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英 钱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批评”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转型（1980-2010）》，项目号：14BZW174。

摘  要：英美“新批评”是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其细读法、悖论、反讽和语境理论最具特色。本文采用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方法，分析莫言《蛙》和《悲惨世界》中两位关键人物荒诞的人生，探讨反讽和悖论叙事对塑造人物的建构作用，进而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国别与时代的文学规律。

关键词：新批评;悖论;《娃》;《悲惨世界》

作者简介：李梅英，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洋，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2

莫言凭借小说《蛙》的艺术成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悲惨世界》是法国十九世纪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之一，二部作品都塑造了类似的典型人物形象——妇科医生万心和警员沙威，二人都本性善良，职业素养极高，具备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信仰，其人生经历却充斥着荒诞和反讽，，对法律权威的盲目坚守使他们陷入身份悖谬的艰难语境，展现出大时代背景中人类共通的普遍生存困境。

一、人物形象的悖论转化

英美新批评派对悖论以精湛的文本细读技巧著称，其中一项重要成就为悖论理论。“悖论是一个在表面逻辑意义上矛盾甚至荒谬的陈述，但它最后却会以某种方式获得合理的解释”[1]，反之亦然。表面上矛盾对立，但最终证明是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蛙》中的医生万心（小说中常用称呼为“姑姑”，以下均采用“姑姑”这一称呼），作为八路军医生的后代，曾是抗日女英雄，也曾是深受当地人敬重的“送子观音”，当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之时，姑姑成为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她那双活人无数的手为无数孕妇采取了强制流产，她在执行国家政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疯狂举动，使得她由备受群众信赖的“送子娘娘”变成了破坏当地人家庭幸福的“妖魔”。在计划生育这样一个大的政策环境下，姑姑这一角色表现出二重性——既是英雄，也是罪人。[2]

沙威这个角色同样具有深刻的二重性。纵观《悲惨世界》全书，沙威并不是卑鄙的人物形象，而是法律权威的代表。沙威正直、善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甫一出场，作者就给他定了性：他是坚决、严肃、铁面无私的，他是沉郁的梦想者，他能屈能伸，有如盲从的信徒。沙威对法律的一腔热忱原本是正面的，但他仇恨罪犯的情感过于强烈，其执法行动的结果不仅危害到改过向善的冉阿让，更直接导致了芳汀的死亡，最终使他产生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二、高度职业操守产生的悖论结局

山东高密东北乡是中国传统农村的典型代表，在鼓勵生育的年代里，姑姑尽忠职守妙手回春，是村里人眼中的“救世主”、“活菩萨”;在计划生育政策展开之后，姑姑仍然坚守着高度的职业道德，作为全乡仅有的两位妇科医生之一，东北乡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广播宣传、发放计生用品、进行男性结扎手术。群众拒绝配合，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姑姑的威信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姑姑同黄秋雅两位单身的医生也因此被污名化为“妒忌别人夫妻恩爱的变态女人”。姑姑从未有退缩。

沙威认出马德兰市长便是当年的苦役犯冉阿让后，并没有对市长趋炎附势掩盖真相，相反，他出于公职人员基本的职业道德告发了冉阿让，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的良知做出的选择。在商马第案件的检察官眼中，他值得所有人的敬重——刚毅、谨严、廉洁，他是一个称职的警察，这是为所有的同侪所公认的。他业务素质极高，一生“只在‘警惕、‘侦察方面下功夫”，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公职人员，把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到公务当中，甚至从来不曾娱乐过。他是一个完人，生活一丝不苟，工作兢兢业业，对职业有着教徒似的热忱，对犯罪分子严惩不贷，从不松懈——即使是他的父亲犯越狱，他也会逮捕，他的母亲犯罪，他也会告发。

姑姑与沙威极高的职业操守与负面的行动结果之间，构成了明显的悖谬冲突。这样“妖魔”式的两个人，其行事初衷和工作方法却都符合“善”的目的性。“善”和“正义”的前提隐含着将带来正面结果的逻辑演绎，但《蛙》和《悲惨世界》却在叙事完成后产生了对立面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典型的悖论叙事对再现人类生存困境和荒谬语境具有重要意义。

三、严格执法的反讽

新批评派中后期主要成员克林斯·布鲁克斯指出：“反讽是用于说明对不协调性认识的最一般术语，这种不协调性遍及所有诗歌，其程度之深远非我们的传统批评所乐见。”[3] 姑姑与沙威的严格执法与法律政策的最终目的之间，出现巨大反差，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作为警察，沙威的职责是与犯罪分子作斗争，除暴安良，维护社会稳定。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犯罪并不能说是纯然的“恶”，它一样具有二重性——罪恶属性和对社会的批判性。[4]恰如雨果在《悲惨世界》序言中提到的，“本世纪”存在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穷困潦倒的冉阿让为生活所迫，为了避免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饿死，他偷了一块面包。仅仅因为这走投无路之时偷得的一块面包，冉阿让被判长达五年的苦役。后来他不满判决多次试图越狱，使得刑期叠加到十九年。

这一块面包导致的十九年苦役彻底改变了冉阿让的人生，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愤，最终在环境面前屈服，丧失了人性，变成了一个阴郁、冷酷的恶人，出狱之后继续做错事：抢劫了打扫烟囱的小童工瑞尔福，盗取收留他的卞福汝主教的银器。冉阿让的错误，起自于法律的量刑过重，继之以沙威的执法过度。

作为法权的直接代表，人格化的法律、光明和真理，沙威在维护着社会秩序、捍卫着绝对真理的时刻，对真正为非作恶的德纳第之流和过失违法的冉阿让发起了无差别攻击。执法过度便难免作恶——在他看来，触犯法律的人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不论他们是何目的，或者有何苦衷——因为他对法律抱有近乎盲目的忠诚。如果说冉阿让的上帝是良心，那么沙威的上帝就是法律。

《蛙》中的姑姑幼年时面对日军的拷打没有动摇过，后来又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高密东北乡的医疗事业，她是天生的妇产科医生，建国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间，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里，每条街道、每条胡同里都留下了她的自行车辙，大多数人家的院子里，都留下了她的脚印。在执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姑姑也始终坚信计划生育是国家政策，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事件。为了搜捕超生者，姑姑“带伤上阵”，不将计划外的孩子扼杀在母腹中，她就寝食难安。面对超生孕妇的哀求，姑姑毫不动容，以至于群众感慨道：“责任心强到了这种程度，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姑姑用近乎疯魔的工作态度表示她的忠诚，她认为个人意志必须服从集体要求，她推行铁腕政策，执行能力之强，让亲人感慨她若是男子，当能上战场指挥行军作战。姑姑被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异化了，她始终是盲目的，没有自我，只是一个政治的传声筒、政策的推进器、“庞大冷酷的机器中一个冷酷、坚硬的革命螺丝钉。”[5]

不难看出，沙威和姑姑这两个典型人物的相似性，在特定环境中，善良的人对自己信仰的事情坚持过度而导致了冲突性毁灭。他们的初衷并不是做坏事，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用力过猛，偏执地将自己的执行力最大化，却遗忘了自己的初衷。这种对法律政策的机械理解，使他们即使伤害了他人、走向了与善的目标相反的方向也不以为意。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他们心中的规则和信念更加重要。

四、身份悖谬的文本语境

沙威在《悲惨世界》里是法权的代言人，遵循的是等級制度下的刑法典籍，不论执行结果如何，他的每一次执法都有据可查。他对法律条文的执念之深，加上对封建等级制度的遵从，导致他出现了“越轨”的行为，沙威的执法人身份与其法律代言人背景语境发生了矛盾。他本人从在主观上认可法律、信仰法律，发展到根据在生活中的见闻进行思辨，最后因目睹冉阿让由逃犯变为悲天悯人的良善人士，沙威开始悔悟并质疑法典的正确性，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他在认清事实之后做出的自我选择，是他的善良被制度扭曲之后人性的回归，也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战胜一切的最终体现。

姑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她推动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她并没有认识到计划生育的意义所在，由于行政话语限制生育，她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反抗国家话语的人类身体作斗争的“革命阵营”。[6]在执行上，姑姑为了达到目的用尽手段，甚至违背了政策的初衷——是提倡而非强制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作为执法者，姑姑完全丧失了个人的思考能力，在她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到一个乡村医生应该有的对生命的怜悯，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体自主性，没有反思意识的、‘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完全政治化、符号化的，政策执行的工具化的人物。”[7]

两部作品的结局，人物都意识到了错误，进行了忏悔。姑姑开始捏泥娃娃，为她在计划生育期间戕害的几千个婴儿赎罪。沙威则被曾经的罪犯冉阿让感动，意识到法典不能永远正确评判一切，而庄严崇高的法庭判决，也可能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当他所代表的法律被真切的现实所否定，整个世界乃至宇宙在他心中只剩下一个丑恶的轮廓，他自己，作为一个以法权作为唯一准则的警察已经战败，被这个“丑恶的轮廓”打翻在地爬不起来了，于是举身投入了塞纳河，用一个优秀警察的生命殉了他坚守一生的至高无上的法律——讽刺的是在自杀前他还尽职尽责地写了10个工作建议。执法者的信念在现实中演化出悖谬的结果，政策法规的目的性对执法者产生了强大的语境压力，合目的性的宽广外延与姑姑沙威代表的狭窄的执法内涵形成了语境悖谬。《蛙》的最后，莫言安排了姑姑自杀又被救下的情节后，并借蝌蚪之口说“您这样的人是不死的”，意味深长，道出了人类社会的荒诞与讽刺不会轻易消失，或许如萨特所说，存在本身即是困境。

参考文献：

[1]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第7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p.200.

[2]吴义勤. 原罪与救赎——读莫言长篇小说《蛙》[J].北京：长篇小说选刊.2010（07）：190.

[3]Cleanth Brooks，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lifornia Press，1939，pp.35-36.

[4]张汉卿.试论沙威形象的二重性[J].世界文学评论，2008（02）：105.

[5]管笑笑.发展的悲剧和未完成的救赎——论莫言《蛙》[J].南方文坛.2011（02）：71.

[6]常凌.民间身体的现代生育——《蛙》的身体政治学解读[J].文艺争鸣.2011（09）：171.

[7]范建华.中国人生存状态和精神变迁的标本——莫言新作《蛙》中姑姑形象的分析[J].名作欣赏.2010（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