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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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我父亲从晋绥老区南下到了汉中，后来分配在西乡县工作，我们的家就安在那里了。

在我年幼时，就有过好几次搬家的经历。据母亲讲，母亲生下我哥哥时，一家三口挤在父亲工作单位的宿舍里。那是一间小平房，隔成里外间，外间是父亲办公的地方，里间仅能摆下一张床，一家三口就挤在那张床上。房檐下，就是我家的露天厨房。当母亲生下我后，为了不影响父亲工作，母亲便在县城西大街找了处民居，那是一个大杂院，住了好几家人，都是回民，虽然人都挺好，可也多有禁忌，母亲随乡入俗，在饮食上尤其注意。我们现在之所以爱吃牛羊肉，可能就是当时形成的口味吧。

后来，在一条老街上，母亲终于申请到一处公房。这里过去是大户人家的宅院，有三进院落，但已显得古旧破败。正房是县卫生协会的办公场所，进大门住着一家人，靠后院住着一家人，我们住在中间靠东的厦房，有一大一小两间屋子。后院不大，紧靠着高高的老城墙，有一处简易厕所。母亲对这处住房很满意，一是租金低，一月不到2元钱；二是院子有公厕，再不用为上厕所犯愁了。安顿下后，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用旧报纸把墙壁和顶棚裱糊一遍，昏暗的家顿时明亮许多。我家屋子的旁边是过道，正好建个露天小厨房。母亲还找人盘了个山西老家常用的灶台，是用风箱助燃的。那时没有煤，全靠烧稻壳做饭，每天，呱嗒、呱嗒的风箱吹燃起熊熊火焰，煮饭、炒菜让满院都飘起浓浓的饭菜香味。

我们在这个院落里住了大约有30多年，我的幼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的弟弟妹妹也出生在这里。后来我插队、当兵，离开家有六七年。1980年初，我从部队复员回来，还是住进这个虽拥挤但温暖的家。

1981年初，我要结婚成家了。这时家里人不多了，哥哥在部队提了干，弟弟和妹妹都在西安上大学。父母亲把大房间腾出来作我的新房，老两口则挤在一个5平米的小房间里。过了两年，妻子单位给分了一间有十来个平米的宿舍，刚好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加之妻子单位在县城东边，离家远些，于是我们就把小家安在了妻子的单位。那几年，我们都有很强的学习欲望，我先考上大专，在外地脱产学习两年；我刚回来，妻子又考上了中专，也在汉中商校脱产学习了两年，所以这个小家常常空置着。

1988年，我调到汉中工作，不久妻子也调来了，于是我们的家就安到了汉中。先是部门在机关给我们临时要了一间平房，不久妻子的工作单位给了一间有二十多平米的宿舍。那是一长溜住着好多家的平房，房子是瓦顶，天花板是竹席棚，一到深夜，顶棚就成为老鼠撒欢的地方。有时候，刚刚进入梦乡，就被老鼠们那急促的打斗吵闹声吵醒。在那间平房里，在老鼠的陪伴中，我们度过了3年。后来，妻子单位盖家属楼，我们分了个5楼的小两室，有单独卫生间和厨房，我们非常高兴，添置了新家具。我买了个捷克式的书柜，那些陪我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书也都有了家。房子就在城中心，距离孩子读书的学校不远，距离我上班的地方也不远，离菜市场也很近，生活很方便，一切都称心如意，一下子感到生活处处阳光明媚，所有的日子都变得色彩缤纷。

1994年，我们单位也集资建房。根据工龄打分，我分了个位于2楼的120平米的三室一厅住房。我们这次也赶了个时髦，把新房“豪华”装修了一下：实木门，铝合金窗，米黄色的木围墙；书柜、衣橱、写字台、餐桌、茶几，皮革沙发全部都是新的；电话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一应俱全，使我们有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的家。每天下班回到温馨的家里，一家人围坐沙发，收看电视，唠唠家常，其乐融融。家人的团聚，家庭的温情，像清晨淡淡的雾，在房屋里幸福地蔓延开来。

一路走来，从出生到幼年、青年、再步入老年，家也从大杂院到单位宿舍，从小平房到楼房。对我而言，住房的变迁，就是一个吃甘蔗的过程，一节更比一节甜。一滴水折射出七彩阳光，我的小家发生的各种喜人的变化，正折射出我们的国家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家富强了，家庭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