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对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进行展开分析。采用文本细读和比较文学的方法，解读胡适对新思潮的理解以及新思潮在中国的实践，顺着胡适的讨论思路，得出自己的阐释。重点就胡适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对新思潮进行评判。

关键词：胡适;新思潮;中国实践

作者简介：王若清（1994-），女，汉，江苏人，新疆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2

胡适，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新思潮的意义》这一作品，原载于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结尾处胡适记录为中华民国 八年十一月一日晨三时。对于胡适的研究很多，其中有再现胡适作为一个自由启蒙者的历史价值的;也有大量传或评注性的著作。但对于《新思潮的意义》这一文章研究不多，对其研究也多在于将这篇文章看作“一个建设新文化的纲领”。我看到的原文收录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基础读本》中。在那个中国比较文学界限并不明朗的时代，张沛将胡适这一篇《新思潮的意义》选入《比较文学基础读本》中，实有一种有意识的比较文学的前瞻性。

一、新思潮的接受手段

胡适写这篇文章目的在于阐释新思潮，他列举了包世杰，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多取法于西方，将自由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主张用渐进的方式实现西方样式的多元政治和民主进程。这一篇《新思潮的意义》很好的凸显了胡适对于新思潮的看法，胡适认为“评判的态度”正是要重新划分事物的好坏，这种看法正是脱胎于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就这样评价胡适：“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胡适就新思潮及其“评判的态度”，提出了两点手段。一是研究问题，包括社会，政治，文学各方面的问题;一是输入学理，包括西洋的种种新思想。胡适认为人一旦开始研究问题，就不能只就问题而言问题，更应从问题的深处进行思考。将思考深入到意义层面，就自然而然需要学理作为对比的范式。以“五四”运动 为界，之前的学理逃不开陈规陋习，之后的则是基本为译介宣传的西方学理。西方学理的输入自然可以对问题的研究起到帮助作用，这里天然有一个先后顺序，中国许多问题诸如胡适提到的“（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 统一问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都是日积月累，更深蒂固的。当陈独秀，鲁迅等人发现这些问题，而已无法从内部解决，取法西方就是一条较有可行性的道路。胡适在研究问题的同时，将输入学理融汇其中，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胡适看来输入学理是中西文化对话的过程，他持有的是怀疑的态度以及“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胡适在新思潮的基础上还主张实干，他认为与其计较研究态度，不如更关注研究问题本身，在研究問题的同时，新思潮既会引起大众的注意，这种潜移默化也能减轻普通人对于吸收学理的抗拒性，“研究问题所以能于短时期中发生很大的效力，正因为研究问题有这几种好处”

胡适将新思潮运动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第一，他认可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历史传承性，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的再生或更生。第二，他重视新文化运动隐含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意义。第三，他注重中国新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相通的一面。”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这一篇文章也体现着“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对应。胡适主张的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都是在西方思想生长于中国土壤的语境下提出的，在他看来，新思潮包括的是以研究中国问题来输入西方学理，并以西方学理来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二、新思潮的对旧有思想的态度

当新思潮进入中国，就需要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产生一个态度，因而得出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应持有怀疑的评判的态度，这与盲从相对立。

而对于反对调和，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也说过：“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反对调和，为了从惰性相反的方向去刺激，就需要对新思潮进行好似全盘接受的吸收。胡适被公认为是一个稳健的学者，他几乎从不偏颇，梁实秋就曾这样评价胡适：“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但这种稳健并不是妥协，反对调和就是最明显的表现。

国故指的是本国固有的学术与文化（多指语言文字、文学、历史等）。胡适认为整理国故便是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最积极的看法。新思潮传入中国，本身就带有一种反传统的意味，而胡适没有选择彻底的反传统，而是立足于文化的原发土壤，通过整理国故来重新评定传统的价值。“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胡适这样的看法是充满科学求真精神的，他的这一选择印证了对于新思潮的早期接收和介绍不是盲目，也不是诸如“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之类的调和物，他希望的是还原中国历史真面目，本意也是为了“再造文明”而服务的。胡适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整理国故的人，在他之前还傅斯年，毛子水等人，整理国故事实上仍是基于西方传入的新思潮。与林纾等复古派提出的“保存国粹”不同，胡适更看重的是积极输入西方学理的同时做出整理国故的实践，无论是“国粹”还是“国渣”都需要科学的评判。虽然“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在本质上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但经过人为地有意混淆，不明真相的群众容易走错方向，带着复古的危险因子。于是后来胡适也就不再提倡整理国故。事实上，对于中国旧有思想，消极的就反对盲从，反对调和，积极的就需要整理国故。而消极和积极都是为了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中西学术融合。

三、新思潮的唯一目的

“新思潮惟一 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胡适认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融汇西方学理重要的途径，也是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再造文明，关键就在一个“造”字，这个“造”字就是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为手段和态度的一点一滴积累的过程。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到再造文明的同时，提到了四次“一点一滴”。可见胡适十分注重过程。输入学理，汲取西方先进文化和理论;整理国故，继承中国内部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吸收和整合，从而形成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是西方的，更是中国的。而这个过程印证了胡适稳健的学风。

再造文明，用同类的语言来解释，可以叫“重构”，“再阐释”等等。但对于个人主义，一开始中国大多数人并不能接受这种价值观，甚至误认为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中国更为根深蒂固的是“君子”，是“大同”。鉴于此，胡适在当时提出整理国故虽在后来受到一些诟病，但与当时还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胡适想要再造的文明，虽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表示得不够明晰，但在他一生的理论践行中，仍然可以大体看出，他提倡的是个性自由意志，充满坚定理想与责任感，如他的《人权与约法》，《易卜生主义》以及《我们走那条路》等等。这个文明本身就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可以归为一国的文明，也可以归为中国走向世界文明的雏形。“此间涉及到 中国文化的再发掘、中西文明的整合。現代文学、现代诗学、现代文化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比较文学理论的新发展，也涉及到 本土性的文化重构与现代主体性的历史建构，涉及到 文学、美学、哲学、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的跨学科整合，也涉及到 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与中国比较学派的发生与发展。”

再造文明是一个中西文化的整合，包括文化反思，文化变异，文化重构等具有系统性的体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掌握两者文化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过程中，胡适有意无意展现了比较文学素养。胡适面对外来文化的渗入，既没有妄自尊大，也没有妄自菲薄，而是冷静的立于中间的立场。胡适前瞻性的抱守着一份“文化自信”，他提出整理国故，基于他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仍有值得保留和发扬光大的部分，只是需要尽心重新评定，还其以真实的面目。胡适自己后来也说：“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两步。”再造文明是最有难度，也是最需要时间来踏实演进的。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偏向问题，也要注意国情问题，还要注意民众的接受问题，更需要明确的做法和行动指南。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创造性的开创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思潮——评判的态度。陈寅恪就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新思潮的意义》被选编于《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就是胡适整合中西文化，有意识运用比较文学的思想为新中国寻找新出路的最好证明。因此，这篇文章不仅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开端的几篇代表文章之一。这篇文章表述了救国的新途径，西方文化的中国运用，中国文化的本土重构，二者融会贯通再造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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