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永，李成明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资，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信息成本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移动支付用户可能通过社会资本效应增加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但在面临疾病冲击时可能通过信息效应降低家庭的医疗保健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在多儿童家庭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提升健康投资，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健康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现今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已成为我国居民继住房、教育后的第三大支出。同时，新兴的支付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交易场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关于其对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影响的研究却相当缺乏。移动支付对我国居民的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有什么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深化医疗改革，尤其是医保支付机制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据此，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我国移动支付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及相关机制。

（一）移动支付与消费支出

移动支付是电子货币的主要表现形式，大规模使用移动支付的同时也带来了电子货币的规模效应，当使用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其成本变得非常低，甚至逼近零（谢平和刘海二，2013）。Humphrey et al.（2001）认为电子货币的成本仅为纸币支付的1/2～1/3。这种新兴的支付方式不仅有效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也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如Haseeb&Benjamin（2019）通过对肯尼亚地区2013～2016年的1600户家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移动支付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借款，减少其信贷约束。用户可以简单地通过互联网发送消息，从而减少与借贷相关的交易成本（Suri·T.&Jack·W.，2016）。此外，这一新型支付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随着数据可得性的不断提高，学者们逐渐关注到移动支付对具体消费类型支出的影响。如Jack et al.（2014）的研究表明，在面对特殊的负面冲击时，移动支付的用户可以更好地平滑食物消费。

（二）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

医疗健康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于医疗和保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费用。目前关于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

宏观层面，收入因素被广泛用作解释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影响因素。学者们以不同的国家和时期的数据对这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Gerdtham et al.（1992）运用20个OECD国家1960到1987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制度、GDP等对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发现收入弹性大于1。赵郁馨和高广颖（2000）通过分析我国1978～1998年的卫生费用数据，发现收入弹性系数在1.2左右等。学者们也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政府转移收入等其他非收入因素展开了研究。如王学义和张冲（2013）利用中国200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影响，发现老年人抚养系数会增加医疗保健支出。Livio&Rosanna（1998）运用加拿大的数据考察省级联邦政府转移收入对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二者正相关。

较之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已有的微观研究多从家庭的金融服务、保险等角度进行，如Gertler et al.（2009）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在面临冲击时微型金融储蓄及贷款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发现其能较好的平滑消费支出。De Weerdt&Dercon（2006）基于坦桑尼亚的村庄数据，探讨了保险网络连接信息对于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保险网络能够平滑食物消费等。也有一些学者关注移动支付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但大多以肯尼亚地区数据为研究对象，如Haseeb&Benjamin（2019）基于当地农村家庭数据分析发现，移动支付用户在面临疾病冲击时会增加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等。

综上，现有关于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针对移动支付对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影响的研究较少，专门针对我国的相关讨论及机制分析更是缺乏。因此，本文基于我国数据研究移动支付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及相关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移动支付与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

如前文所述，大规模使用移动支付会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也会大大拓宽家庭可获得的金融服务，如凭借移动支付，消费者可以获得支付宝、微信等提供的小额借贷服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受到的信贷约束。

信贷约束的放缓对于家庭医疗保健服务的使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Dupas，2009）。在面临重大疾病时，基于中国“先交钱后治病”以及居民首选县市级大医院就诊的现状，短时间内的筹资额度往往影响了患者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而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利于居民通过向亲友等非正式途径获得借贷进而促进家庭医疗健康消费。同时，移动支付的使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简化交易流程能够降低消费者付款的负效应进而促进日常的健康消费。如支付宝、微信等纷纷推出了各种品类的保险服务，居民可以通过移动支付方便快捷的完成交易，减少信息搜寻成本、交通成本等冗余费用。此外，资产流动性限制可能是家庭是否采用健康服务的主要障碍，而移动支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限制。由此，提出研究假设H1。

H1：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在面临疾病冲击时能够平滑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

（二）移动支付与家庭总消费支出

为了深入探讨并对比移动支付对于医疗健康服务的影响，本文还将研究移动支付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随着移动支付的推广，家庭获得信贷的相关成本大大降低。同时，银行可能会更容易对潜在借款人进行评分，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并提供更小，更便宜的贷款（Bjokegren et al.，2018）。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的便利性和消费者“心理账户”效应可能导致非计划购买和负债的增加（Thaler&Richard，1999）。具体来看，消费者会将预算分配到具体的消费类别，即所谓的“心理账户”，而是否购买这一行为则是由每个支出类别的可用资金驱动的（Health&Soll，1996）。移动支付的使用往往导致消费者高估可用收入，如支付宝使用过程中绑定蚂蚁花呗或信用卡往往会提升居民认知中的可用资金额度等。

过去的支出会影响当下的支出以及未来的消费，交易的时间和物理形式也可能有助于过去支出对后续行为的影响。例如对于预付款，过去付款在交易评估中的相关性随着付款和消费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增加而逐渐降低（Gourville et al.，1998）。同样，交易格式的模糊性也被证明可以减少支付的影响（Soman et al.，2001）。而移动支付通过影响过去费用记忆痕迹的强度和改变流出的时间结构和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厌恶性影响）来影响居民的回顾性评价进而降低过去消费对当下支出及未来消费的影响（王晓彦和胡德宝，2017）。故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2。

H2：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总消费有正向影响，在面临病冲击时能够平滑家庭总消费

（三）移动支付的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社会资本效应是指移动支付的使用可能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交往来扩大和加强其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放缓家庭信贷约束。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家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对于家庭医疗保健服务的使用有显著影响（胡枫和陈玉宇，2012）。在中国式人情社会中，亲友借贷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在2016年CFPS问卷调查中，有72%左右的家庭首选借款对象是亲友。在移动支付使用过程中，人们的“礼尚往来”更为亲密（周洋等，2018）。过去空间、时间等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庭在亲友之间的重要事件支出，而移动支付的使用打破了这些限制。因此，移动支付的使用更容易获得亲友资本，缓解家庭信贷约束。

信息效应是指移动支付的使用可以通过拓宽家庭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渠道，进而在面临疾病冲击时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冗余成本。虽然我国的医疗条件已大幅提升，但仍存在资源分配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信息错配导致的资源错配大大增加了冗余成本（王红漫，2011）。在移动支付使用的过程中，家庭可以通过互联网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减少冗余成本，由此提出假设H3。

表1 各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H3：移动支付的使用促进了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三、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子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包含了16000户家庭的经济活动、教育情况等详细信息。

（二）变量选取

表1详细给出了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处理方法，加入了是否拥有手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总资产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Haseeb&Benjamin 2019）。

（三）模型设定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的移动支付使用频率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家庭的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在家庭支出中的占比仍然较大，探究其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Haseeb&Benjamin，2019）关于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研究中的差分模型，本文根据所得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Expendit是第i个家庭在第t年的不同类别的支出，分别是医疗健康消费支出、食物支出、衣着支出、文化娱乐支出和总支出。shockit表示第i个家庭在第t年的经受的疾病冲击，MMTit为移动支付的使用频率，Xit是控制变量，包括是否拥有手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总资产五个变量，δit是时间虚拟变量。

模型（1）能够取得较好估计效果的前提取决于疾病冲击的外生性，为此本文构造了模型（2）检验疾病冲击的外生性,模型（2）中各个变量含义及其处理方法同（1）。

在机制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探讨了移动支付的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构造了如下模型：

其中，Yit代表了：（a）社会资本效应的衡量变量，分别是家庭的礼金指出、通讯支出、互联网社交的重要性；（b）信息效应的衡量变量，即信息获取渠道。其他变量含义及处理方法同模型（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移动支付使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

表2为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及其他类型支出的实证结果。从第2列可以看出，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保健支出的提升在1%的水平下显著；疾病冲击对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提升在1%水平下显著；但疾病冲击与移动支付的交叉项对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降低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面临疾病冲击时，移动支付的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疗保健费用，假设H1得到了支持。

表2 移动支付与家庭支出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支付的使用还增加了家庭的其他类别消费支出，疾病冲击也对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了影响，但是二者的交叉项并不显著。而二者的交叉项对总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主要是因其对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所致，假说H2得到了支持。

（二）稳健性分析

为了解决移动支付与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进行深入分析。考虑到本文研究因变量为医疗健康支出这一连续变量，而现有工具变量中二元变量不能很好的体现其移动支付使用的强度对因变量的影响。结合CFPS问卷可得数据，本文采用“互联网学习”这一变量作为移动支付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互联网学习的频率与移动支付的使用强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与被观察家庭的医疗健康支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该变量来源于问卷中“一般情况下，使用互联网络学习（如搜索学习资料、上网络学习课程等）的频率有多高”。考虑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本文使用Ivreg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相关的估计结果如表3。在第一阶段估计中，F值为178.289，远大于Stock&Yogo（2002）指出的16.38这一临界值。此外，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系数在0.01的水平下显著）可以判定互联网学习这一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而由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移动支付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和总支出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

表3 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

五、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内在机制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移动支付的使用是否加强了社会网络来探究社会资本效应。参考周洋（2018）、郭士祺（2014）等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通讯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之一，并使用家庭礼金支出、互联网社交重要程度作为衡量社会网络的另两个变量。同时，由于互联网已成为大多数人搜索信息的常用渠道，本文使用信息获取渠道来检验信息效应。

表4 社会资本效应与信息效应

表4为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的估计结果。从实证结果来看，移动支付的使用对于礼金支出、通讯支出和互联社交重要性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移动支付的使用使家庭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可能性更大，有助于家庭减少冗余成本。

六、异质性分析

（一）城乡异质性分析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本文将全样本分为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两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

表5 城乡子样本分析

表5为分城乡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假设H1、H2仍然得到了验证。相比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移动支付的使用更能促进其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在疾病冲击来临时，城市家庭移动支付的使用能够更好地平滑支出，可能原因是：在城市中，社会资本相比于农村更为充足，城市家庭能够通过移动支付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更好的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此外，城市家庭的信息可得性相比于农村更多，更容易减少冗余成本。

（二）家庭异质性分析

儿童抚养系数是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重要影响因素（王学义和张冲，2014）。本文进一步以家庭中儿童平均数量的中位数为界限，将全样本分为多儿童家庭和少儿童家庭两个子样本进行分析。

表6 多儿童家庭子样本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假设H1、H2依然成立，而且相比于少儿童家庭，多儿童家庭移动支付的使用更能促进其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和家庭总支出。其原因在于儿童数量较多时，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和家庭总支出的影响基数相对较大，移动支付的使用无论是社会网络效应还是信息效应能够起到更为显著的影响，而少儿童家庭由此带来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

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也会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本文将全样本分为东部，中西部两个区域，并对其分别进行分析。

表7 区域子样本分析

从表7可以看出，假设H1、H2的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但不同区域移动支付的影响强度不同。原因在于移动支付的使用在经济资源和医疗资源相对充裕的东部区域，提升了家庭有效匹配医疗健康服务以及其他消费服务的可能性，进而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移动支付的使用对中国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支付的使用可以促进家庭的医疗健康消费支出。在考虑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模型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通过影响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进而放缓家庭的信贷约束，促进医疗保健服务的使用。在面临疾病冲击时，移动支付的使用可以通过信息效应减少冗余的医疗费用。另外，异质性分析发现，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区域的影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在多儿童家庭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健康中国”的战略实施以及家庭医疗服务使用、推进医疗改革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居民应该加强移动支付的使用，巩固自身社会网络，提升信息搜寻能力，从而更好地享受医疗健康服务并减少冗余费用。其次，相关金融机构以及医疗机构应该考虑到移动支付及其相关信息技术的应用，更好地针对患者开展医疗服务以及相应的贷款等金融服务。最后，政府以及医疗机构要因地制宜地推进电子支付及相关技术，减少交易成本，提升家庭对于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满意度，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做好居民健康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为“健康中国”的战略实施和医疗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