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进

农历九月九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此日二阳相重，又因「九」与「久」谐音，有象征长久的寓意，因此被古人视作嘉日。

自魏晋以来，重阳节逐渐形成登高、饮宴、佩茱萸、赏菊花、吃重阳糕等节俗活动，历代相沿，无论在宫廷或民间都盛行不衰。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关于「重阳」之得名，魏文帝曹丕曾在写给钟繇的书信里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三国魏】曹丕《魏文帝集·与钟繇书》）九是阳数之极，九月九日为二阳相重，所以称作「重阳」或「重九」，又因为「九」与「久」谐音，有象征长久的寓意，故被古人视作嘉日，遂成为重阳节。自魏晋以来，逐渐形成登高、饮宴、佩茱萸、赏菊花、吃重阳糕等节俗活动，历代相沿，无论在宫廷或民间都盛行不衰。

居高远眺

《礼记·月令》中说：「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认为这是「顺阳在上也」。仲夏（农历五月）为盛阳之时，害虫滋生，疾疫传播，俗谓之「恶月」，人们在此时登临高处，既可顺应阳气上升，又能躲避毒邪的侵害。而季秋（农历九月）为何也要登高，文献里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云：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这是较早有关重阳节的传说，内容未必可靠，但足以说明在南北朝之前，「登高饮酒」已成为重阳节的重要风俗，其最初的目的便是为了除祸免灾。《太平广记》引《襄阳记》曰：「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马鞍山，一名灾山……高处有三磴，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望楚山作为「九日（重阳）」的宴赏之地而有灾山之名，亦可看出登高与辟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九月时节，秋景宜人，登高很自然地成为赏景游玩的娱乐活动，辟灾的意义慢慢被淡化。唐代权德舆《酬九日》诗云：「重九共游娱，秋光景气殊。」唐代长安城内升平坊东北隅是汉乐游庙旧址，地势居京城之最高，每年正月晦日、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京城士女都到这里登赏祓禊。北宋东京开封府的居民则于重九日前往郊外登高，在仓王庙、愁台、梁王城、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

明代重阳节时，皇帝主要在宫城外的万岁山、兔儿山或旋磨台登高。万岁山俗称煤山，位于紫禁城玄武门（神武门）外，是「大内之镇山」，山上五峰并峙，主峰之下是元代皇宫延春阁的基址。刘若愚《酌中志》载：「山上树木葱郁，神庙时鹤鹿成群，而呦呦之鸣与在阴之和，互相响答，闻于霄汉矣。山之上，土成磴道，每重阳日，圣驾至山顶坐，眺望颇远。」明代马汝骥还提到万岁山「其巅有石刻御座，两松覆之」。（《列朝诗集》）成化年间，又在万岁山上架设棕棚，以供皇帝登高时眺览景色之用，国子监贡生虎臣听说此事后，上疏极力谏止，明宪宗采纳了虎臣的意见，下令将棕棚拆除。清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万岁山更名为景山。康熙皇帝曾在重阳登上景山，写下了《九日幸景山登高》诗：「秋色净楼台，登高紫禁隈。千门鸣雁度，万井霁烟开。翠拂銮舆上，云随豹尾来。佳辰欣宴赏，满泛菊花杯。」

兔儿山在西苑中，又名兔园山、小山子，山顶建有清虚殿，即皇帝重阳登临之所。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说：「西苑旧有太液池……西南有小山，亦建殿于其上，规制尤巧，元所筑也。」兔儿山系叠石而成，马汝骥《兔园山》诗序云：「穴山为洞，东西分径，盘纡而上，至平砌又分绕至巅。布甃皆陶埏云龙之象，砌上设数铜瓮，灌水注池，池前玉盆内作盘龙，昂首而起，激水从盆底一窍转出龙吻，分入小洞，由大明殿侧九曲注池中。」（《列朝诗集》）严嵩曾陪同明世宗游览兔儿山，见「叠石为峰，巉岩森耸」，听内官说：「元人载此石，自南至燕，每石一准粮若干，俗呼为『折粮石』，盖务极侈靡。」（《钤山堂集》）

旋磨台在兔儿山之南，一名旋坡台，俗称转马台，是人工建造的螺旋式高台，可沿坡道盘旋至顶，台之四周环绕深堑，有汉白玉石桥相通，御道上雕刻着团龙图案。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更名为仙台，万历年间在台上添筑方亭，称「迎仙亭」。

西苑的很多建筑到清初已逐渐荒废，但兔儿山与旋磨台至康熙时尚有遗迹可寻，雍、乾以后彻底毁弃，民间将这一带叫作「图样山」。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说他在虎坊桥的住宅内有「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亦移自兔儿山者」，他因这块石头而自号「孤石老人」。

另外，在紫禁城御花园里还有一座用奇石堆成的假山——堆秀山，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拆去观花殿后在原址上垒筑而成，山前两侧也有类似兔儿山的石蟠龙喷泉，山顶盖方亭一座，名「御景亭」，这里是重阳节帝后妃嫔在宫中登高的地方。

清代皇帝经常住在宫外，选择的登高地点相对较多，如香山、玉泉山或各处皇家园林里的高台楼阁。容龄《清宫琐记》中记录了某年重阳节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登高的情景：

慈禧乘轿到园内供神的殿堂去拈香行礼，我们乘肩舆跟随。然后上排云殿登高，在排云殿上面吃烧饼夹烤肉，烤肉是用木炭和松树枝烤的，吃完后到山上各处游览。慈禧告诉我母亲说：「现在登高就是吃一点，以前老皇上登高时，总是找些翰林来作诗，现在我们没有人会作诗。」

不少清宫御制诗都提到了重阳登高之处，如乾隆皇帝作《重阳日香山静宜园即事》、嘉庆皇帝作《梯云山馆》《重阳日登海岳开襟即景成什》、道光皇帝作《重九日香山镜烟楼登高即景》等。

饮宴食糕

饮宴欢聚是重阳登高的主要活动之一，《太平广记》引《齐人月令》（即《四民月令》）说：「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故重阳聚宴又称登高会。南北朝时，重阳宴饮之风大盛，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近代皆宴设于台榭。」宫中也举办御筵招待群臣，不仅有各种珍馐美味，还可以欣赏乐曲演奏和马术竞技，欢宴终日，热闹非常。南朝梁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描写了当时重阳宴的盛况：「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侧骑竞纷驰。鸣珂饰华眊，金袍映玉羁。膳羞殚海陆，和齐视秋宜。云飞雅琴奏，风起洞箫吹。曲终高宴罢，景落树阴移。」唐代每年重阳节都在曲江亭赐宴百官，君臣赋诗相庆，留下不少佳作。宋代重阳宴时，要赐给与宴官员戴花，南宋还有赏灯（菊灯）之宴，「略如元夕……或于清燕殿、缀金亭赏橙橘」。（周密《武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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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照例于重阳节赐文武群臣宴，赐宴地点明初多在奉天门（即后来的太和门）、华盖殿（即后来的中极殿）等处，明宪宗以后改在午门进行。据《大明会典》记载，永乐时期重阳宴的酒食为：「上卓（桌），按酒二般，糕二碟，小点心一碟，菜四色，汤一碗，酒三锺。中合卓，按酒二般，小点心一碟，糕二碟，菜四色，汤二碗，酒六锺。」明神宗还在重阳节赏赐辅臣「上尊、珍馔」，宫中则吃「迎霜麻辣兔」。秦徵兰《天启宫词》写道：「玉兔迎霜秋宴开，花城时伴暂徘徊。蕙兰香细莺声软，报道高家小姐来。」诗注中说，重阳前后，内官们设宴互相邀请，称为「迎霜宴」，席上必吃兔肉，名曰「迎霜兔」。

清代亦偶有重阳赐宴之举，如雍正四年九月九日，雍正皇帝召皇子、诸王和文武大臣至乾清宫，一同赋诗饮酒，之后「皇子、诸王及文武诸臣分东西两班序坐。作乐，进膳，赐食，演剧」。（《清世宗实录》）第二年重阳节，雍正皇帝又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赐诸王大臣宴，并赏给缎匹等物。

《西京杂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饵指的是用面粉做成的糕饼类食物，郑玄注《周礼·天官·笾人》「糗饵粉餈」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合蒸曰饵，饼之曰餈。」蓬饵大概与后世用蓬子为面做成的蓬糕类似。唐代徐坚《初学记》引《玉烛宝典》：「食饵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可见「蓬饵」等重阳糕点最早是为了秋季尝新而制作的食品，唐代称「麻葛糕」，宋代正式出现「重阳糕」之名，吴自牧《梦粱录》曰：「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禁中閤分及贵家相为馈送。」重阳糕的种类非常丰富，按食材分有枣栗糕、面糕、黄米糕等，按糕上装饰分则有万象糕、狮蛮糕、食鹿糕等诸多名色。

明代称重阳糕为「花糕」，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面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纸彩旗，曰花糕旗。」北方多用面制作，大小如盆，其上铺枣有二三层之多。南方则有用米糕者，淮安府清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的重九蒸糕，用米粉做成两只小羊放在上面，取「重羊（阳）」的寓意。

宫中从九月初一起就吃花糕，重阳节当天还要赐百官食糕，故重阳宴又被称为「花糕宴」，明宣宗《重阳诗》序说：「重阳节届，霁景澄明，正乐太平时也，朕念尔群臣辅翼之功，理应同之，特赐花糕、菊酒，复制诗一章，以寓期勉之意。」史玄《旧京遗事》里还说：「京朝官……重阳赐食糕，一费可七百金。食时助以酒脯，取沾赉而毕。诸臣享会之后，长班以馂余纳寘筐篮，与其官长矜宠御路，自皇极门至长安街，马归洋洋，寻续不断。」

清代京城常见的重阳花糕主要有两种，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间预为制造以供用。」花糕上仍延续传统做法，剪五色彩旗作为标帜，市民争相购买，用以供奉家堂或馈赠亲友。苏州一带除了点缀枣栗的花糕外，还用面和酒曲，发成丰糕，撒上百果的碎粒，或在面里裹上肉馅，形状似骆驼蹄，都叫作重阳糕。花糕也是清宫重要的节令食品，每到重阳节前，由敬事房传内饽饽房制作花糕，做好的花糕被盛放在雕漆盒内，又用各色彩纸做成小旗，贴以金字，插在花糕上，用作奉先殿及佛堂的上供。夏仁虎《清宫词》曰：「秋来令节到重阳，敬事先传饽饽房。细点花糕填漆盒，彩旗金字插中央。」《清宫琐记》也说：「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御膳房预备各种花糕上供，有菊花的、枣泥的、八宝的，及各式各样的饽饽。」

玩赏丛菊

菊花多在九月开放，有「九花（华）」之名，因而很早就与重阳节联系在一起，人们饮菊酒、赏菊花，还将重阳节称作菊花节、黄菊节。《西京杂记》介绍了用菊花酿酒的方法：「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更简单的做法是直接用菊花泛酒，即在酿好的酒中放入菊花浸泡，如《齐人月令》说：「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重阳饮菊酒的习俗一直到明清时期仍很流行，《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写西门庆重阳设宴，教人拿出一坛夏提刑送的菊花酒：「打开碧靛清，喷鼻香，未曾筛，先搀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后贮于布甑内，筛出来醇厚好吃……每人都尝讫，极口称羡不已。」明代宫中在重阳节也要喝菊花酒，并冠以「菊花浆」的美称。

明代赏菊之风依然不衰，孔宪易《如梦录》：「至九月初九日重阳节，各家俱蒸发面花糕，登高宴客，玩赏丛菊。」宫中至九月，御前进安菊花，有好事者将菊花累层摆放，环列于室内，堆成所谓的「花城」，《天启宫词》云：「绕室列菊花数十层，其座前者轾，后者轩，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绚烂，回环无隙，名曰『花城』。」

清代京城人家在重阳节前就栽种菊花，大都采自丰台，品类繁多，尤以黄金带、白玉团、旧朝衣、老僧衲等数种为最雅。茶馆酒肆也摆放菊花，并在各个街巷张贴市招，写上「某馆肆新堆菊花山可观」，借此吸引顾客。富贵之家用数百盆菊花摆成花山，号「九花山子」，若是四面堆积则叫「九花塔」。宫里自然也要栽菊花，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说，九月初菊花渐渐含苞时，宫眷们每天前去修剪，慈禧太后也亲自参与，她特别爱惜这些菊花，不许旁人用热手去触碰，以免使叶子皱拢。慈禧还能在菊花尚未有花苞时，就说出花的颜色和品种，大家用竹条写下太后预测的花名和颜色，插在花盆里，等到花开时一一对照，结果慈禧每次都能猜对，从未出错。

吉服应节

明代重阳节期间，文武官员和宫眷、内臣们都需要穿着吉服。官员只在节日当天穿，宫中则自九月初四更换罗衣开始就穿上应节的吉服，即重阳景菊花补子、蟒衣。明代服饰很注重季节元素的运用，四季花卉是最常见并最能体现季节特征的装饰图案——梅花或茶花象征冬季，牡丹象征春季，荷花象征夏季，菊花象征秋季。这些花卉图案既可以组合成「一年景」，也可以按照不同的季节单独使用，如秋装面料就以菊花纹样为主。重阳节最重视菊花，所以菊花又被用作重阳吉服的标志性图案，称为「重阳景」。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明代「洒线绣绿地彩整枝菊花经书面」，纵三十厘米，横二十七厘米，上窄下宽，以菱形锦纹为地，顶部绣五彩云纹，主体部分绣一株盛开的菊花，下部绣山石与海水。这件「经书面」应是女性对襟外衣前胸补子的右半部分，图案正是「重阳景」。

清代宫廷虽没有类似明代的节日吉服，但仍然继承了按时令选择服饰纹样的做法，并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后妃、公主、福晋、命妇等在穿着便服时，如果衣身饰有花卉图案，均应与季节对应。例如冬季服饰上要选用梅花、水仙花、山茶花等；春季服饰选用牡丹、桃花、杏花、迎春花、万年青等；夏季服饰选用荷花、蜀葵、百合、蔷薇、芍药、石榴、玫瑰、凌霄花、杜鹃花等；秋季服饰选用桂花、秋海棠和菊花等。皇帝用于佩带或赏赐的成套「活计」（荷包、表套、槟榔袋、褡裢等）上则可装饰重要节日的节景纹样。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数套清代不同时期的菊花纹活计，当中有几件荷包上绣着菊花与两只小羊，「重阳」之意非常明确，可以推知这些菊花纹活计正是重阳节期间佩带的。

重九承应

明代宫中每逢节庆的戏剧表演、音乐演奏都由钟鼓司承应，《酌中志》「钟鼓司」条载：「凡遇九月登高，圣驾幸万寿山；端午斗龙舟，插柳；岁暮宫中驱傩；及日食月蚀救护打鼓，皆本司职掌。」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的重阳节，明熹宗幸万岁山登高（《天启宫词》记为兔儿山），钟鼓司太监邱印执板清唱《洛阳桥记》中的「攒眉黛锁不开」一套。到第二年重阳登高，邱印还是唱的这套曲子，大家都觉得与节日景物极不相称。天启七年，明熹宗在西苑落水，不久病逝，重阳唱曲之事遂被看作不祥之兆。

清代宫廷在传统节日和重要节气时都会上演相应的戏曲剧目，昭梿《啸亭杂录》云：「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一年之中有专门戏曲表演的节令包括：元旦、立春、上元、燕九、花朝、寒食、浴佛、端午、赏荷、七夕、中元、中秋、重阳、颁朔、冬至、腊日、赏雪、祀灶、除夕等。相应的月令承应戏本约有二百余种，其中重阳节的「重九承应」戏有《九华品菊》《众美飞霞》《江州送酒》《东篱啸傲》《登高览胜》《仙女降真》《鹤林仙迹》《江帆风送》八种。

《九华品菊》说的是九华先生要「前往神京，宣扬圣化，朝觐天颜」，令催花御史在众香国挑选花仙，贡入宫中为皇太后献舞祝寿。被选中的均为菊花仙女，有御爱、喜容、万令菊、不老红、白麝香、粉西姣（娇）、海东红、金孔雀、玉蝴蝶、鸳鸯锦、状元红、佛见笑等十八人，她们的名字大都见于历代《菊谱》，人数则是象征「重九」，众仙女「舞来似楚腰，歌来叶九韶，更香含清露忒丰标」，于是九华先生带着她们一同驾云而去。

《众美飞霞》中先是朱儒子和康风子两位仙人上场，自诉「多餐甘菊，得证仙班」，因逢菊花令节（重阳），故而结伴同游，路上正好遇见九华先生，得知给太后祝寿之事，便请九华先生让花仙将歌舞试演一番，众仙女芝童遂同唱同舞，二仙看过后，决定与九华先生同行「以襄盛典」。

两出剧目虽然主题不同，但情节却紧密关联，从选花到表演，群仙同台，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成功地烘托出重阳节的喜庆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