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杰 李祥耀

摘  要：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立足于农民立场，用通俗平易的语言，构建出一个新型的东方农村叙事模式。他的文学叙事具有超越性意义。这对当下的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梳理其文学创新，阐述其文学立场，挖掘其对未来中国文学的意义，思考东方文化振兴和复苏的方向。

关键词：赵树理;农民立场

作者简介：王凤杰，女，1996年生，浙江诸暨人，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中文系学生;李祥耀，男，1978年生，江苏赣榆人，文学博士后，教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2

长期以来，赵树理的小说被普通读者认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化作品，忽略了其在文学艺术上的创新以及划时代的探索意义。在当今面临全面西化危机的中国文坛，如何去寻找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化小说叙事的方式极为重要，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恰恰为此提供了全新的道路指向。本文通过梳理其文学创新，阐述其文学立场，挖掘其农民立场之意义，以此再次肯定赵树理特殊的文学价值，提高他在普通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地位。

一、赵树理的农民立场

赵树理的时代处于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40年代最炙手可热的解放区文学代表。在解放区，改革如火如荼，新思想不断涌入，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赵树理少年时期在农村的生活经验，使他从小熟知农村生活，所以能将心比心地为农民着想，从而更能理解在改革之际，农民心中对新思想的那份困惑。随着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他发觉到了以往的文学和农民群众是脱节的缺陷，自身的农村经验加上政策的宣扬，使他走上了为农民为大众的创作道路。

他曾经说过，“需知道这问题的提出是为大众，不但是想让文学渐渐走进大众，有欣赏能力，并且有创造的可能和机会，使文学变为社会的东西，变成大众，由大众的东西。”[1]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于农民群众的关爱体贴和同情理解，他认识到了如果仍然固执地保持五四以来启蒙者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态度，将永远改变不了农民群众蒙昧的现状。要改变农民，必先走近他们。他认为农民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是可以改造的，就如身上所沾染的尘土，拍一拍就可以蜕变。赵树理从文坛走下来，重新回到农村，走进大众的身边，他曾坦言自己的理想并不是做一个文学家，而是“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花几毛钱就可以在摊子上买到他的作品来阅读。他对自身读者的定位就是普通的农民群众，1943年出版的《小二黑结婚》在农民群众中的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加印了好多册，引发了“赵树理风潮”。

赵树理的写作立场与30年代的左翼作家又是有明显差别的，虽然二者都是刻画农村和农民，但是角度还是不同。左翼作家的小说中，引起情节矛盾，主人公要走向进步之路的原因通常是由于阶级矛盾。如叶紫的《星》，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的阶级压迫对梅春姐的迫害，从此她由一个被践踏的平凡青年妇女，一步步走上了妇女解放的道路，成为农民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主人公身上洋溢的理想主义光辉是受压迫者的呐喊，强烈地表现了阶级矛盾。而赵树理小说中推动故事进程的矛盾点却是出于民俗，如《小二黑结婚》中的矛盾点是因为父母不同意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进而引发的一系列追求婚姻自由、破封建的故事。如《李有才板话》，是因为地主阎恒元明明贪污盗窃，却骗得了“模范村”的荣誉，李有才带领小辈，用快板同他们斗智斗勇的故事。这两个小说的矛盾点全然不像叶紫的《星》那样有昂扬的阶级斗争基调，而是朴实又生活化的，这恰恰能被农民群众所理解。农民群众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阶级矛盾”、“革命”这样的词对他们来说太过于高深，是没办法理解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他并不明白革命是什么，却嘴上总是喊着革命，是因为他只知道喊着革命对他自身利益有好处，所以他就支持革命，实际上他对革命的意义一无所知。赵树理正是抓住了农民的这个特质，所以他的故事矛盾以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事情出发，如婚姻问题、财产问题等，这样的文学才更贴近农民群众，农民朋友才愿意去读，也就自然而然吸收了小说中所蕴藏的进步思想。

二、赵树理农民立场的创作突破

（一）突破五四以来的叙事角度

五四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为了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文学革命运动，他们承担着思想启蒙的重任，以激烈昂扬的姿态全力摆脱旧文学旧思想的束缚。至此，中国文学广泛吸收西方文学思想，倡导白话文写作，与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学彻底决裂，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

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主的作家，开辟了一条以国民性批判为主题的小说道路。他们的创作目的是动摇固守在人们心中的封建思想，以此改革中国，拯救生活在苦难中的民众。这个民众的主体中包括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中生活的主人公——农民，这是中国一个极其特殊重要的群体，他们善良勤恳，却又愚昧奴化。在赵树理出现以前的文学作品里，作家们通常是以俯瞰的姿态来描写农民，而作家们的身份通常是知识分子。如鲁迅，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贵族家庭，后遭遇家庭变故，才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封建思想对于民众深深的毒害，才有了唤醒蒙昧群众的作家理想。“唤醒”一词就注定了他和他笔下的那些农民是处于一种割裂状态的，他试图唤醒他们，试图引领他们，做他们的启蒙者，对他们感到同情和怜悯，却永远不可能和他们站在相同的位置上，与他们对话时思考他们真正的生活需求。

而赵树理则开创了真正为农民而写作的小说。在阅读鲁迅和赵树理的小说作品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两者写作立场的差距。读鲁迅时，是“唉，他们怎么这样”的感慨，而读赵树理时，是“喔，原来他们是这样生活”的理解。从两个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中，可以体会到鲁迅的写作动机是首先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的，为了国家的先进发展，所以要改造蒙味的 愚民。他避开农民的日常生活，把笔墨着重落在描写农民封建落后的思想精神上，他要的是农民的觉悟。可结果却不尽人意，他的书在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阶层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使启蒙思想在中国得到了普遍传播，但是却几乎没有农民愿意看他的書。五四以后整个中国展现出蓬勃新生的反封建图景，在农村却仍旧是一片死寂。赵树理把鲁迅的书给他的父亲看，父亲并不乐意读下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思考农民需要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文学这一命题。

赵树理从小生活在农村，接受着封建思想的教育，他曾经同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愚昧过。若不是日后经受了知识分子的教育，他长大后的生活轨迹也会同普通农民一样，并无差别。所以他才能理解农民，了解他们的精神诉求和合理愿望，并且切身站在农民群众的角度上，迫切地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情况。关心农民的文化境况、信仰价值和行为方式，做农民真正的代言人，从而写出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他对农民的同情不同于五四时期作家们对农民愚昧无知的痛心和怜悯，而是讲述农民因生活环境造成自身固有的特质，摆脱旧习俗的困难，更多的是娓娓道来的教育引导。赵树理突破了五四以来以启蒙者知识分子的高傲姿态写作的叙事角度，创造出一种符合农民趣味，关心农民利益的叙事方式。

（二）语言体式的改变

赵树理曾说，他每当写作的时候，一直不会忘记他的作品是写给农民读者读的，照顾农民群众的鉴赏习惯和审美水平是他小说创作中的关键点。已经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写作了，那么第二点就是寻找一种恰当合适的语言类型和文章体式令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在语言使用上，他采用了近乎口语的文字表达，贴近农民的文化底蕴和接受能力，批判继承民间文学的精华与糟粕。在文章体式上，他采用了传统文学中章回小说的样式，一章一个主题，故事紧密相连，环环相扣，段落整齐，通俗易懂。在叙事视角上，采用的是对整个故事情节结构能全部掌握的全知上帝视角，使看故事的人沉溺其中，迫不及待想要知晓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引人入胜。赵树理语言文字的朴素和小说体式的通俗传统，这种贴近农民生活，宽厚质朴而又简单自然的文风吸引了众多农民群众，在乡村读者里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三、赵树理农民立场的文学价值

（一）对为意识形态而写作进行反思

1958年“大跃进”期间，赵树理创作出《锻炼锻炼》，被批判不够“典型化”，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又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赵树理批判“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位落后的农村妇女，可内含的却是对她们深深的同情。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都是相当激进的，干部们为了实践政策，“不把人当人”的蛮横做法没有人敢说，但是关心农民的赵树理已经发觉了。他拒绝书写“典型化”的“理想主义”作品，以一种微弱的姿态开始反抗这个文学倾向。正是这种在当时被认为跟不上时代的做法，在如今看来，却真正体现了赵树理在文学创作上的价值与意义。他才是那个永远心系农民群众，一心为农民说话的人。他主动放弃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写作，尽管那是犹豫的，不尖锐的，略显退缓的，但是对于他那时的文学地位来说已经是相当艰难的一件事了。没有了40年代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统一的干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的包裹下，赵树理的农民立场才完全显现出来，彰显出赵树理丰富而深沉的人格魅力。

（二）为未来中国文学提供借鉴

中国从揭开现代序幕以来，几乎被西方文化概念中的线性时间发展模式所同化，本民族传统叙事模式被视作一种落后的存在慢慢被抛弃，“安于土地和安于生存变成了一种贫穷和耻辱”[2]，多数人认为描写乡村是展现国家落后一面的可耻行为，是作家和导演们为了获奖而不择手段的方式。当今世界的一切变化太快，人心躁动，人人活在不得不努力的焦虑不安中，从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另一种静谧与安宁成为一种时代任务。

中国农村的未来建设离不开文学的书写，而文学也离不开这样珍贵又独具特色的傳统文化载体，世界也同样需要这样一种非西方文明来调和全面西化造成的危害。而赵树理曾经就构建了这样一种新型的东方农村的叙事模式。在当下，这极具超越性意义，当今作家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很多启示，找到最适合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结合的最佳范例。当前中国文学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不被西方文化侵蚀，能够发扬自身传统文化的文学叙事模式。发掘赵树理文学作品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兼具的文学创作方式，可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极富意义的借鉴。

注释：

[1]1934年赵树理在山西地方刊物上发表《欧化与大众化》。

[2]刘旭.东方循环时间观与东方化叙事建构的可能.当代文坛，2019（03）：13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