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方

尽管不少城市绿地里会选择栽种一种叫“三叶草”的低矮浓密绿植，大江南北的菜市场也偶尔会有一种叫“金花”或“草头”的蔬菜售卖，但如果不从事农牧畜养，也不是专业植物学人士，相信大多数的人已经不会把它们和“苜蓿”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了。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苜蓿似乎是一个历史名词，距现代生活十分遥远，然而时光上溯2000年，当这种中亚伊朗的小绿草，一路向东旅行至中原时，整个汉帝国的心脏都曾为它的到来而跳动得异常剧烈。

早在西汉建立的五六百年之前，苜蓿就出现在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中，伟大的游吟诗人荷马，安排了希腊战神阿克琉斯的骏马在特洛伊城外啃食苜蓿，也让斯巴达的草原上长满了苜蓿。从古希腊语中苜蓿的词源入手，当代学者揭开了苜蓿从伊朗高原西传的大致路线。作为古代马匹的理想草料，无论在东方中国还是西方希腊罗马，苜蓿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资源，它的旅行也因此显得更加不同寻常。

苜蓿东行，汉帝国期盼育马秘方

秦末战争中，刘邦异军突起，凭借着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杰”的辅佐，推翻了拥有“虎狼之师”的秦朝，击败了“力能扛鼎”的项羽等割据势力，短短数年就建立了比秦朝疆域还辽阔的大汉帝国。然而面对自战国以来就持续存在的北方匈奴，久经沙场的汉军却显得力不从心。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新建立的政权危如累卵，不得已之下，汉朝只能通过和亲等法暂求安宁。随后，历经“文景之治”，国力虽有增强，但大汉帝国在对抗匈奴的问题上仍无良策。

公元前141年，新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心里明白，要想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就必须兵强马壮。但是“千军”易募，“万马”难寻。这样严酷的现实，使农业社会的“大汉天子”对来自西域的宝马充满渴望。他在《西极天马歌》中不吝笔墨地写道：“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当然，对皇帝个人而言，得到一匹上等的汗血宝马或许并不困难，然而如何能让大汉的万千将士都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战马，进而组建一支足以消灭匈奴的强大骑兵集团，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于是西行的张骞或许又多了一项任务：引进西域良马，并破解在大汉帝国之内饲养战马的秘密。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26年），凭借着超乎凡人的智慧、勇气与谋略，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长安，此时距他离开已经整整过去了13年。但历尽艰险之后，“博望侯”张骞不辱使命，不仅凿空西域，打通了大汉帝国向西与世界勾连的通道，更带回了许多汉地所没有的水果与蔬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汉帝国朝思暮想的苜蓿。美国著名汉学家劳费尔就此评论说：“张骞为人重实际，处理经济事务非常有见地，他断定这渴望已久的马若要在中国保持健壮，非得把它们的主要食料一并带来不可。于是他在大宛获得苜蓿种籽，于公元前126年献给武帝。”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这是“苜蓿”在中国史书中的首次亮相，其中的两则信息值得关注，一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即汉武帝在本应该种植庄稼和粮食的上等土地上种植了苜蓿；二是种植苜蓿的地方随后选在“离宫别观”的周边。“离宫别观”在汉代当属皇家禁地，寻常百姓不得擅入。“肥饶地”和“离宫别观”都种上苜蓿，足见朝廷和皇帝对这种西来的小绿草多么的重视。

除了关中大地，引种苜蓿最多的地方当属河西走廊的武威一带。东汉班固说：“自武威以西……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据《后汉书》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凉州城内专门养马的管家奴婢多达6000人，存栏的军马至少5万匹。到了唐代，《新五代史》说：“（武威）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如此数量的军马养殖需要多少苜蓿供给，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一片片绿意盎然的柔弱苜蓿枝叶，逐渐托起了大汉帝国强大的铁血军团，支撑其一次又一次对匈奴作战的胜利。正如王维诗中所说：“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

从马食到人食，苜蓿在中国的诗意之旅

作为多年生草本豆科植物，苜蓿被人类驯化的历史超过3000年。当前全世界种植的苜蓿仍有65种之多，我国的苜蓿种植主要分布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其中新疆是我国苜蓿属野生种类最多的省区。从名称上看，“苜蓿”是典型的外来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苜蓿也叫“目宿”“牧宿”“木粟”等，关于这个名称的确切来源，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如1934年日本学者桑原隲藏发表《张骞西征考》中认为“苜蓿为希腊语Medikai之音译”。美国人劳费尔在其《中国伊朗编》中则认为“苜蓿”一词系古大宛语“buksuk”的音译，而大宛语则是古伊朗语的一种。总之，“苜蓿”一词来自遥远的西方，不是中国人起的名字。

相比于这个西方词汇的音译，苜蓿当然还有自己独特的中文名字—“怀风”或“连枝草”。西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乐游苑草木虫鱼》篇中记录说：“乐游苑中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或谓光风，风在其間，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为连枝草。”不过从后世文献整理记载来看，怀风和连枝草并没有引起后人多少共鸣，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将这种关系帝国安危的小草称为“苜蓿”。如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就沿用了“苜蓿”的称谓。

令人惊奇的是，在古代很多诗人的诗歌中都可以见到“苜蓿”的身影。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也能隐约探寻出一条苜蓿在古代中国的旅行之路。中国古籍诗歌网的数据统计显示，从唐代至清代，共有268首与苜蓿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中，唐代的主要表现马食苜蓿的内容，显示出苜蓿从西北边疆沿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的旅行之路。如唐代诗人岑参的《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中说“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贯休的《塞上曲二首》言“蒲萄酒白雕腊红，苜蓿根甜沙鼠出”，都道出了苜蓿在西域生长的情况。鲍防的“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和李商隐的“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则透露出苜蓿在汉地关中一带的种植迹象。连“诗圣”杜甫也留下了“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的诗句，为苜蓿在中原大地的旅行又添一佐证。

不难看出，唐代诗歌中的苜蓿形象主要与朝廷养马关系密切。苜蓿的地理分布也主要在西北或中原地区。这其实符合当时苜蓿的实际种植范围，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就说：“苜蓿，味苦，性平，无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以无气味故也。外国复别有苜蓿草，以治目，非此类也。”时间相近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也记录说：“（苜蓿）一年三刈，留子者，一刈则止。春初既中生噉，为羹甚香；长宜饲马，马尤嗜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郭，所宜种之。”此外，专门记录洛阳一带佛教寺庙的《洛阳伽蓝记》也留下了苜蓿在洛阳旅行生长的影像：“禅虚寺，在大夏门外御道西……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另外，从颜师古“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焉”的记录来看，唐代前后，苜蓿的旅行仍大致在北方地区。

到了宋代，苜蓿似乎开始逐渐旅行到了江南地区，并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种菜肴。由于战事频仍，朝廷买马养马大于前朝，苜蓿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拓展，正所谓“君王若问安边策，苜蓿漫山战马肥”。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续笔》记录说：“国家买马，南边与邕管，西边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意。”言下之意，在江淮之间、苏州（今江苏吴县）、秀州（今浙江嘉兴）地区也种有苜蓿，以便养马。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苜蓿的食用也传到了江南一带，并在宋代文化界兴起了一种“食苜蓿”的风潮，这种风潮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苜蓿盘”，用来指那些品行正直、安贫乐道人士的简朴生活。

北宋文学家苏轼多次写下苜蓿可食的诗歌，如“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对先生苜蓿盘”“诗翁憔悴老一官，厌见苜蓿堆青盘”等。此外，黄庭坚的“舍前粲戎葵，舍后荒苜蓿”，杨冠卿的“碧涧掇香芹，雕盘堆苜蓿”，司马光的“愿同野老嬉尧坏，长守先生苜蓿盘”，邓肃的“莫叹愁肠充苜蓿，从来醉眼盖乾坤”，梅尧臣的“比诸豪侠乃自苦，明日苜蓿盈盘餐”，等等，都留下了人们以苜蓿为食的记录。中年入蜀、老年回归故里的绍兴籍诗人陆游有“墙隅苜蓿秋风晚，独倚门扉感慨频”的诗句，也是苜蓿旅行到江南的另一个记录。

随着苜蓿种植和食用的推进，人们还发现苜蓿的药用价值和增进土地肥力的功能，苜蓿旅行的区域也随之更加辽阔。唐末韩鄂所撰《四时纂要》说：“（十二月）烧苜蓿，苜蓿之地，此月烧之，讫，二年一度，耕垄外，根斩，覆土掩之，即不衰。凡苜蓿，春食，作干菜，至益人。紫花时，大益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从药学角度记述说：“（苜蓿）利五脏，轻身健人。洗去脾胃间邪热气，通小肠热毒。”明代后半叶诞生的《救荒本草》更是把苜蓿药用和救荒联系在一起：“苜蓿出陕西，今处处有之……救饥，苗叶嫩时，采取煠食。江南人不甚食。多食利大小肠。”

《荷马史诗》与幸运草，苜蓿的西方之旅

在西方，苜蓿同等重要。著名翻译家、深谙古希腊语的罗念生先生翻译的《伊利亚特》一书中这样写道：“他（阿克琉斯）的兵士在岸上消遣，投掷铁饼、标枪，拉弓射箭。他们的马在车旁吃沼泽里的苜蓿和芫荽，战车存在他们的主上的营帐里，用布覆盖严密。”台湾学者张玉燕2017年发表了《荷马史诗与中国文学中的苜蓿—比较古代东西方植物》一文，文中援引西方文献资料说：“苜蓿原产地是波斯，是喂马的一种饲料，在希腊波斯战争时传入希腊。苜蓿是人类最早驯化的饲料作物之一，起源在近东中心，即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库曼高地。早在公元前1400年，紫花苜蓿就已在波斯的高山、河谷广泛栽种，被用作牲畜饲料，苜蓿一词，可能是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

按照劳费尔的研究，现在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苜蓿的是亚里斯多芬（公元前448年～公元前380年，古希腊喜剧作家）所著的《骑士》，文中说“马食科林斯之山查子以代苜蓿”。至于希腊苜蓿的来源，劳费尔倾向于老普林尼（公元23年～79年，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著有《自然史》和《博物志》）的观点，即苜蓿非希腊原产，而是在大流士一世时期历次波希战争中，从波斯传播过去的。此外，也有证据显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段时间，苜蓿开始在意大利传播和播种，成为支撑古罗马军团的重要粮草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苜蓿在东西方的早期旅行中，曾一度身价不菲。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良马饲料的苜蓿，被不少国家视为战略资源，并被课以重税。如萨珊王朝的霍斯鲁一世（531年～578年）就把苜蓿列入到新兴的土地税内，并且苜蓿税要7倍高于小麦和大麦。在东方，苜蓿的价格同样昂贵，敦煌汉简中记述：“益欲急去，恐牛不可用，今致卖目宿养之。目宿大贵，束三泉，留久恐舍食尽，今且寄广麦一石。”

有趣的是，苜蓿旅行至广袤俄罗斯大地的时间要晚得多。1864年，驻中国喀什地区的俄国领事司卡慈史科夫在巴黎《东方评论》发表《中国紫花苜蓿杂记》一文，文中说苜蓿草籽是1840年初次从中国运到俄国的。司卡慈史科夫本人随后也在俄国、爱沙尼亚、芬兰等地积极推广这种作物，让东欧和北欧也都长起苜蓿。当然，这也可能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改良之后的优质苜蓿品种。因为不仅俄国，20世纪初的美国和阿根廷等国也出于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先后从中国引进过苜蓿草籽，这些都应该算苜蓿的晚期旅行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变弱，苜蓿的战略资源地位也随之变化。但人们对苜蓿的喜爱和关注却没有减少，这大概与苜蓿耐寒、耐旱，生命力和適应力都很强有关。在欧洲，人们一度着迷于苜蓿草独特的三叶外形，并赋予它幸运、爱情和健康的寓意。据说在10万株三叶苜蓿中，只有一株是四叶的，而找到那株四叶苜蓿，也就找到了幸运。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等地，人们都亲切地称苜蓿为“幸运草”，爱尔兰更是将其认定为国花。2018年爱尔兰总理到访美国白宫时，就将一盆三叶苜蓿草作为国礼送给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