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真相需要语言去呈现，无需语言包装;真相需要学科去澄清与保护，无需学科去渲染与放大;真相需要直面客观真实，并有赖于符合逻辑的推理，未必要有习惯性的、刻意的文化提升。曾侯乙编钟的音乐学研究经历了四个十年，饱尝了无数心酸，也收获了丰硕成果。这40年只是学术探索征途的一个阶段，或说第一个40年。其间很多谜题先后揭开，也有一些探讨被迫搁置;很多认识猛然颠覆，也有一些问题选择了回避;礼崩乐坏的政治导向的认识问题;乐律协同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钟乐传播及传承特征问题等，它们都是未来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这恰恰符合学术研究的普遍规律。

曾侯乙编钟（以下简称“曾钟”）对音乐学界的震动是巨大的，关乎由点及面、由代及程、由现象及本质、由管窥及广览、由个案及学科、由史象及史规等多个方面与多个维度。在真相面前，语言可能显得苍白，然真实而准确的语言又是真相呈现的重要工具或途径。所以，语言运用时的克制与探索真相时的敬畏是钟乐探索的前提和基础。关于钟乐，我们知多少及还有多少未知呢？本文拟从五方面回顾，期待下一个40年有更大、更多的发现！

一、由点及面

曾钟自1978年出土以来，音乐学家们对钟乐的关注与研究表现出很多思路，而学界总体上遵循着纵向拉伸、横向拓展的探索态势。2012年10月在苏州-北京举行了第八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年会暨第四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年会，王子初、朱国伟、王希丹等为大会编著了《中国音乐考古80年》与《中国音乐考古80年要文总目》①，在总目的“研究篇”中编者们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将音乐学界在1976年—2011年期间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的绝大部分音乐考古学文章做了收集。如果从曾钟发掘时间算起，选取“总篇数”“曾钟及曾侯乙墓乐器的研究”“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的探讨”“贾湖骨笛的研究”“学位论文专题研究”“曾钟及曾侯乙墓乐器占比”“其他研究”共7项内容作为分析指标，便可看出曾钟与中国音乐考古学发展的关系。贾湖骨笛是曾钟之后另一个给学界产生了巨震的考古发现，它有理由作为重要指标代表曾侯乙墓音乐器物以外的音乐考古材料来考察其关注度。将研究论文的数量按6项指标依次统计，便可以下表呈现出来。

从表中数据反映出如下特点（图表见后）：

第一，学术界对曾钟及曾侯乙墓其他音乐器物的关注总体未间断，一直保持着其他音乐考古资料无法比拟的优势。贾湖骨笛发现不久有黄翔鹏、吴钊、童忠良等学者做过研究，但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主要发生在1999—2006年之间，只有曾钟的研究形成一条清晰的线条，牢牢地嵌入到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程中。

第二，以曾钟研究为出发点，在音乐考古研究成果总量较少的前期，曾钟明显是关注的核心。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对曾钟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音乐考古研究成果总量明显增加，却没有出现可以替代曾钟的另一个研究中心，这意味着在曾钟研究的影响下，学术界对音乐考古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包括材料对象及理论方法等。

第四，顺着曾钟研究的线索推进可发现，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依次出现了第二、三条成果数量可观且也是未曾间断的线条，它们是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与学位论文专题研究。

第五，从文化研究角度看，曾钟的研究让学术界了解到曾国与楚国的音乐文化，西周礼乐文化及各诸侯文化的变迁，礼乐文化域外传播及其难以辐射的周边特色文化，乃至触及到先秦礼乐并扩及中华礼乐。

二、由代及程

如果将曾钟出土至今的时间分为四个十年，第一个十年音乐学家们的研究主要围绕曾钟与曾侯乙墓其他出土乐器（特别是编磬）展开;第二个十年开始对周代乐钟以及周代乐钟以外的乐器进行探索;第三个十年拓展至商周秦汉乐钟的探索的同时，开始对古代乐器与音乐图像展开研究;第四个十年在全面进行古乐器与音乐图像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大批关于类型或国别或区域的整体探讨与专题研究。

1.1978—1988年

在第一个十年期间，研究主要围绕曾钟磬铭文展开，可称为曾侯乙编钟铭文的解读期。以黄翔鹏、裘锡圭、李家浩、李纯一、童忠良、杨匡民、冯光生、郑荣达、崔宪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奠定了早期研究的基础和传统，如《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曾侯乙编钟的三度关系——兼论中西乐律若干问题的比较》《曾侯乙编钟宫调关系浅析》《曾侯乙编磬“间音”新解与编列研究》《曾侯乙墓编磬铭文初研》等。李纯一、黄翔鹏分别在1982—1983年发表了具有学科意义的论文《音乐考古与古代音乐史》和《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中的作用》，进而在1986—1987年李纯一、牛龙菲、秦序、艾夫先后撰文呼吁音乐考古学的建设。这些关于学科的思考均与曾钟有着密切的关系。

2.1989—1998年

在第二个十年期间，研究视野由对曾钟及曾侯乙墓音乐器物大幅度拓宽，大量的关于周代乐钟以及周代乐钟以外乐器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曾钟及曾侯乙墓音乐器物在总篇数中的比例下降，其他乐钟研究的比例上升。以李纯一、王子初、方建军、崔宪、修海林、李幼平、秦序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如《“     ”钟每钟两音音名与阶名的乐律学分析》《曾侯乙墓编钟音律的探讨》《关于曾侯乙墓编钟钮钟音乐性能的浅见》《晋侯苏编钟的音乐学研究》等。从1989年開始，学术界对于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关注从未间断。当然还有类似《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的早期研究贾湖骨笛的成果和《先商和商代埙的类型与音列》研究埙的成果。

3.1999—2008年

在第三个十年期间，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包括商周秦汉乐钟、商周秦汉乐钟以外的古乐器、音乐图像三大部分，吸引着一大批学者参与其中。曾钟及曾侯乙墓音乐器物在总篇数中的比例再度下降，其他音乐考古材料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比例上升。如《论宁乡商铙一脉相承的乐学内涵》《繁盛期青铜乐钟的编列研究》《青铜钟镈起源研究》《周代编钟的双音技术及应用》《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王孙诰编钟乐律学分析》《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钟研究》《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等，属于第一部分商调秦汉乐种的研究成果自然最多。

第二部分是关于商周秦汉乐钟以外的古乐器研究的成果，如《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石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研究》《山西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调查与测音分析》《宋、元、明琵琶图像考――琵琶乐器汉化过程的图像分析》等。还有萧兴华、张居中、王昌燧、陈通、戴念祖、郑祖襄、陈其射、徐荣坤等学者对贾湖骨笛的研究。

第三部分是关于音乐图像研究的成果，如《论早期敦煌壁画音乐艺术》《龟兹壁画所见古乐器的源与流》《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等。

至此，中国音乐考古学目前所涵盖的所有材料均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而且随着学科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大量关于类型或国别或区域的整体探讨与专题研究成果以学位论文形式先后涌现，大大充实了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成果。

4.2009—2018年

在第四个十年期间，学者们继续推出商周秦汉乐钟以外的古乐器与音乐图像两大领域的探索，但关于类型或国别或区域的整体探讨与专题研究已成为最系统甚至最有深度的成果。承接上个十年打下的人才培养的良好局面与优良传统，研究思维上层层序进、薪火相传。按2012年的统计②，“全国有二十余所音乐院校在硕士层面开设音乐考古学课程，目前每年以该方向毕业或选择该领域材料进行研究的硕士和博士在二十人以上，已毕业的硕博人数逾五十人。”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得以长期发展的希望，更是中国音乐史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在《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崔宪，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之后，出现一大批围绕编悬礼乐展开探讨的博士论文。

转眼间，从曾侯乙编钟的音乐学研究出发，我们已经走过了表现为四个阶段的40年了。如果我们将这40年定义为曾侯乙编钟学术研究的一个时代的话，它应该是第一个时代，是关于钟乐研究历程的第一个40年。对一事物的认识会因客观条件、环境、水平及人等诸多因素逐步深入且永无止境，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曾钟的音乐学认识只是几代学人走过了第一步，未来的认识会随着思维的不断开启、科技的进步、物质条件的改善甚至不乏许多偶然因素的出现而无限延伸。

三、由现象及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钟乐文化诸多方面给学界的启示，其中尤以编钟音乐本体的研究吸引了学者们的兴趣，原因在于曾钟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逻辑体系与概念体系，于是一次长达40年的、较大规模的编钟音列现象及其实践能力的分析，进而洞察其背后数理逻辑的研究工作就此展开。

1.曾钟的音列与数理

从既往成果及其研究方法来看，探讨编钟音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即铭文中的音列问题、测音数据中的音列问题、文化中的音列问题及设计特性中的音列问题。追索编钟音列的研究历史，从无到有、或断或续、由浅入深，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至今已积累了大量成果。前辈学者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当时已有的材料作了力所能及的分析。曾钟出土前，黄翔鹏就以《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上、下）》叩响了该领域的大门。曾钟出土后，黄翔鹏、裘锡圭、李家浩、李纯一等学者一批从铭文解读曾钟乐律学体系的成果（上文已提及）震动了学术界。紧接着黄翔鹏的四篇文章（《“琴律”研究》《中国古代律学——一种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科学遗产》《中国传统音调的数理逻辑关系问题》《均钟考——曾侯乙五弦器研究》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曾钟乐律理论及其与传统音乐关系的基石。期间还出现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成果。之后，崔宪以博士论文《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将曾钟音律与琴五调的内在逻辑相结合，进一步夯实了钟律-琴律的理论基石。至此，曾钟的实践与数理两方面的水平均得到了充分认识与肯定。

2.商周乐钟的音列与数理

从成编的青铜乐钟的发展史来看，至少有一千年的时间。对于这一漫长发展时期而言，仅靠对一两套青铜乐钟的考察、研究是难以梳理其发展脉络的，更是难以解释其音列、音阶及数理逻辑的发展规律的。因此，整体研究的意义被突显出来。笔者的博士论文以“两周编钟音列”为对象，力图将音列现象与数理认识相结合，通过揭示音列背后的一弦等分取音与五弦等分取音规律，从数理认识规律角度将两周编钟音列发展分为西周早中期（上溯晚商）、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与战国早中期等时段，给周代礼乐文化的实施规范与分崩演变提供了倾向于自然规律的历史线条与具象画面，初步获得了一个关于编钟音列与数理同步发展的整体认识。笔者在后续思考中进一步深化了认识。笔者关于“钟弦关系即是音列与数理的关系，调音在钟而取音在弦”认识的逻辑基点在于曾钟。

因此，从现象及本质的研究历程其实是从解读曾钟开始，再从曾钟出发逆向追溯早期乐钟的乐悬、音列、音阶、旋宫等表层特征以及分段进行数理揭示的过程。

四、个案管窥及多学科广览

1.多学科视角

在曾钟发掘之前，虽然极少数有眼光、学术敏感性强的学者进行跨界收集甚至考察，如刘复、吕骥、黄翔鹏、李纯一等人，但整个音乐史学界与历史、考古学界相对隔阂。曾钟问世后给音乐史学带来的问题让学界意识到学科打通对研究的重大意义，于是大量音乐学界的目光投向了考古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曾钟不仅是一个丰碑，它还曾扮演了一双眼睛与一扇窗户的角色，让音乐学家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空并实现了由管窥向广览的转变。于是大量考古材料被重视与利用，如眉县杨家村西周窖藏、郑国墓葬群、晋国墓葬群、楚国墓葬群、洛庄汉墓等系列简报以及《舞阳贾湖》《新干商代大墓》《曾侯乙墓》《马王堆汉墓》《西汉南越王墓》等，为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依据与话语基础。

同时，其他学科对音乐疑难问题或乏力领域的探索更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启示。古文字领域有《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等;传播学领域有《论湖南出土的西周铜器》《中国、希腊和巴比伦：古代东西方的乐律传播问题》等;文化学领域有《对于曾侯乙编钟文化属性的疑议——“曾音乐文化”可能系“商—宋文化”说》《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等;声学物理领域有《古编钟的声学特征》《商周青铜双音钟》《古钟形状和特性》《曾侯乙青铜编钟——巴比伦的生物物理学在古中国》等，它们引领着科技研究的方向，使其后音乐考古学领域的科技考古、乐器复制复原研究得以逐步实施，而曾钟依然是跨学科研究的起点与最佳研究对象。

2.学科建设

面对丰富的出土材料，针对个案分析经验的积累，一种学科建设的意识悄然产生，并越来越强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呼应。虽然早在八十多年前作为先知的刘复就已运用音乐考古学的方法进行了许多古乐器的研究工作，但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建设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建立与成长呈现了一个快速而欣欣向荣的态势，如果我们要寻找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同样会有一种引力将我们带向曾侯乙编钟。

在音乐考古学初创期，黄翔鹏、李纯一、王子初、方建军、李幼平等都曾为学科地位的确立及不断推进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是建立学科的理论体系。黄翔鹏指出：“文物不说话，但它的形制、纹饰、工艺甚至配套情况，都能用无声的语言对我们讲述历史故事。曾侯乙钟更超越了这种能力。”{3}随之，《音乐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刘半农的清宫古乐器测音研究与中国音乐考古学》《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基础人才》相继出现。《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可视为中国古乐器研究的开山之作、音乐考古学的基础书目、中国音乐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此后，学者们关于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基本理论的文章不断涌现，快速推进着学科的成长。

进入21世纪，学科理论的思考已逐渐成熟，先后出现《音乐考古的研究对象和相关学科》《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音乐考古学“辩疑”》《中国音乐考古学》等论著，对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相关学科、学界存疑等问题作了进一步剖析。

伴随着个案研究与学科发展同步推进的另一项工作是《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推出，王子初擔任总主编，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依次有《湖北卷》《陕西-天津卷》《北京卷》《河南卷》《上海-江苏卷》《四川卷》《新疆卷》《甘肃卷》《山西卷》《山东卷》《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共19卷，这是全国范围内音乐考古资料的全面而系统的收集、整理与出版，是学科成长历程中一项艰辛且有效的基础性工作，“大系”为年轻的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立了资料库，自然也获得了攻克许多学科领域难题的话语权，而最早的也是最艰辛的就是《湖北卷》，其中收集的最有学术价值的材料便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音乐器物。

五、由史象及史规

曾钟研究的40年是学界对地下音乐出土材料逐步认识的40年，更是学者们统一观念、回归史学、认识并遵循史规的40年。随着音乐考古学成果的不断积累，对礼乐制度、礼乐兴衰、音乐转型、四夷音乐、音乐文明、文化接通等诸多大命题的探讨悉数展开，纵向揭示出一条条音乐文化规律。譬如2005年开始先后出现一批揭示历史及认识规律的专题研究成果，即《两周编钟音列研究》《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商周镈研究》《先秦大型组合编钟研究》《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两周乐悬制度与礼典用乐考》《周汉音乐转型实证解析》，它们在关注两周及秦汉时期礼乐进程的同时又关注礼乐的缘起，呈现了礼乐的产生、发展、繁荣、式微的过程。同时，整体上又不仅呈现了一个单一的兴衰过程，而是充分讨论了当时文化的交融与转化。可以说它们用真实材料将礼乐制度进行了系统而充实的分析与梳理，梳理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必经的音乐文化演变之路，揭示的正是文化发展规律。又如《楚钟研究》《春秋许公墓青铜编钟研究》《两周越地青铜编钟研究》《先秦吴越音乐研究》对楚越音乐文化的生成规律做了系统提炼。再如，通过两周编钟音列及数理的发掘、梳理，我们还需注意到，商周时期的数理认知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如带小数点的实数、分数、等差数列、比例以及加减乘除的运算等数学理论和计算方法的熟练掌握使器物铸造时材料选择、液化沸点、合成比例、浇铸温度、纹饰设计、图案布局、数量设计等工艺技术有了理论的指导。以等分数理为例，其理论认知贯通商周，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似乎它的应用主要在钟磬等礼乐重器之上，至东汉以后随着礼乐的式微才真正应用到七弦琴上。因此，在七弦琴与均钟理应分开认识的前提下，我们能认识到，商周这些数理认知成就于钟而移情于琴，等分数理分先后、分时段对我国两类乐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商周礼乐文化的发展上升到中华音乐文明的起源及礼乐文化的流变更是历史规律追寻的重要体现。王子初关于“中华音乐文明曙光”的研究中以奉节石哨、贾湖文明为对象探索音乐的早期状态与社会、宗教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项阳在《由钟律而雅乐，国乐之“基因”意义》中也指出，“中国当下所见能够相对完整演奏五声和七声音阶的乐器应从贾湖骨笛始，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挖掘出数批、计数十支新石器时代早期6—8音孔骨笛后的认知。先民们乐器实践，必有乐律理念生发。” {4}

试想，若没有曾钟这样的核心材料让学术界进行系统、深刻的思考、考究与推演，学者们对先秦诸多并置的历史轨迹乃至对音乐文明的起源与音乐文化的演变难以有现在的高度和深度。

结  语

在音乐考古学的学科语境下，笔者提出：向真相致意！那是因为语言只是一种素材，探索真相的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逻辑与节奏，而这种逻辑与节奏均需依赖材料而发生。通过发掘获得的音乐考古材料是一种利用科技与经验获取的、原本就藏于地下的真实资料，此发掘工作不能加速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并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语言也只是一种素材，即将研究结果加以综合与集中后转换成文本过程中的一种表现性素材，它们往往因人的因素而可能带有某些主观色彩。在真实材料不变或者有限的情况下，这种主观性表现还会变得更明显。因此，在将研究进行文本转化的过程中语言很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分析与推理的缺失会导致对材料的浪费;另一方面情感与想象的强化又会使研究宛如诗歌创作。在真相面前，语言可能显得苍白;然真实而准确的语言又是真相呈现的重要工具或途径。所以，语言运用的克制与走向真相的敬畏是钟乐探索的前提和基础。

从文本的角度提出“语言向真相致意”就是给前辈学者们从史观及史法的角度一再强调的“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换一种表述，就是在重申史学研究中那一亘古不变的学术传统，就是在重温史学研究的那种代代相传的人文情怀。在当今这种以拿项目、出成果、讲速成作为考核与评价标准的高校科研机制主导的学术环境下，相比自然科学的快速突破、价值创造、应用转化等诸多优势而言，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与更强的坚守。等待能给思维留出空间，可以重新审视原始材料，重新审视既往的研究。原始材料不易变，变的是研究文本，众多文本共同努力才会逐步走向真实，揭开真相。所以，曾侯乙编钟作为音乐考古学乃至中国音乐史学材料中的一个指路明灯，曾经伴随并指引着前辈学者和我们一路走来，也必将继续伴随并指引着我们及后来的学者继续前行，让我们期待下一个四十年能有更大、更多的发现！

① 王子初、朱国伟、王希丹编《中国音乐考古80年》与《中国音乐考古80年要文总目》（2012年5月）。二书为举办该会而编印的高质量资料集。本文用到的2012年前的文献目录出处均可在《总目》中查阅到，为整体分析提供极大的帮助，在此对编者们表示衷心感谢！

② 孔义龙《勤越二十载 励溶后学心——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看中国音乐史学学科建设》，《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 黄翔鹏《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中的作用》，《人民音乐》1983年第8期。

{4} 项阳《由钟律而雅系，国乐之“基因”意义》，《音乐研究》2019年第2期，第1页。

孔义龙  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