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欣

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军事及相关领域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使命同战争与和平、合作与较量密切相关，既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更着力塑造大的战略态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军事外交一直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敌我斗争形势尖锐、国家安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成为对外加强国家军事安全合作、抵御威胁侵略的重要方式。军事外交促成的军援军贸、技术引进、军事培训、装备研发等合作，帮助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提升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能力，提高了装备水平和军事实力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军逐渐走出建设相对封闭、交流相对有限的局面，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在逐渐成型的新国际秩序观和安全理念指引下，军事外交不再聚焦于意识形态、敌我矛盾和革命导向，其逻辑起点被重置于现实国家利益需求之上，并通过参与国际组织、融入国际制度而大幅拓展，实现了深度变革。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等指导下，围绕国家安全统一、“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目标，军事外交的新格局破茧而出，突出表现在全球性地域特征更加显著，“走出去”战略姿态更加自信，全域合作内涵更加丰富，实践合作平台更加宽广，在塑造有利于我国的安全态势、争夺安全话语主动权、参与全球安全治理、遏制安全风险等方面的作用更趋显著，有力配合强化了军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军事外交争夺更趋激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海外安全需求出现在哪里，我们的军事外交就必须跟进到哪里。但是，基于社会主义强国、新兴大国这样的身份，在可预见的中长期时空范畴内，中国的军事外交必然面临多维度的挑战。从大国战略博弈角度看，美国处心积虑地针对中国布局其海外军事合作，试图拉拢更多国家加入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并牵动日、印、澳等盟国的军事活动向中国的敏感区域和敏感问题聚集、延伸。从意识形态较量的角度看，新一波“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论”“科技冷战论”折射出冷战思维和西方中心思想，“颜色革命”“政权颠覆”阴魂不散。从战略传播看，强敌对手借助话语霸权，给某些民族问题、南海争端、香港动乱等乱贴“自由”“民主”标签，蓄意抹黑丑化中国。从技术攻防态势看，西方国家利用技术霸权优势，深度渗透国际舆论和个人社交网络，在媒体平台推送和制造攻击中国军事活动的负面信息，并刻意过滤和压制不同声音，言论自由“双重标准”路人皆知。这些都已成为我国的军事外交工作能否达到预期成效面临的挑战。

莫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雄厚的综合实力是推动军事外交的根本基础，和平的外交方略是军事外交生命力的重要保证。近年来，我军积极参与亚丁湾护航、组建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安全合作、举办北京—香山论坛，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等场合与他国错误言论激烈交锋，传播“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为地区或国际社会提供了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安全产品，让更多国家分享到和平与发展“红利”。这不仅赢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肯定，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权益，也确保军事外交工作得以不断破解外部压力、规避西方设置的权力和道义陷阱。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着眼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军事外交工作必须坚持持续创新前推，尤其要在理念上从融入参与向主动塑造前移，重心上從友好协作向遏制冲突前移，布局上从周边地域向海外利益区前移。理论和实践证明，中国的军事外交战略策略，体现了中华民族“亲诚惠容”的文化精髓，传递了“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展现了“兼济天下”的大国责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由大向强，走的不是西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老路，军事外交也不是实现国家狭隘安全利益的炮舰工具，而是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努力破解信任赤字、破解和平赤字，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推动构建更大范围和平发展环境的建设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