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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考之困:竞争甚于高考

2019-10-28徐天

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38期
关键词:学位户籍公办

徐天

参加中考体育考试的深圳中学生。图/视觉中国

“非深户,考了380分(总分460分),会不会真的没有高中读?”

“公办学校可能真的没得读。”

今年7月中旬,深圳中考成绩发布后,一名没有深圳户口的考生家长在某论坛发问,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一条在深圳广为流传的信息,更是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平均分96,勉强踏入录取线最高的深圳中学;平均分94,进不了深圳高中四大校;对于非深户来说,平均分85基本是他们迈入公办高中的最低线。

据统计,2019年深圳市公办普高招生计划35531人,报考人数78300人,录取率仅45.38%。

这意味着在深圳有近55%的初中毕业生,将进入办学水平不高、收费却更高的民办高中或者职业院校。对很多人而言,这无异于提前被“宣判”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

提前三年到来的人生分野,让不少家长难以接受:“在深圳,中考太残酷了,比高考还难。”

与之相似的,还有上海。最近几年,上海已不再公布公办、民办、职业院校的具体招生名额。但几年前有媒体根据历年数据分析,上海中考的公办普高录取率已不到50%。

包括上海、深圳在内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但他们的下一代面临着其他城市无法想象的激烈竞争。

今年夏天,深圳中考之难的讨论持续发酵,难题也摆在了城市管理者的桌上。9月10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教育大会,发布了《关于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将通过现有高中挖潜、新改扩建和重点建设“高中城”等多渠道推进高中学校建设,到2022年新改扩建30所公办普通高中,新增学位6万个,增幅将超过60%。

不过,多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深圳并不缺乏公办高中的规划,如何推进、如何落地,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

激增的非户籍人口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向外来人士发出的最诚挚的邀请口号,显示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然而,激增的人口也成为深圳中考之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宾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人口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优质教育的缺口越来越凸显。

据统计,2019年深圳中考报名人数是78300,此前两年,这一数字分别是72100和67800。也就是说,三年内,深圳参加中考的人数增加了1万,增幅15%。若放到更长的时间轴里看,2009年深圳中考报名人数是51852,10年间增长了51%。

中考报名人数的快速增长与常住人口的增长有着直接关系,而这其中更多来自于非户籍人口的高速增长。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光辉曾撰文分析,1987年之前,深圳非户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10.4%,1987年后增速开始放缓,1987年至1992年增速仅为24.73%。但因人口基数庞大,绝对增量并不小。

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常住非户籍人口从99.13万增至576.32,翻了四倍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户籍人口。1988年,深圳户籍人口60.14万,非户籍人口60万。此后,非户籍人口飞速增长,将户籍人口远远甩下,深圳成为唯一一个人口倒挂且倒挂十分严重的国内一线城市。1998年,深圳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达4:1。

矛盾就此凸显。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局长黄汉波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般来说,政府公共资源与服务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的,比如教育、医疗等。人口倒挂的结构使得这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所覆盖人群十分有限,导致公共资源短缺。

事实上,深圳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本世纪初,该市就明确了人口管理方面的工作思路,提出人口总量增长过快、结构不尽合理,应“稳步、适当扩大户籍人口规模,提高城市发展的稳定性”。

2012年,深圳提出明确目标,当年将新增户籍人口24万人。此后,增长始终保持在每年20万以上。2016年,深圳再次拓宽入户渠道,当年新增户籍人口50万。

不过,因为非户籍人口的基數庞大,截至2018年,深圳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9%,人口倒挂现象依然存在。

相较之下,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两地对于入户政策都限制得比较严格,户籍人口始终多于外来人口。目前,北京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维持在1.7:1左右,上海市维持在1.5:1左右。

而且与北京上海不同的是,深圳对于外来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及中高考报名条件却更为宽松。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以下简称深大附中)校长刘为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线城市中,深圳是最包容的,“给非户籍人口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都提供了进入公办普高的机会。”

2005年,深圳市发布相关文件,规定父母在该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其子女就可在该市享受义务教育。而这类非深户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在该市参加中考。

不过这批考生的招生计划多数情况下均单列,与深户相比,计划数较少,占各校总录取数的10%到40%不等,部分高中对非深户的录取分数线也会稍高一些。

可以说,深圳已基本实现了异地中高考,报名的门槛并不高。上海、北京则与此不同。

截至2018年,深圳的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超过65%。图/新华

上海规定,家长的居住证积分必须满120分才能享受和本市户籍孩子同等待遇,即可以在公办学校就读,并参加上海市的中考、高考。积分的要求包括年龄、学历、纳税或社保缴纳时间等。

北京市的要求则更为严格。外来人口子女只能在京参加中职、高职考试,且有三年或六年的工作时限、社保缴纳记录等要求。

因此,不难理解,虽然深圳2017年末常住人口为1252.83万,远低于同期上海的2418.33万和北京的2170.7万,但深圳2019年中考报名人数却是最高的,达7.8万,上海和北京则分别是7.2万和6.4万。

随着二胎的放开,城市吸引力的上升,深圳的人口压力还将持续数年。根据2018年的数据,深圳初一新生超过10万人,小学一年级新生在20万人左右,幼儿园在园总人数达51万人。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深圳的高中学位必然会更加紧缺。

在这一情况下,大力拓展高中学位,是深圳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寸土寸金

2007年,深圳在意识到初中毕业生激增以及学位紧缺的问题后,制定了《教育发展“十一五”规划暨2020年远景目标》,提到“人口快速增长带来巨大学位压力”,并预测到2010年,全市高中在校生达到14万人,新增5万人,学位供给压力大。

一语成谶。2010年,时任深圳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处长胡新天对媒体表示,当年高中学位的需求是近年来压力最大的一年。为此,《广州日报》在报道里喊出“考公办普高比考大学本科还难”——这一年,公办普高录取率已经只有48%,而本科录取率有52%。

深圳并非没有规划。2007年深圳提出,三年内,将新建高中10所,需预留用地220万平方米。原则上,每所高中都是60个班的规制,可提供3000学位,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深圳市预测,到“十一五”规划结束时,普通高中优质学位供给率为80%以上。

然而,据《深圳特区报》2009年的报道,以市属高中为例,自1997年到2009年,除原有的几所高中规模有所扩大外,仅新建了一所高中。深圳市在“十五”期间即规划新建8所全寄宿高中,但建成交付使用的仅3所,另外5所当时还未动工。

直至今年,仍有深圳市人大代表提出,深圳的公办高中难建的问题。高中难建,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对深圳来说,不是财政,而是土地。

今年,深圳市教育局在答复深圳“两会”期间代表议案时坦言,扩大公办高中学位建设“已迫在眉睫”。但是,高中建设存在“落地难”问题。教育局提出了三方面问题,均与土地有关,分别是“用地选址难、土地整备慢、规划条件限制”。

据了解,去年,深圳市规划资源局对全市的高中建设用地进行了梳理,发现在全市范围内共规划高中用地120块,其中已建成56块,余下的用地中因存在规划未稳定、城市更新时序不确定、土地待整备拆迁等问题而较难实施,当前仅有两块用地适合启动建设。

这一问题已经无法依靠教育部门来解决,而需要规划、国土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今年深圳市人大代表提交这一议案经过了深圳市教育局的许可,因为后者也希望通过多部门合作,尽快解决高中学位的问题。

深圳是一个地少、城市开发程度又接近饱和的城市。据住建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底,深圳市区面积1997.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925.2平方公里,后者占比46.3%。相较而言,北京市区面积16410平方公里,而建成区面积1445.54平方公里,后者占比8.8%;上海市區面积6340.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998.75平方公里,后者占比15.8%。

同为国内一线城市,深圳可开发的国土面积已经不多,远远小于北京、上海,用“寸土寸金”来形容毫不为过。而高中的建设,又需要比小学、初中都更大的土地面积。

根据深圳2007年印发的《深圳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指引》,因涉及生均面积、高中教学楼不能是高层等原因,建设一所42个班的寄宿制高中,用地面积至少需要62061平方米,建设60个班的寄宿制高中,则至少要92854平方米。

扩大学位,就需要更多的班额,但高中所需用地面积,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门槛。地少的深圳在2016年出台了新修订的《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指引》,规定60个班的寄宿制高中用地面积至少需66000平方米,比原先的规定减少了三分之一。

不过即便如此,深圳市教育局表示,市规划部门之前反馈,该市目前已难以提供60个班全寄宿制高中的建设用地。比如深圳市第十五高级中学,原准备建设60个班的规模,规划部门于2017年10月提供的选址位于大亚湾核电站10公里影响范围内,市教育局综合各方意见后,于2018年12月申请重新选址,但被明确回复无合适用地。最后只能将办学规模由60个班压缩为36个班,重新选址于光明区。

哪怕是已经选址的学校,其建设过程也进展迟缓。

一方面来说,有的高中学校建设用地受到土地规划调整、涉及生态线、涉及城市更新时序等限制,导致项目前期工作推进缓慢或规划手续不完善,难以开工或建设受阻。

另一方面来说,已规划选址的高中还面临着土地整备慢的问题,其背后涉及深圳所有高中更深层次的管理问题——事权。

据统计,深圳市目前有公办普通高中52所,其中市直属普高15所,其他均为区属普高。前后两类高中的财政拨款、事权等,分属市里和区里。深圳市教育系统多位不愿具名的受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余年前,各区有很高的积极性建区属高中,一方面市里对此比较重视,另一方面各区在积极引进企业、人才,在落实子女入学时,区属高中安排起来比较便利。

深圳地铁站内等车的乘客。政府公共资源与服务通常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的,超大城市的非户籍人口群体凸显了公共资源的短缺现象。摄影/徐文阁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过去20年中,深圳市至少有两任主要领导希望将所有高中的事权统一到市里。一名采访对象回忆,十余年前,一位市领导曾推进此事,但一些面积较大的区对此强烈反对。

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已建成的普高,市属和区属仍按此前的事权划分,而新建高中的事权则基本归市里。但核心问题在于,土地整备由该用地所在区来推进——费时费力地进行土地整备,最终建设一所自己并没有话语权的市属高中,区里的积极性并不高。

据深圳市教育局年初介绍,已规划选址的高中学校,其建设用地大多由于“土地未征转、现状已建、涉及权属用地”等因素,须开展征地拆迁等土地整备。如深圳市第十三高级中学,2016年已确定选址,但土地整备至2018年底才完成,严重影响建设进度;观澜中学扩建项目受拆迁赔偿影响,迟迟无法开工。

很显然,想要解决公办高中少的问题,需统筹市相关部门以及市、区两级政府。

今年9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通过现有高中挖潜、新改扩建和重点建设“高中城”等多渠道推进高中学校建设,解决公办普高短缺的问题。

据悉,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规划了4处“高中城”用地,其中3处在深圳经济特区,1处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每处“高中城”用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可安排3所寄宿制高中。

高中城是当前深圳市对于新建公办普高的一种探索。以深汕特别合作区来说,此处位于深圳和汕尾两市之间,距离深圳市区颇有一段距离。而与大学城不同,高中城的管理必然更加严格,并且面临着每周末大量学生将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

因此,高中城的探索,对执政者而言,不仅仅指几所高中的新建,还包括交通配套、安全保障等各方面问题的一一落实以及因学位大量新增,带来的相关教师等人才引进的问题。

另一方面,深大附中校长刘为基认为,新建高中若要最快速度的提供符合大家预想的优质学位,已有公办高中办分校的模式势必要推行,集团化是许多高中必然走的路径。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局长黄汉波则认为,未来三年,深圳的公办高中将迎来新机会。

民办普高与职高之困

在扩大公办普高规模的同时,深圳也在尝试大力发展民办高中。2007年深圳提出,应大力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及个人举办优质高中,至2010年,力争民办高中在校生达到5万人,占高中在校生比例30%以上。

为了这一目标,深圳市还提出,将民办高中建设用地纳入政府公益用地规划予以安排,民办高中教师培训、课程改革、学校评级、招生等与公办高中同等对待。

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多位受访对象指出,深圳数十所民办高中,虽然在招生规模上尚可,但在招生质量、教学水平上都远远比不过公办普高。

首先,收费标准就成了第一道门槛。众所周知,民办教育的收费历来高于公办教育。在深圳,民办普高的收费基本在每学期5000元到20000元之间,多数均在一万元以上。

相较之下,公办普高的收费是其几分之一,一般来说每学期不超过2000元。对于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来说,送孩子去民办普高就读不是一笔小开支。

而与高收费不匹配的是,深圳民办普高的教学水平远远不如公办普高。深圳市教育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要的问题在于,深圳的民办普高存在一种错误定位,即认为自己是公办普高的补充。公办普高学位不够,剩下的学生若想继续读高中,只能去民办。这批学生成为深圳民办普高的固定生源,转化为学校稳定的收入,为何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改变定位、改善教学水平?

数名采访对象都提到,深圳教育领域并不缺钱,也很愿意投入资金。深大附中校长刘为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公办普高的教师工资水平,稳定在月均一万以上,而民办普高为了控制成本,工资水平未必有这么高,哪怕能保持相同的标准,教师也必然会选择就职于让其更有成就感的公办校,而非民办校。

这带来了深圳民办高中的第二重难题——师资不稳定。上述不愿具名的受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年轻老师会选择进入民办高中作为职业起点,一旦有了经验,就会跳槽到公办高中。

深圳市教育部门曾专门针对民办高中的教师进行培训,但愿意来参加的老师不到一半。一些民办普高给出的理由是,老师少,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让学生缺课。但深谙其中门道的人则看出,这是因为民办高中的领导不希望本校教师参加这类教研活动,怕教师们在这类活动中提升个人水平、崭露头角,最终跳槽去公办高中。

深圳民办普高的生存困境在国内较为普遍。以上海来说,上海有大约40所民办普高,除了极个别教学水平较好,多数都不如公办普高。

深沪两地的公办普高都有着一样的先天体制优势,起步早、师资稳定,在多年发展中得到了地方财政的稳定支持。相比之下,起步晚、师资不稳定、有资金压力的民办普高则处于劣势。

分析认为,深圳的民办普高亟须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而其自身也应重新定位,比如走高端化路线,与公办普高形成差异化竞争。

今年7月,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在回答考生及家长提问时说,深圳今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招生比例约6:4。而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普职比大体相当。

与民办普高一样,深圳的职高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学校少,而是学生不愿意去读。

多名受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建市时间较短,吸引来的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自然他们对自己孩子也有更高的期待。再加上职业教育在国内的发展和普及都不够好,深圳的许多家长都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进职业高中。

事实上,这一现象在人才聚集的一线城市十分普遍。北京、上海的普职比也同样做不到5:5。2019年,北京市中招普职比是5:2,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是后者的2.5倍。上海市上一次明确公开中考学生的具体流向是2015年,当年的普职比也基本接近5:2。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在学生的求学阶段进行正确引导,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理解,如果高考只是勉強考上本科,恐怕最后出路也不见得比掌握一门技能更好,从而形成一种更多元的成才观,会对普职比的改变有一定的作用。

当然,这种成才观的形成,还需要国家将职业教育发展摆在与普通教育更平等的位置,需要全社会逐渐改变对职业教育的既有偏见,所需时间仍然很长。

对深圳来说,规划已有,如何强力推进和执行,才是近段时间的破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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