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岗

有一段网传视频（见2019年4月10日解放日报公众号《单霁翔今天退休了……》），是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介绍当年向吴邦国委员长汇报情况——

那天，吴邦国委员长来视察，仓库保管员把一方印抬了出来，很大，是乾隆皇帝85岁退位时用和田玉刻的。我问：“怎么把这方印拿出来了？”说：“这方印印壳坏了，跟委员长汇报一下。”接下来，我向委员长报告：“这方印，世界上最大的皇帝印，但是这个印壳因为保管不善，裂了，就是开胶了。”

委员长问：“为什么保管不善啊？”

我说：“地下库房是80年代建的，只能设定一个温度、一个湿度，这一个温度湿度只能按最娇贵的书画来设定，对其他文物不一定合适……”

委员长紧接着追问：“改善保管条件需要多少钱啊？”

我伸出4个指头，说“需要4个亿”。委员长不说话了，我一想我说多了。

幸亏委员长又问了一句：“你们地下库房保管多少件文物啊？”

我说：“90万件。”委员长说：“90万件文物啊厂我说：“22000平米的库房，世界最大的地下库房。”委员长说：“要90万件文物22000平米，花4个亿改善保管条件不算多……你赶快写一个报告。”

报告呈上去，委员长作了很重要一个批示：“上对祖先，下对于孙，我们这代人要负责，要把这件事在当代做了。”

由此单霁翔和他的团队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当领导来的时候，越是主要领导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看最不好的地方，看那些荒草萋萋的地方，看那些霉味扑鼻的地方，这样领导的责任心油然而生，就给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屡屡得逞。”

大家都知道，视察、检查、调研、听汇报是领导工作的基本方式，因而在官场职场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检查与被检查、汇报与听汇报是常有的事。然而在如何接待、如何汇报问题上，情况却大不同：既报喜也报忧，只报喜不报忧。多报喜少报忧，制造假象把忧报成喜，主要报忧、反映问题。“单霁翔式汇报”，当属后者。

话说到此，有个情况必须插播一下：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领导都爱听好听的，故而汇报时讲成绩讲经验净说好的，尽量回避矛盾和问题，借以表白自己有多能，生怕讲问题挨批评，这事实上是低估了领导。

单霁翔有着北京市规划委主任、国家文物局长等履历，在较高层次上作过汇报也听过汇报，对领导视察检查调研听汇报等用意有真实的了解。真正明白领导深入实际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真正明白领导听汇报不都是只爱听好听的。真正明白领导是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想作为的。即使不百分之百，至少大部分领导希望通过视察调研听汇报等途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所作为。因此，单霁翔不怕担责任挨批评，敢于把保管不善、乾隆印壳坏了及其客观原因如实向委员长汇报。当委员长追问“改善保管条件需要多少钱”？他也敢毫不客气地说“4个亿”。委员长听了不说话了。他马上意识到“我说多了”。这个“我说多了”，应该不是话说多了，而是钱要多了。这是“单霁翔式汇报”敢于报忧解忧的重要之点。很多领导汇报到这个裉节就含糊了。就不敢据实需要张嘴了。就给点是点、见好就收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接下来，委员长“你们地下库房保管多少件文物”之问和单霁翔所答，都证明了领导视察听汇报的真实用意是了解隋况和解决问题，而绝不是来听好听的。

我想，多少年后，吴邦国委员长忆起此事，不仅不会责怪单霁翔，很可能非常感谢单霁翔汇报了真实情况和问题，使他恰当地做出了我们这代人应有的历史担当，从而使90万件文物得以妥善保护。试想，如果单霁翔不敢如实反映问题，领导就不可能作出对祖先和子孙负责任的批示，那么問题就得不到及时解决，文物就得不到妥善保护，最后必然是一个双输、多输的结局。

由此可见，单霁翔“越是主要领导来的时候，一定要给他看最不好的地方”的重要经验，是很有道理的。更有道理的是：任何一位领导，大都有“绝不让事情坏在自己手里”的担当。绝不可低估了领导有担当、想干事、求作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