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发自北京

2008年，比尔·盖茨偶然接触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理论。“对我来说太清晰了！每个人都需要看看。”这位企业家、慈善家往后回忆起来，语句中仍透露着激动。

就算不理解“大历史”，很多读者还是听说过这个比喻：假如将130亿年的宇宙演化史简化为13年，那么人类出现大约是在三天前，最早的农业文明约发生在五分钟之前，工业革命发生才六秒钟，而“二战”、人类登月和世界人口达到60亿都不过是最后一秒钟发生的事情……

大卫·克里斯蒂安最早提出这种比喻。他在著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使用了这个比喻，以阐述自己试图打通自然史与人文史的史观。

如果一个人自称历史学家，但作品的前半部分都在讲宇宙和太阳系的起源，以及有机物的诞生，结尾部分才出现人类文明，他就更像历史学“民科”，或者半吊子天体物理学爱好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关于“大历史”的著作就呈现出这样的面貌，令人惊讶的是，他接受过系统且正统的历史学训练。拿到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他一直在大学历史系任教。

这位稍稍“离经叛道”的历史学家，于2019年9月来到中国，举办了多场讲座。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他对自己研究并实践几十年的“大历史”理论依然充满乐观。“我知道对世界上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我的点子都太过了。”他笑着说。

“这个差点毁灭了 我们自己的境地”

“那时候真觉得第二天醒来世界就会灭亡。”回忆起少时经历的古巴导弹危机，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那是影响自己人生的至关重要的事件。

古巴导弹危机是1962年美苏两国的核较量，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形成冷战时期最接近热核战争的危机。16岁的克里斯蒂安深深体验到“核恐惧”，这种恐惧嵌入了他的大脑。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不论举例子还是讲道理，他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核”：核能、核战争、核安全……

但克里斯蒂安没有成为核物理学家，而是成为历史学家，专门研究19世纪俄国农奴史。1975年入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后，他继续教授俄国史，那是冷战时期的热门专业。

1970年代越战正酣，美国的道德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摇摇欲坠。与此同时，以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麦克尼尔为首的“全球史”学派崛起。他们鼓吹全球视野，主张讲述人类故事，反对以西方文明为中心。1970年代后期，“全球史”逐渐在西方历史学界获得主流影响力，美国的高中开始开设“全球史”课程，以取代“西方文明史”课程。

大卫·克里斯蒂安身上天然地带着全球化印记。他出生于美国，在尼日利亚长大，英国求学，澳大利亚工作。尽管他称自己的英语为“英国口音”，但交流时并没有特别的英国腔。

“古巴导弹危机使我意识到，即使冷战将世界分开，但人类的命运还是联系在一起的。”1970年代，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国别史”研究，“我们真正要教给学生的其实不是某个国家的历史，而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将人类带到这个差点毁灭了我们自己的境地？”古巴导弹危机再次成为他思考的起点。

但麦考瑞大学当时并没有课程可以实践他的这种想法，“要教一门全人类的历史，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教”。

整个1980年代，克里斯蒂安都在琢磨历史的极限：要讲好文明史就要知道史前史，史前史前面有人类进化史、哺乳动物史、生物史……一直到宇宙大爆炸。“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你仔细想想，把历史局限在文明史的做法是不是最近几百年才出现的？东西方传统的历史叙事，不都是从开天辟地讲起吗？”他问道。

“我知道那在中国叫‘世界史，是除了中国史之外的历史。但是美国的‘全球史有点不一样，它包括美国史，是全球的历史。”克里斯蒂安解释。

1988年，麦考瑞大学历史系准备开设“全球史”课程，克里斯蒂安一直思考的问题被摆到全体历史系教师面前：“全球的历史该从何时讲起？”在一次教师研讨会上，大家为此争吵不休，克里斯蒂安说出了自己思考十多年的结果：“从最初讲起。”

第一年，系里安排克里斯蒂安的同事开这门课；第二年，该由其他同事授课了。“所有人都躲着不上，你肯定知道那种表情！”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模仿了一个嫌弃的表情，“那么我来上这门课！”由此，他首次将自己的“大历史”理念传授给课堂上的学生。

“整个宇宙故事都 贯穿着这一主题”

克里斯蒂安举出简单的模型，来阐述“大历史”理论中的关键点：如果总是不整理，你的房间必然越来越乱，“要不停地做功，才能维持它的秩序”。做功也就是整理房间，一定要消耗能量。

如今，克里斯蒂安出版了多部关于“大历史”的学术及通俗著作。“大历史以超越人类的视角考察人类在宇宙、太阳系和地球多个层次的整体发展轨迹，并绘制出了一幅涵括多个学科知识且线索清晰的‘时间地图。”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孙岳说。他是克里斯蒂安最新普及性作品《起源：万物大历史》的中文译者。

要把人类历史和自然史串起来，就需要一些通行于宇宙万物的线索。大卫找到的线索，就是那个房间的比喻：热力学第二定律。他起初完全不知道如何入手，即便修习天文物理学和地质史的课程，也找不到一条具有说服力的线索。

天体物理学家埃里克·蔡森启发了克里斯蒂安。“他认为宇宙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复杂性的增加：刚开始的宇宙很简单，后来出现了恒星、行星、生命……有趣的地方在于，在‘熵所主导的宇宙中，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复杂的东西呢？”说到这里，克里斯蒂安兴奋起来。

“熵”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的概念。这项定律告诉世人，任何封闭系统都趋于无序状态，趋于更加均质的能量分布，所有能量最终都要转化为热能。“这就是控制整个宇宙的‘熵，‘熵就是那个让你的房间越来越乱的力量。”克里斯蒂安问道：热爱无序的“熵”为什么会同意出现越来越复杂的、有规律的宇宙生命呢？

“这是一个对我们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不止是对科学或者对人类社会，看看我们周围，充斥着极端复杂的事物，我们的身体就非常复杂。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复杂性。”克里斯蒂安观察到，越复杂的事物就越会消耗大量能量，比如：“恒星内部的核反应支撑着恒星系的运转，社会消耗石油能源维持运转，我们每天要吃饭支撑我们活着。”

蔡森的研究提出了能量消耗的“效率”问题。据他估算，“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比流经太阳的能量密度要高100万倍”，即越复杂的事物，将其他能量转化为热能的效率就越高，人类工业社会消耗能量的效率就远高于农业社会。“熵”的最终目的，也许就是将所有形式的能量都转化为热能。

“整个宇宙故事都贯穿着这个主题。”克里斯蒂安找到了将宇宙与人类串在一起的线索。“复杂性的提升并非战胜了‘熵，正相反，支撑复杂实体——如你、我——的能量流正帮助‘熵实现打破一切秩序与结构的苍凉计划。”他认为，这好比“熵”在利用我们这些更复杂的实体，加速宇宙崩溃的步伐。

有了这条线索，大卫的故事动听起来。比如，维持一个过于复杂的系统，如人类社会或某颗恒星，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如果人类没有能源或恒星内部核聚变耗尽，人类社会就会崩溃，恒星也会塌缩……任何系统都无法逃离“熵”的控制。“普通人都应该懂一点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样他们才会意识到，支撑我们社会的巨大能源，其实也在将我们引向崩溃。”

“他是个书呆子， 我也是个书呆子”

接触“大历史”理论时，比尔·盖茨夫妇资助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经给很多教育机构捐助了上亿美元，但没有捐助过类似的历史类科普项目。比尔·盖茨的助理很快联系上克里斯蒂安，会面安排在一家高级酒店。“我当时被吓到！”大卫记得，自己被带去比尔·盖茨的房间，“他在五分钟之内就让我放松下来，大概因为他是个书呆子，我也是个书呆子吧！”

比尔·盖茨的雄心远远超过克里斯蒂安的预期。他希望用个人而非基金会的名义捐助，期待全美国的高中都开设“大历史”课程。会面很快结束，比尔·盖茨留给克里斯蒂安一个个人邮箱：“你考虑一下，觉得这个想法不错的话，就给我发邮件。”

两个“书呆子”一拍即合，克里斯蒂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比尔·盖茨不只出钱，还一起设计如何将大学课程改编得更适合高中生。他坚持要使整个课程更加数字化，为此雇用一批工程师，架设了“大历史计划”网站。

他们先从私立高中入手推广这门课程，以避开公立高中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2011年，“大历史计划”项目启动，先在五所高中试验，目前有1200所美国高中引入这门网络课程。澳大利亚有200多所学校开设，英国和荷兰也有很多学校感兴趣。

克里斯蒂安认为，在高中开设这门课程，最主要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的思维方式。作为“文科生”，他能利用自然科学解释历史问题，并对自然科学前沿进展如数家珍，在推特上转发评论最多的也是《自然》《细胞》等杂志的文章。他认为，学科细分不仅使每个人只能学到一点知识，还消灭了人类学习更多知识的信心。“你并不愚蠢，只要你稍稍努力，这些东西都能看懂。”

谈及“大历史”的出现背景时，译者孙岳给出了更为宏观的解释：“现代史学具备了先前不曾有过的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近一个世纪的史学研究积累，让各史学领域都出现了优秀的总结性著作；其次，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精密计时革命”，让自然史有了时间概念，如生物在哪个地质年代出现，恐龙什么时候灭绝。“很多侧重时间维度的学科，如古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的学者纷纷加入‘大历史的建构，出现了所谓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科学化。”

在孙岳看来，“大历史”是继“全球史”之后，西方史学发展的客观结果。威廉·麦克尼尔教授为克里斯蒂安的第一本“大历史”著作《时间地图》撰写了序言，他对作者说：“如果我年轻几十岁，也要写一本‘大历史。”

“部落思维会让我们 走向核威慑的边缘”

南方周末：在“大历史”理论中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人的自由意志如何体现呢？

大卫·克里斯蒂安：我想，我们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了。事实上，任何生物都在做选择，细菌、动物、人类都在做选择。但这些选择不是绝对的，它们在一个限度之内。有一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马克思讲过相当精彩的话，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面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很多人说马克思是决定论者，不是这样的，他相信人的自由选择，你看他的革命行动就知道。要理解自由意志，我们就要理解自由意志的限度，科学能在这一点上帮助我们。

南方周末：那你怎么看待历史中的偶然性因素呢？

大卫·克里斯蒂安：我们不能预测的偶然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法则与偶然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伴而生。在量子物理中，我们不能观测到电子，它的任何下一秒都是偶然的，因为它的波粒二象性。但是这种偶然性却在某个范围之内。如果要理解世界，我们需要同时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掌握科学知识，能让我们更加明白偶然性的边界在哪里。了解偶然性的边界，反而会增加你的选择机会。这就是科学家们一直做的事情。看整个“大历史”，似乎我们在看一个必然的进程，但它却由无数偶然事件构成。如果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偶然事件，我们人类可能不会到达今天这一步，但生物变得复杂的规律却不会变。

南方周末：那农业的出现是必然还是偶然？你也认为曾经存在着富足生活的非农业民族。

大卫·克里斯蒂安：农业的出现在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跨越。宇宙的一个基本进程可能是，会出现越来越复杂的事物。从这个角度看，农业似乎是不会必然出现的，因为农业一开始并不复杂。我在所有书里都强调，人类一旦出现，他们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集体知识”。人类高效地共享大量信息，任何聪明的动物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代表着我脑子里的知识不是自己的，而是几十万年来人类积攒下来的。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找更多食物来源和能量来源，如果我关于“集体知识”的观点正确，人类总有一天会发现植物的生长规律，农业也随之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是必然的，但具体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并不知道。蒸汽机出现和利用化石能源也许都是这个道理。人类历史的总体趋势，就是收集越来越多的信息。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把“国家”称为“大魔头”，国家这样的组织形式会渐渐消亡吗？

大卫·克里斯蒂安：我不认为它会消亡，但它会转变角色。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帝国，帝国包含各种各样的人群与语言，它们并不是国家。在一个国家里人们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文化，这是非常非常现代、晚近的，这样的国家被称为民族国家。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跨国家的贸易协定、科学协议。每当跨国飞行，我就在想：国与国之间签订了怎样的协议，才使我的旅程这样顺利？现在这些联系还没有凌驾于国别之上，但我相信，跨国的协议未来会超越国家，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越来越不是单个国家可以解决的，比如气候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改变人们的观念，人类不应该再有部落思维，为了我这个部落或国家的利益，而是要考虑我作为人类一分子应该做什么。很多国家有核武器，部落思维会让我们走向核威慑的边缘。▶下转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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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现实中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应该不会这么想。

大卫·克里斯蒂安：我当然同意。所以我说国家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消亡，但愿有越来越强大的跨国组织、机构，它们强大到可以让国家意识到合作比对抗更有利。这也是我教“大历史”的一个目的，让更多的人不仅仅从国家出发看问题。

“经济下行 是一个好预兆， 给我们指明了未来”

南方周末：从长时间尺度来看，是不是人口的老龄化和缓慢负增长对整个人类有好处？

大卫·克里斯蒂安：我个人认为，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增长轨迹很惊人，不得不慢下来。我们不得不考虑经济在未来的停滞。原因很简单，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能源消耗、污染。每当澳大利亚的报纸说经济要不行了，他们的经济学家愁眉苦脸时，我就会拍手称快：“太棒啦！”（笑）经济下行是一个好预兆，给我们指明了未来。所有人都在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光鲜亮丽、美食华服，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要做的是改变人们头脑中“什么才是真正好的生活”的观念。几乎没有哪国政府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大家都只追求经济增长的数据。我承认世界上还有很多穷人需要经济增长，但分配问题也许更急迫。这听起来像乌托邦，但其实不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正视富国过度消费和穷国分配不均的问题，世界在五六十年内就会变得更糟。这是现实问题。

南方周末：如果核聚变可以被商业利用，会出现怎样的文明呢？

大卫·克里斯蒂安：我觉得目前人类的问题不是能源不足，而是能源被滥用以至于威胁到地球。假设现在人们掌握了核聚变能，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幻觉：我们太强大了，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口再增长几十亿？那森林和其它物种怎么办？人类应该更好、更聪明地利用和分配目前的能源。我认为核聚变能不是人类的出路。我的恐惧是，如果拥有核聚变能，我们还是像利用化石能源一样，不能合理地利用它。

南方周末：听上去你对人类的未来并不乐观。

大卫·克里斯蒂安：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认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技术性的。我们已经拥有很多高科技了。关键的问题是政治，是如何改变人们思考未来的方式，如何改变政治家们的想法。这比技术难题难多了。比如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很干旱、很贫瘠，一不小心就会变得不适合生存。我们有很先进的技术，但我没有见到很先进的政治理念，这里的政治家们和一百年前一样，还在追求经济增长。他们头脑中没有一幅大的图景，所以我希望把“大历史”推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更容易看清“经济增长”“国家”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