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利成

“聂耳”名字的由来

1935年7月17日，《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1912—1935），在日本鹄沼海水浴场游泳时意外身亡，年仅24岁。消息传至国内，电影、音乐、文化等各界人士无不震惊、痛悼。

聂耳，原名聂守信，字紫艺。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参加滇军朱培德所招的“学生军”，经广东、湖北、湖南到上海。

1931年4月，他被独具慧眼的黎锦晖看中，得以与薛玲仙、王人美、黎莉莉、胡笳等明星同班学习。当时他的名字叫聂紫艺。大家初称他为“孽子”，后因他的耳朵非常灵，听音准，故而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

一天，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罗明佑过生日，也是演艺界的一个同乐会。当晚，明月歌舞团推举聂紫艺上台祝词。他自编的祝词，甚为风趣幽默，让在场的观众无不捧腹。第二天，明日歌舞团收到了一篮鲜花和几样珍贵的小礼物，题款为：“聂耳博士惠存 罗明佑敬赠。”聂紫艺说：“我本来已有三只耳朵了，大家硬要再送我一只，我只好收下了。”从此，他便更名为聂耳。

聂耳极具音乐天才，在明月歌舞团进步神速，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歌曲。1932年4月，聂耳加入左翼剧联及其剧评小组。一·二八的炮火更是惊醒了他。于是常以“黑天使”的笔名在《时报》上撰写评论。后来他脱离了明月歌舞团。

1933年，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他来到北平，曾投考北平艺术学院，未获考取，遂改师从俄国音乐家托洛夫学习。三个月后，经影星金焰的介绍，聂耳进入联华公司一厂工作。他注重收集现实生活中的创作素材，打桩工人、码头工人的号子，时常縈绕在他的耳畔，自然地迸发出来。于是《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就这样诞生了。这两首歌得到百代公司音乐主任任光的赏识，迅速出版了唱片。这是聂耳成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新音乐的第一声。

伴随着帝国主义侵华的炮火，聂耳又创作出一系列极具时代特色的作品。《大路歌》《开路先锋歌》第一次唱出了中国工人阶级不怕困难勇敢向前的斗争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发出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吼声。他的歌曲像钢铁一样发出铿锵的音调，带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怒，刺激了国人沉闷的内心，变成了惊天动地的呐喊，迅速唱遍全国。聂耳的名字前遂被冠以“前进作曲家”“时代的歌手”“中国新音乐的奠基人”。

溺亡于日本海滨

1934年，随着上海政治局势的日益恶化，热血沸腾的艺人们也只好像当年影片《逃亡》一样四处逃亡。为继续深造，也为躲避严酷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聂耳决定先去日本，然后再赴法、德、俄等国研究音乐，预定七八年后归国，以期在中国音乐界做出更大贡献。

因其兄侨居日本大阪，聂耳故于1935年4月15日先做日本之行。抵日后，寄居兄家潜心研究日本歌曲，并曾往日本各地游历。同年7月中旬，应友人之邀赴东京都参加“新协”音乐会。17日，聂耳做公开演奏，颇受欢迎，并应邀参加主办方宴会，食酒不少。午后宴毕，偕滨田宏子、李相南等友人同往横滨之神奈川县藤泽町鹄沼海滨浴场，因聂耳不谙游泳，入水后，“偶一不慎，致为巨浪所卷，逐流东去，不复归来”。据同游者称“聂自入水后未曾浮起”，在海边寻找约三小时无果，随即报警。18日上午，接到日本警察通知，聂守信（聂耳在日本用此名）已被打捞上来，经法医检验，系溺水身亡。

日本各大报均报道了聂耳逝世的消息，时在东京的一些留学生和进步华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聂耳的善后事宜，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赴现场收领遗体，在日本火化后带回中国。运回国后，暂时寄存在上海，并通知聂耳的哥哥前来。后由聂叙伦将骨灰带回昆明，安葬于西山。

因聂耳的遗体打捞上来时，有“七窍流血，厥状可怖”的现象。因此，中国留学生方面对聂耳之死是否溺毙曾产生质疑。剧作家郑伯奇曾在《悼聂耳先生》一文提出疑问：“虽说是在太平洋的边上，鹄沼去江之岛并不远，交通又很便利，平常去游览的人就不少，况且现在正当炎暑，海浴的人一定更多，难道大浪涌来的时候，他就不避？他回避不及也就没有人救吗？道路传闻，说他的尸身留有血迹，因此，便有人推想到谋害，谋害在警察制度严密的日本，事件似乎不是这样容易完结的。这大约是痛悼之余的一种空想吧！那么，也许水中有什么毒虫，他不幸而做了无名的牺牲了吗？”郭沫若先生为聂耳撰写的碑文时也曾写道：“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噩耗传来，各界痛悼

聂耳意外逝世的消息传至国内，电影、音乐两界人士无不同声惋惜，郭沫若、田汉、冼星海、夏衍、赵丹、蔡楚生、沈西苓、陈波儿、黎锦晖等近百位文艺界人士，在报刊发表追思文章、诗歌，近百位社会名流发起组织聂耳追悼会，1935年8月16日，电通公司率先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了第一场追悼会。

是日上午8时许，金城大戏院楼上楼下1600余个座位即告客满，不得入门在门口翘首以待者、在戏院外逡巡者亦达数百人。金城声明在先，不得悬挂挽联等物，故追悼会现场布置甚为简单：台上在那棕色的丝绒幕前，高高地悬挂着聂耳的遗像，他的脸上“流露着丰富神情感的青年，奕奕的目光，扫射着在场数千的来宾”。遗像上方是一幅竹布横额，上书“上海各界追悼时代乐曲作者聂耳先生”，下面堆满了花圈，四缘缀以鲜花，此外即无他物。

追悼会筹委会公推明星公司周剑云为主席。他在报告中称：“今年三大艺人之死（阮玲玉、郑正秋和聂耳），实在让中国电影界遭受重大打击。我们民族前途的危险是一个困苦艰难的时代，我们都是负担这样重大责任的人”。著名演员施超宣读祭文后，沉痛的哀乐响起，与会人员全体起立，向聂耳遗像行三鞠躬礼。各公司所送花圈均由其主祭人献奉，继由数人先后登台演说，多为介绍聂耳生平略历和作曲成就。孙师毅还宣读了聂耳的遗产报告，报告称聂耳在百代、胜利两家唱片公司均有未收版权，艺华也尚欠其作曲费。

演说毕，开始演奏聂耳遗作，为以存真，均觅原唱人演唱：龚秋霞唱《卖报歌》，陈娟娟唱《小小猫》，王莹唱《凯歌》，胡萍唱《牧羊女》。《新女性》主题歌原为阮玲玉演唱，但因其同年自杀而只得请他人代唱。也有一些明星因故未到，于是，金焰的《大路歌》《开路先锋》，陈波儿的《毕业歌》，王人美的《铁蹄下的歌女》等蜚声一时之歌，均以唱片代唱。

1936年，上海电影、音乐、文艺各界人士，筹备在聂耳逝世一周年再次召开追悼会，并演唱他的遗作，以示纪念。因共舞台主人张善琨是新华影片公司的老板，与电影界颇有渊源，遂定在共舞台召开。但到了那天，法租界巡捕房卻突然给共舞台送信称，在15个发起团体中，有一个团体曾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过民众歌咏大会，而受到华界警务当局禁止。于是，追悼会未能如期举行。7月26日，聂耳追悼会终于在上海环龙路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各社会团体400余人出席。主席宣布开会后，默哀三分钟，继由生前友人报告聂耳生平，并有数人做激昂演说，歌唱由聂耳生前挚友吕骥作曲《聂耳挽歌》和聂耳遗作等数十首歌曲。最后还演唱了《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其他作曲家所作的前进歌曲。歌声雄壮，响彻云霄，歌唱者精神激动，许多人不禁潸然泪下。法租界大批探捕一直在会场严密监视，但终于没有干涉。

1937年7月18日，聂耳逝世两周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歌曲作者协会、艺社等团体，在上海大戏院举行了一场追悼会，参加者1000余人。主席团提议：将聂耳逝世日作为中国音乐节，当时全体举手通过。仪式后，演唱了聂耳遗作，最后台上台下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连唱了三遍，雄壮激昂，惊天动地，在场监视的特务们听后无不胆颤心惊。

此后，每年的聂耳祭日前后，总有各界人士发表文章，追悼这位“不是关闭在艺术之宫、而是活在人民大众心坎里的歌手”。他的精神不死，歌声永存。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