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

海上丝绸之路上最壮丽的航行

明代前期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宋元两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广大地区的各个国家的官方交往和民间交流都比以前有所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开辟和延伸，商船往来不断，貿易活跃繁荣。至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传播，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个文化传播高潮的出现，则肇始于号称“明初盛事”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永乐时期文治武功和对外交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朝永乐年间，海内升平日久，国运昌隆，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明成祖更倾心于追溯历代盛世中帝王的治绩，向往在海外树立威望，享有盛名。成祖以与汉唐宋元盛世相比肩的气势，提出“抚驭万国”的政治原则。

郑和下西洋是一次规模庞大、影响广泛的国家外交活动。明成祖决策，令庞大的中国船队驶出国门，活跃在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和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最后一次向世界显示中国作为航海大国的强大实力。

中国历史上这一次最伟大的海上航行，选择了郑和作为它的代表。由于郑和才智过人，深得成祖的器重和信任，所以成祖初即位，就把奉使海外的重任赋予郑和。郑和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航海活动，通过访问东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沿途岛屿、山形、水势进行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的航海资料，并比较深入地研究和了解了各种航海图，掌握了远洋航海必备的多方面的知识，为日后领导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郑和的船队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两万七八千人之间。郑和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编成的，在当时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郑和船队的组织系统建制完整，分工细密而明确，能够保证船队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使整个船队的远洋航海活动成为一个庞大而科学的系统工程。

郑和船队的每次远航，一般由63艘大、中号宝船组成船队主体，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共“乘巨舶百余艘”。据记载，第一次下西洋时乘船208艘，“维峭挂席，际天而行”，蔚为壮观，是七次下西洋中动用船只最多的一次。

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程

郑和下西洋，先后7次，历时近30年之久，其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奉命出使，至第三次下西洋于永乐九年归国为止。在这一时期中，郑和使团的活动范围在东南亚各国之间，主要解决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树立起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的威信，“重振已坠之国威”，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

后期包括郑和下西洋的第四次到第七次的航行，从永乐十年到宣德八年间。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及更远地方，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 “宾服”中国。在后期航海中，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沿岸诸国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甚至远达西非沿岸。

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回航途中，郑和逝世于古里。郑和逝世之后，下西洋事业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者，庞大的船队失去了主帅，所以，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也就结束了。郑和七次下西洋航行的路线略有不同。在航海沿途，船队设立了4大交通中心站和航海贸易基地。这4大交通中心站分别是占城、苏门答剌、锡兰山别罗里和古里。占城和苏门答剌属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范围，为郑和船队发展南海及南洋海上交通，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航海贸易的要冲之地。别罗里和古里属印度半岛及其附近范围，为郑和船队发展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交通，与南亚、西亚和东非各国进行航海贸易的要冲之地。主船队利用这4大交通中心站，遵循惯常的主航线，与亚非各国开展贸易活动。此外，还分成若干分船队，从这四大基地出发，形成几条主要的分船队航线。

郑和船队以上述4大交通中心站为海运的枢纽，在广大的海域内建立起纵横交错的海上交通网络，使船队的航行尽可能达到所能达到的地方。

从永乐三年首次下西洋，至宣德八年结束最后一次航程，郑和“总率巨腙百艘”，“浮历数万里，往复三十年”，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创造了巨大的功绩。郑和下西洋，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宏伟篇章，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延伸与开拓，使中国与南海诸国以及更远的西方国家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与文化交流

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对于扩大明朝的国际声威，传播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更远的国家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官方联系，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和平环境。郑和在历次奉使出航中，都认真贯彻明王朝的和平外交方针，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使明朝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与海外诸国的官方关系更为密切，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就。由于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明永乐宣德年间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交通往来出现空前繁荣的盛况。许多国家纷纷向中国派遣使节，以通友好。包括那些位于“绝域”的远方国家，出自对中国的敬慕，沿着郑和开辟的航路，不远万里，纷纷来宾。有的国家是国王携妻带子与陪臣一同入朝。郑和每次返航时，都有海外诸国使者随船来华。第一次下西洋返国时，有苏门答剌、满剌加、古里等国的使者随行;第五次下西洋返国时，带回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者;第六次下西洋返航时，出现了暹罗、苏门答剌等18国1200余名使臣同时来华的盛事。

郑和下西洋不仅在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官方联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向海外诸国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当地社会的文明开化和文化进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下西洋船队的派遣者明成祖，到船队的统帅郑和，乃至郑和的一般随行官员，都对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有着自觉的认识，并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郑和在亚非各国访问时，本着“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的精神，努力宣扬文教，以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影响海外国家的精神生活，提高其文化程度，接受中国的礼仪，改变其落后的习俗。

在中国古代政教制度中，历法和冠服是最具有民族色彩的事项，一向为国家施政上最重要的措施。所谓“颁正朔，易服色”，是封建国家对内对外的两件大事。

对船队所至国家给赐冠服，是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给赐冠服具有让海外国家接受中国礼仪、移风易俗的意义。郑和到访时，奉命“颁诏”，赐明朝冠服予渤泥、暹罗、爪哇、占城、滿刺加、锡兰山、古里等国，同时主持“施恩封泽”仪式，对各国国王赐以皮弁玉圭、麟袍、龙衣、犀带，而对一般使节赐以“朝服”和“公服”。如郑和代表明朝廷赐给满刺加冠带袍服后，满刺加头目拜里迷苏剌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一个部落的酋长正式成为一个国家的国王，冠服之制如中国，这就改变了原先那种“不习衣冠疏礼义”的落后状态。后来，拜里迷苏剌入明朝贡，成祖又几次赐给他及王妃冠服仪仗等。其他各国也是如此，“愿比内郡依华风”，“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

明初对四邻国家屡次颁给历法。《明实录》中载有许多这方面的实例。在正统朝以前，琉球、占城等国，俱因朝贡，每国给予王历一本，民历十本。郑和出使海外诸国，“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俾天子生灵，旁达于无外”。所谓“颁中华正朔”，就是颁给本朝的历法，要求海外诸国承认明朝为“正朔所在”，奉行明朝颁给他们的历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将《大统历》赐予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宣德元年（1246），明廷又派人前往占城颁赐《大统历》。从此，占城普遍采用明朝的《大统历》。明代颁布的《大统历》是源于元代的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历法。郑和向出使国家颁给历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使他们有一本比较精确的历法，以便于日常生活和生产，更在于使诸国接受中国的礼俗，促其社会文化面貌向接近于中国方面转化。

总之，郑和及其率领的庞大船队，在七次下西洋、遍访30余国的航程中，在发展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同时，大力宣传和传播中国的先进文明，推动当地的文明开化和文化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的礼仪典制、儒家思想、天文历法、度量衡制、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对西洋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丝绸、瓷器、建筑艺术的传入，各国的服食器用水平得到了提高;中国的钱币流入西洋各国，促进了当地货币的流通和使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加快了南洋岛国的开发;明朝典章礼仪制度的传入，则深深影响了各岛国的文明进程。由于郑和及其船队的努力，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文化联系更为密切。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传播，也由于郑和的努力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郑和建立的海外贸易据点

郑和下西洋对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关系、促进物质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郑和船队每次出洋，都要筹办携带大批货物。这些货物有明王朝赠送各国国王、头目的礼品;有对各国进贡物品的回赐，即“朝贡贸易”的所需物资;还有下西洋官员在海外从事贸易活动所需货物。

郑和船队访问亚非各国，在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后，即与该国社会各阶层人民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郑和既是明王朝的国家使节，也是政府的通商代表。与所到各国进行通商贸易，是郑和船队的主要任务之一。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的中国货物在远航途中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郑和船队的贸易形式主要有三种：（1）开读赏赐与方物贡献;（2）以货易货;（3）货币交易。当时人有说郑和为“贸易珍宝”之使者。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器皿、铜钱、雨伞、烧珠、樟脑、麝香、水银等深受西洋各国的喜爱。

所以，郑和船队每次出航，都携带大批货物。郑和船队运往各国的货物，包括有：红丝、刺绣、湖丝、雨伞、绸缎、瓷器、麝香、烧珠、青瓷盘、碗、书籍、樟脑、橘、金、银、铁鼎、米、谷、豆等。船队所携带的货物不但数量可观，而且更以产品的独特见长于世。中国特产的锦绮、纱罗、绫绢、纻丝以及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独步世界的产品。各种青瓷盘碗、烧珠、麝香、大黄、肉桂、铁鼎、铁姚、铜器等也是大宗出口货物，其中尤以丝绸、瓷器数量最多。船队所到各国，对中国的货物都非常喜爱和欢迎，都希望能够普遍地得到供应。除了颁赐给当地统治阶层的赏赐外，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都是按照市场的价格进行交易。

郑和船队还在沿途设立了3个贸易据点。

在马来半岛一带，船队的贸易据点设在满剌加。满剌加即马六甲，其海峡呈东南—西北走向。它的西北端通印度洋的安达曼海，东南端连接南中国海，是连接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水道。满剌加在当时是东南亚各国的一个商业中心区，也是东西洋水陆交通的枢纽，为郑和船队往东南亚以西远航必经之地。郑和下西洋都要途径满剌加，并在此设立基地。中国宝船西行赐命“互市”及东回时，均以满剌加为停装货物及分聚之所。郑和船队以满剌加作为中转地，还建造了仓库。

船队在阿拉伯半岛一带地区，以忽鲁谟斯为其航海贸易的据点。忽鲁谟斯即霍尔木兹，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此地位处亚、欧、非三洲之中，为中世纪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又是海上交通的孔道，自印度洋进入波斯湾以至巴格达诸大城，此为必经之地。忽鲁谟斯是在有关郑和航海的史书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名之一，也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抵达忽鲁谟斯，在此建立了贸易据点，每次航行都把重点放在忽鲁谟斯，从那里派遣分舰队赴红海和东非。郑和第五次、第七次下西洋时也到了忽鲁谟斯。以忽鲁谟斯为据点，便于购买和换易西亚诸国的名贵的宝石、琥珀、手工艺品等，同时与来自欧洲大陆的胡商进行贸易。

位于满剌加、忽鲁谟斯中间的古里国，也是郑和船队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据点。古里国是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南部的一个古代王国，曾为马拉巴尔地区的一部分，为古代印度半岛西岸一大商港，号称“西洋诸番之会”。其境在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一带，为古代印度洋海上的交通要冲。郑和首次下西洋便到达古里，郑和船队带来瓷器和丝绸等中国商品，与古里国国王交易，郑和船队还把古里国作为补充淡水和食物补给地和西进基地。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到达古里国，古里国国王接受明成祖诏封古里王的敕书和诰命银印，各头目接受升赏品级冠服，郑和还在古里立石碑亭纪念，碑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以此为据点，郑和船队既可以与南亚诸国频繁进行贸易活动，又可以加强船队在东西方的贸易，起到中间站的作用。

在漫长辽阔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了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这三个主要的航海贸易据点，郑和又在占城等地设立规划贸易的大本营，以充分发挥船队从事海外贸易的潜力。这些地方也因此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郑和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15世纪是人类走向海洋的世纪，是人类的大航海时代。郑和的远洋航行，正发生在15世纪初，是他拉开了整个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術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望尘莫及的。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是15世纪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在郑和下西洋停止之后几十年的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几支最著名的西方远洋船队无一能与郑和的船队相比拟。如1492年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哥伦布船队，只有90名水手，3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旗舰“圣玛丽亚号”不过250吨，仅为郑和宝船的1/l0。1497年绕过好望角航达印度的达·伽马船队，有160人，4艘小帆船，主力旗舰120吨，全长不到25米。1519年进行环球航行的麦哲伦船队，有265人，5艘小帆船，其中两艘130吨，两艘90吨，1艘60吨，全船队的总吨位也不过郑和一艘宝船的1/5。可见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着领先地位，是当时任何西方海上强国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的西方学者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从郑和的庞大的远洋舰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在航海上，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航海技术，都远远居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但是，在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海活动扩大，地图科学的发展，古典时代的知识重新被认识。15世纪后期，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统治者对航海活动的支持，更促进了航海活动的开展。到了15世纪末，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欧洲人的大航海活动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取得，实是基于人类航海能力的空前提高，以至达到了具备航行于全球所有海洋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提高，乃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在欧洲人进行这些海洋探险时，还得到过非欧洲人的帮助，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15至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通过欧洲人之手而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整个人类。

对于欧洲的大航海事业，梁启超认为郑和“与彼并时而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他的航海比哥伦布等人都要早数十年。但“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