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八年，院线上映了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点映那个午后，坐在影院里，冷气开得很足，屏幕上，千寻和白龙在花丛边的镜头，无脸男一个人站在桥边的镜头，千寻和无脸男坐在电车上的镜头，重叠了多年前的记忆与半生人世悲欢，周围的世界静默无声，我同样静默无声地泪流满面。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究竟怎样的人生算是找到了自我，或者说怎样才算是没有失去自我？内心的爱与善良，黑暗和脆弱，都是宿命吧。爱是短暂的陪伴，漫长强烈的孤独，才是永恒。多少人渴望一种真正有灵魂的生活，又都习惯了躲在面具背后。从少年时代的童话梦想，到青春时代的远大理想，再到理想破灭，中年心态慢慢浮现，我们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本期讨论胡学文《你去过康巴诺尔吗》（《芒种》2019年5期）和李修文《我亦逢场作戏人》（《天涯》2019年3期）。两篇小说在思考和追问的方向上，有着内在的契合点，究竟怎样活着，这真是一个最根本的命题。胡学文和李修文选择的视角不同，人物处境和性格不同，带给我们的感受，却有着相似的心理和情感共鸣。

一、  遗鸥的天堂与花鼓戏的末路

《你去过康巴诺尔吗》和《我亦逢场作戏人》写的都是濒危的事物。遗鸥和花鼓戏，大自然和非物质文化，小说选取的点没有什么不寻常，不平常的是对应的人与情感。胡学文把遗鸥与表妹作为精神同构，表达美而纯净的事物总是被污泥浊水的尘世所不容;同时把遗鸥与秃鹫作为彼此镜像，大自然中的遗鸥，有着遗世独立的美;城市里的秃鹫，则专门吞噬那些肮脏腐烂，与黑暗罪恶融为一体。李修文把花鼓戏代表的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并置，传统民间文化日渐衰落，民间伦理也在不断瓦解之中，袖手旁观客与逢场作戏人，是社会生态的一个侧面，也是作家内心忧虑所在。

1. 遗鸥与表妹

遗鸥和表妹，前者是濒危物种，后者有着珍稀个性。康巴诺尔，蒙语意即美丽的湖泊。“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内栖息着一种鸥鸟，被命名只有70余年，但人类真正认识它却还不到30年。命名者或许带有相识恨晚的愧意而为它取名作“遗鸥”。遗鸥（学名：Larus relictus）是鸥科鸥属濒危候鸟，中型水禽，体长为40厘米左右。成鸟夏羽：整个头部深棕褐色至黑色，上沿达后颈，下沿至下喉及前颈，深棕褐色由前向后逐渐过渡成纯黑色，与白色颈部相衔接。遗鸥栖息于海拔1200-1500m的沙漠咸水湖和碱水湖中，繁殖期在5月初至7月初，杂食性。遗鸥是“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的精灵，同时也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之一，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康巴诺尔湖心岛栖息繁衍的遗鸥达7000多只，占全世界遗鸥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堪称遗鸥天堂。

表妹吴真真，爱恨分明，对周围看不惯的人与事绝不宽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敢于惨烈而绝不妥协的坚持与对抗，这让她看起来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无论是父母家、表哥家、职场，都排斥她，她对抗的几乎是整个社会。舅舅是村里的一把手，土皇帝，全村都管得服服帖帖，只有表妹完全不服他管教。大学毕业时，男友提出分手，她割腕自杀未遂。不断求职，不断失业，因为老板不尊重员工，以跳楼表达愤怒;因为主管色眯眯地盯着她，把茶杯摔向墙壁;因为举报食堂卖黑心肉，被校长炒鱿鱼;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是五星级酒店办公室秘书。感情上：爱上老板，老板不同意离婚，她以跳楼威胁，老板给了二十万，被她抛洒楼下;因为同情爱上张猛，又因为张猛和家人都畏惧她的强势，二人以分手告终;看起来最像恋爱的是和江夏老师，去大雁塔朗诵江夏的诗歌，因为一把伞，表妹和店主动了手，面对店主讹诈，江夏忍气吞声，表妹愤而反击，最终分手。主任说到烧烤遗鸥，本来是个玩笑，表妹不依不饶，主任也不甘示弱，表妹纵身投湖，小说戛然而止。

2. 花鼓戏与桃园三结义

《我亦逢场作戏人》通篇强调一副对联，无非是世相感怀。袖手旁观客、逢场作戏人的确很多，追溯起来，涉及到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建构，小说感怀的点不是那些把生活当成表演的人，而是有时候这种表演是被迫的。作为一个唱花鼓戏的，“我”不甘心像乞丐一样依靠哭哭啼啼混口饭吃，自己写戏，拍戏，演戏，从备受欢迎，到没有观众难以为继，这是时代变迁的一个小小缩影。乡村的年轻人大都进城了，城市有日新月异的娱乐方式，而生活，始终是艰辛的。我想尽一切办法打工，干过很多工作，依旧没有能力给妻子想要的生活。虽然对于妻子的选择不能理解，仍旧愿意帮助她实现嫁给老板的心愿。被黑社会欺压，被命运嘲弄，作为社会底层的打工者，面对手无寸铁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和生活对抗，只剩下内心的善良，对待兄弟的义气，是对逢场作戏的反讽。小说选取桃园三结义人生历程中的几个转折点，各自的人生，交汇的路口，从为了生活分道扬镳，到因为死亡重新团聚，人物的经历和心理都获得立体化呈现。

人生如戏，保持初心，保持自我，真的很难。很少有人会选择以决绝的死亡来对抗这个世界，世界上的物种消失了很多，那些我们珍爱的东西，每天都在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遗鸥，还有表妹，皎皎者易污，太干净的人，很难活下去。这个世界污浊混沌，大多数人都活得将就凑合。小说在比对中强化了自我的价值，在污浊中突显了清洁，在冷漠里写出了温暖的光亮。

二、人物情绪的边缘很锋利

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简单的概括并不能说明问题，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明星，作家，普通人，完全可能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写出不同样态的生活，写出以各种姿态活着的人，既能写出生活表面的万千色调，也能写出个体命运最幽深的内里，作家们也都在思考和努力。我们看到太多同质化的写作，太多自欺欺人的逃避，所以读到这两篇小说的时候，不仅表妹和关二哥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我”和主任，大哥和三弟，情人和毒品，都意味丰富。

1.吞噬者的隐喻

秃鹫与遗鸥是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我与表妹是不同人生的选择。我与大多数人一样，面对生活谈不上自己的原则，利益面前，并没有什么所谓正义。表妹是不妥协的典型，对抗一切她不能容忍的邪恶、暴力和虚伪贪婪。一尘不染的康巴诺尔湖与各种负面新闻的城市，形成了这个时代之镜的两面。康巴诺尔湖这个远离喧嚣的人间天堂，是以城市生活对立面被标记出来的，就像梭罗的瓦尔登湖，作为物质主义的反面，自然乌托邦为生命中心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能和理论支撑。另一面，城市中冷漠的人性，藏匿的罪恶，是后工业时代一切都可以被批量生产，都可以被标上价格的工具理性泛滥。烧烤遗鸥不是煞风景，是野蛮。这一激怒表妹的场景，主任的挑衅，表妹的回应，我的焦虑，小刘的置身事外，是小社会的聚焦，不是一个人，不是一句话，是社会生态的舞台化，是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冲突。“我”作为报社记者，心里并不是没有是非，却总是让位于现实的利益。 “我”在报社工作，写稿子，有人提供线索，发现问题，写成新闻，等着花钱收买，美其名曰创新奖。我的笔名老秃，秃鹫喜欢腐烂的肉，我内心深感厌恶，又忍不住去追逐。主任是秃鹫之王。我撞见主任和情人那一幕是小说情节的一个绳扣，我想办法弥合与主任的裂痕，才會有后面的情节走向。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真实，膝盖骨说碎就碎。主任带着情人，“我”带着表妹，去了康巴诺尔湖。小说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体现出作家的用心和能力。表妹的情绪比较直接，我的心理则处理得更富有张力，似乎矛盾心理的延长线必然是和表妹的情感纠葛，最后一跳姿态优美，成为绝响。叙事本身富有饱满的生命力，两个人静默里的紧张，夸张的肢体语言，掩饰的都是内心真实。

2.表演者的象征

李修文笔下，众生都是表演，都是旁观。冷漠，欺骗，背弃，比起真诚，付出和牺牲，显然容易得多。小说中，“我”是讲述者，唱花鼓戏出身，从小学戏。后来喜欢看戏的人很少了，自己拉了两个兄弟，创作了《桃园三结义》，不想唱讨饭的戏，《桃园三结义》唱了有一段日子。后来渐渐地没人看戏了。到后来终究唱不下去，兄弟抱头痛哭，各找各的活路。摆摊卖水果，刮风下雨忍饥受冻，直到水果批发市场租了摊位。后来城里大哥看中市场摊位，“我”被打成脑震荡，债台高筑。大哥三弟袖手旁观。从此，“我”扮演秦香莲，到处哭诉告状，差点被打死。黑社会大哥在扫黑行动中，被车撞得半死，我才得以从阴影笼罩中解脱。媳妇和我离婚了。“我”到处流浪，干了很多工作，前妻要求我帮她嫁给老板，虽然内心特别难过，还是尽力去帮忙，直到成功举行婚礼。大哥和三弟吸毒，落魄，变成了乞丐和混混。三兄弟一生都在自己的角色里表演，演着演着就找不回自己了。

两篇小说都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另一面，两篇小说的叙事人，一个是心在逃逸，一个是身在浪迹。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社会底层。分裂的自我，都有着难以愈合的创伤。一篇小说能否打动读者，有一些决定性要素，既要有扎实的客观现实生活基础，也要有独特的主觀空间。小说叙事主旨是确定的，人物的精神走向也是清晰的， 我们仍旧会被打动，是因为对人的处境的关怀里，有我们自己的影像。因为精神上的特异性，和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色差和距离感，我们会在故事之外更认真思考人物所担负的叙事使命。

三、死亡的反复出现

佩索阿说：写作就是失去自我，但每个人都会失去自我，因为一切都会失去。虽然这样说很残忍，但也许这就是真相。只不过在失去的过程中，我们依旧可以留下自己不想失去的那部分自我。这个世界很荒诞，荒诞感环绕着我们，如同空气。当这种荒诞成为常态，就不会被意识到。就像老板言而无信，上级性骚扰，记者被收买，食堂卖黑心肉，被所爱的人欺骗，每天都在发生，就像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我们以为自己被伤害得面目全非，其实毫发无损，甚至和小说中的我一样，乐在其中，有时候甚至沾沾自喜自鸣得意。面对生活的伤害，要么接受，要么反抗，病态人生的结局不是和世界断裂，就是自行康复。

1. 死亡让原本体面的生活看起来无比苟且

死亡改变了存在的方式，赋予存在以意义，或是取消存在的价值。表妹轻易选择割腕，跳楼，跳湖，那么，肯定还是要追问一下，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想成为我们自己，死亡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表妹的刚烈，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生存，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更为明显。这种对生的反射，与生存的相互渗透，在缺少光亮的世俗空间中，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2. 死亡让孤寒的生存显出一丝温暖

“桃园三结义”的兄弟，死了，或者快要死了，死亡就像一个又一个休止符，不断改写着彼此的人生。小说主人公试图完成的是自我身份消解。只要你想把日子过下去，就得做一件事，那就是把“我”从身体里请出去，丢掉，看自己就像看别人，看畜生就像看菩萨。“我”字不除，去哪里都是苦。挨揍，被撞，都是自己，而我成了我的旁观者。“我”分裂为观众和演员，直到得了胃癌。而那一个“我”，终究还在，我并没有做到完全背弃自我。大哥和三弟染上了毒瘾，我照顾他们两个，直到三弟死掉，直到大哥也快死了，大哥死了，我也就快死了。你看那片雪，它生也不是，死也不是，你叫他如何是好呢。这里的死亡凝结活着的艰辛历程，活着的分崩离析，死亡的身心合一，在漫天大雪里，温暖一点一滴回到冰冷的躯体和心灵之中。

小说结尾：“那是一条通往我学习的师傅家的路，路的两边都栽满了柳树，柳树背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棉田，春天一来，那些不知道名字的花，开得到处都是。只要走在那条路上，一切就都没有开始，一切就都还来得及。柳树，棉田，全世界，我们相亲相爱，你不用推开我，我也不用推开你。”这段文字真是又温暖又凄凉。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这两篇小说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简介】张艳梅，1971年生，山东理工大学教授。著有《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生态批评》等。曾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