教育制度，是帝国皇权为了维护、延续其统治而发明的一种让居于“四民之首”的士阶层进入统治体系而发明的一套人才选拔制度。无论是唐太宗面对参加进士试的芸芸士子不无骄傲地喊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还是宋太宗直接称科举为“致治之具”，均赤裸裸表明科举是一种皇权统治制度。科举考试的内容，无论是始于汉武帝的“五经”，还是始于元代的“四书”，均为标准化、固定化、统一化的“圣典”，即“古圣先王”治理天下的经验总结。因此，它是一种通过“文化大一统”达成“政治大一统”的社会制度。科举制度通过层层选拔、激烈竞争的方式选出少数获胜的士子进入统治阶层，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流动”方式。由于它是封建王朝产生统治者、维系社会统治的重要机制，因此“科举是传统政治、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科举反过来也导致了教育的彻底工具化——为社会统治和政治服务。读书为考试、考试为获胜的“考试文化”也因此滋生，并蔓延到教育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科举制度已无法应对这一局面，必须做出改变。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所指出：“晚清‘士阶层，无论在政治取向上是渐进的或激进的……他们‘求变、求新的方案，彼此之间虽相去深远，但在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这一具体问题上，却早已得到一致的结论。”在此背景下，科举制度被废止了。

科举制度不复存在，但科举心态和“考试文化”却长久延续，并深深影响今日的教育和社会。

（二）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价值基础

功利主义价值观会让人的物化和工具化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功利主义首先会扭曲教育目的，让教育的目的异化成培养物质利益的追逐者——“物质人格”。爱因斯坦曾说这是“资本主义最大的邪恶”“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深受这种邪恶之害。灌输给学生的是一种过度的竞争态度，学生被训练成崇拜物质的成功，以此作为他未来职业生涯的准备。”短视的“物质人格”会让人迷失精神价值与追求。功利主义还会使教育将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割裂开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求结果，而罔顾过程。为了追求功利化的目的与结果，忽视了手段和过程本身的教育价值，由此导致新的“教育准备说”。杜威针对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准备说”，继卢梭之后于20世纪初重新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说来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教育是“以善致善”的事业，只要保住了儿童的生活，就守住了教育的底线，捍卫了教育的使命。

等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会合，是我国当下教育危机的重要观念与价值论根源。“等级人格”与“物质人格”的相遇使教育目的遭到双重扭曲。“野蛮的教育”与“功利的教育”结合使教育的内在价值不复存在。“为做‘人上人而学”与“为金钱而学”的联袂则使学生的学习负担过于沉重。

（三）應试教育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根源

一切以升学为目的，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的教育，即是“应试教育”。教育行政部门控制或主导一切外部评价，以外部评价为基本手段实现对教育的集中统一管理，由此使“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的行为合法化、常态化、普遍化，这就是“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是这样运作的：首先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分化，运用行政权力赋予不同学校以不同等级，然后再对学生实施行政主导的外部评价，并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分流，最后根据升入“高等级”学校的学生数量多寡对学校实施“绩效”管理。由于以“中考”“高考”为代表的外部评价是行政主导且标准划一的，它是对学生进行分流的主要或唯一依据，学生必须投入其中，这就引起“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大规模竞争，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就变成集权评价体系的必然结果。由于这种考试竞争是大规模、高强度且标准划一的，它会导致学生学习过程的高负荷运作，并由此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应试教育显然是等级主义（学校等级化）与功利主义（“绩效”管理）两种价值观的外部表现和实现机制，这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根源。

三、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策略

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是一个关系民族素质整体提高的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又需要尽快解决、尽快见成效。我国当前教育政策的核心不是在国际学生学业评价中拔得头筹，更不是在国内各级各类学校竞争中成为“一流”，而应该是通过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每一个学生的身体健康与精神自由。所有教育政策的核心都应围绕着把每一个学生从以“中考”“高考”和形形色色的“统考”为核心的外部异化的考试竞争中解救出来，保护起来，让他们过健康、快乐、探究、创造的学习生活。这是当下中国每一个成人的责任。

笔者认为当前最需要做到的是如下三点：

第一，改革外部考试制度，摒弃应试教育。各级政府当务之急是釜底抽薪、改革外部考试制度。仅仅取缔某些校外培训机构只是在做“釜中加水”般的表面工作，于事无补。首先，使中等教育走向综合化，即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融合，让所有职业高中学生拥有与普通高中学生同等升大学的权利。与此同时，实现普通高中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当中等教育走向综合化且实现均衡化，才能保证我国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其次，让外部评价走向专业化。让“高考”由真正的专业教育评价机构来进行，而不是完全由行政部门来主导。再次，归还高等院校（即“学院”与“大学”）应有的招生自主权。唯有如此，高等院校才能独立面向社会和市场，才能自主发展、可持续发展，才能走向特色发展与卓越发展。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学校“内涵发展”。这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就可以集中精力保障各类教育法规的实施，为学校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加强教育立法执法，保障每个学生身心健康。首先，要建立不同年级和学段学生营养与身心健康的国家标准，将之视为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内容之一，保证其实现。每一个儿童，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还是城市随迁子女，均拥有与其他儿童同等的享受身心健康和高质量学习的权利。保障这种健康权和学习权的实现，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任。为做到这一点，可参照与我国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做法，研制我国儿童的“幸福指数”并创造条件使之稳步提高。其次，严禁学校“加班加点”训练学生的做法，保障学生的休息权。要基于“消极自由”（free from）的原则对待学生的节假日，即学生在法定节假日拥有“我不愿做的事情可以不做”的权利，积极倡导节假日“零作业”，归还学生生活和学习的自主权。再次，让学校体育课变成名副其实的核心课程，大力倡导和支持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艺术类学生社团和课外活动。最后，通过立法消除“大班额”现象，例如，每班人数不得超过45人，让学生有空间和条件在班级内活动、交往与生活。

第三，以发展学生的“21世纪素养”为目标，让学生在学校里从事健康、快乐与探究创造的学习生活。每一所学校都需要根据信息时代学生学习与发展的特点与需求，深层次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首先，要以学生核心素养或“21世纪素养”发展为目标，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协作性思维等高级能力。其次，要把知识原初创造、发明的方式转化为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学生的基本学习方式，让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常态从事探究、创造、协作式问题解决等“深度学习”。再次，要让学生在从事“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发展内部动机和内在学习兴趣，不仅学会学习，而且热爱学习。

唯有摒弃应试教育，才能真正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唯有摆脱陈旧、保守的教育价值观和学习方式，学生才能拥有身心健康和精神自由。当每一个学生拥有了个性自由和创造能力，民族复兴就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