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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莫斯科公国的崛起绝非偶然，它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与莫斯科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东正教会中心地位以及历任莫斯科大公的治理策略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莫斯科公国 原因 东正教

公元9世纪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国家，到12世纪中叶由于封建领地关系的发展的和外族的不断侵扰，分裂成众多独立公国。13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后，偏居一隅的莫斯科公国逐渐崛起，并最终完成了摆脱异族统治、实现俄罗斯国家统一的任务，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奠定了现代俄国的基础。对于莫斯科公国崛起的原因，学术界多有忽视。研究莫斯科公国崛起的原因，对于更好地了解现代俄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理因素

优越的地理条件在莫斯科公国兴起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优越的地理条件为莫斯科公国创造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和四通八达的的商路，促进了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发展。

其一，莫斯科公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罗斯人民的避难所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多的公国之一。一方面莫斯科位于东北罗斯，距离立陶宛、波兰、瑞典和日耳曼骑士团的边界较远，不易直接受到外敌的侵扰;另一方面它的四周有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等公国，当鞑靼、立陶宛、日耳曼骑士团等外敌入侵时，首先遭难的是周围公国，这些公国客观上起到了屏障的作用。譬如当西北方的瑞典人、利沃尼亚骑士团不断向东扩张时，首先有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抵挡。例如，“1252年鞑靼人进攻佩列雅斯拉夫尔，1281年至1282年鞑靼人进攻弗拉基米尔、尤里耶夫、穆罗姆、罗斯托夫及其他各城时，就曾引起居民大批逃亡，大批居民迁往安全、平静无事的莫斯科。”[lJ居民的大量迁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往日被森林覆盖的难以耕作的土地的迅速开发，使得莫斯科变成了耕地众多和人口稠密的公國;同时人口增多也为莫斯科大公增加了税收、劳动力和兵源，从而带动莫斯科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以及军事实力的增强。

其二，莫斯科公国位于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流域河间地区的中心，周围河网密布，使得莫斯科商路极为发达。莫斯科河环绕莫斯科公国，莫斯科河上游的支流伊斯特拉河接近拉马河，拉马河是绍沙河的支流，而绍沙河又流人伏尔加河上游。这样，莫斯科河通过拉马河把伏尔加河上游同奥卡河中游联结起来了。另一方面，莫斯科城是在莫斯科河转弯的地方兴建的，莫斯科河在这里转向东南，通过支流雅乌扎河和克利亚齐马河连接，直接进入伏尔加河中游。得益于蛛网般的河流，莫斯科公国逐渐形成早期发达的四条商路。第一条是“北方之路”，即沿莫斯科河的支流伊斯特拉河，经拉马河，直接进入伏尔加河上游的支流绍沙河，是沟通伏尔加河和奥卡河的水路;第二条是“东方之路”，即从莫斯科出发，由西向东经过雅乌札河进入克利亚齐马河直接进入伏尔加河中游;第三条是“南方之路”，即契尔尼哥夫、基辅等地商人经杰斯拉河到布良斯克，然后通过陆路联运进入奥卡河，接着顺奥卡河乘坐大船直通莫斯科;第四条是“西方之路”，即立陶宛、波兰等国外的商人通过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到达斯摩棱斯克，然后通过陆路进入莫斯科。各地商人通过这些商路将商品运往罗斯的各个地区，沟通了莫斯科公国与其它各公国的联系，使莫斯科公国逐渐成为罗斯的商业中心。同时来往商人的过境税也成为莫斯科王公府库的重要财源，莫斯科公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二.宗教因素

东正教总主教坛迁人莫斯科公国，让莫斯科公国成为全罗斯人民向往的宗教圣地。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1588年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伊列米亚到莫斯科募化金钱和貂皮，戈都诺夫乘机迫使他同意在俄国建立独立的总主教区。于是1589年戈都诺夫的亲信、大主教约瑟夫当选为俄国东正教会的第一任总主教。从此，俄国教会摆脱了对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依附，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中心。

第一，总主教坛迁人莫斯科，为莫斯科带去大量的物质财富，促使它变得更为富裕。罗斯教会的一些修道院、教堂以及上层的高级神职人员，在王公政权的支持下依靠土地的垦殖、赏赐、捐赠和直接掠夺，逐渐变成了直接剥削农民劳动的相当富有的封建大地主。物质财富丰富的人都力求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们建造修道院并为其提供土地、资金和劳力，或者至少为追祭亡灵要向现有的修道院捐赠土地和资金。这样一来，修道院就聚敛了大量财富。除了教会所拥有的财产流人莫斯科以外，教会举行各种宗教活动也带动了莫斯科经济的发展。总主教迁人莫斯科以后，每逢大主教任命主教时，各城市的主教都要汇集于莫斯科，集合举行大型宗教仪式。后来，这种活动成为罗斯人民的盛大节日，各地教会名流也都来朝拜，领受教旨。通过这种活动，大批钱财不断流人莫斯科。

第二，总主教坛的迁入为莫斯科增添了宗教光环，产生了重要的精神意义。从此，罗斯人民更加信任莫斯科王公了，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会受到教会最高圣徒的赞许。伊凡三世在同拜占庭公主索菲娅·帕列奥洛格结婚后，人们还把莫斯科与东正教的宗教利益联系在一起。当代普斯科夫修道院叶利扎罗夫的修士费洛费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彻底体现基督教思想的三个帝国的历史。前两个帝国，即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由于背叛基督教而遭到毁灭。第三个帝国，即俄罗斯帝国，是正教信仰的保护者，不会灭亡。伊凡三世开始被尊为“真正的东正教”世界的领袖，莫斯科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东正教的中心。

第三，从那时起总主教在政治斗争中始终支持莫斯科，为莫斯科的崛起助了一臂之力。与教会的联盟在莫斯科的兴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譬如1311年莫斯科的强敌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派遣年幼儿子德米特里率领军队进军下诺夫哥罗德时，都主教彼得“不为他祝福”，而以诅咒威胁他，于是米哈伊尔的全部事业立即遭到失败。因为当时不听从都主教的执拗的王公有遭到教会开除的危险。这在那个教会对人们的心智和思想具有巨大影响的那个遥远年代是十分可怕的，所以都主教的“祝福”起着很大的作用。又如1363年都主教阿列克谢派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到莫斯科的敌人下哥罗德公国去召请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到莫斯科接受臣服。当他拒绝前来时，谢尔吉用都主教名义采取行动，封闭了下诺夫哥罗德的所有教堂，直至鲍里斯屈服。再如在1380年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抵抗鞋靶人的顿河之战中，都主教便向所有公国发出的劝告援助德米特里。结果在教会的祝福下，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公国都派了援军到莫斯科（根据在此之前的惯例，金帐汗国攻击莫斯科，其它俄罗斯公国是不会援助德米特里的）。德米特里组成一支十五万人的军队并靠这支军队首次打败鞋靶人，德米特里因此被封为“顿河英雄”。

三.政治因素

莫斯科公国历任大公奉行灵活的治国政策，是莫斯科公国壮大的重要原因。

首先，“君权与奴才地位的奇妙结合物路线壮大了莫斯科公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伊凡一世（1324-134一年在位）即位后，面对外有鞋靶人的残酷统治、内有罗斯各王公间的持续混战，坚定不移地奉行“君权与奴才地位的奇妙结合”路线：一方面讨好鞋靶人，维护鞋靶汗的诏令，充当鞋靶汗的工具，利用鞋靶人的实力打败自己的竞争者;另一方面他骗取鞋靶汗的信任，利用手中权力，收敛钱财，又用钱财贿赂鞋鞋汗的亲贵，扩大自己的影响。莫斯科大公们可以利用替金帐汗收取贡赋的机会中饱私囊，再用聚敛的财富贿赂金帐汗、收购土地和收买领主，以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莫斯科大公在帮鞋靶汗从罗斯各公国收取贡赋时，常常会私吞一些，这使得莫斯科公国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变得相当富有。当时经营农业的条件很艰苦，于是，土地占有者便经常出卖自己的世袭领地。由于卖地风气盛行，所以地价很低廉。莫斯科王公利用手中的财富向私人、教会、修道院以及别的王公收买土地。莫斯科王公还可以凭借全罗斯大公的权利打击异己或与城市结盟，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这样，莫斯科公国的疆土进一步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逐渐成为俄罗斯诸公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领主们受莫斯科王公的势力和富有的吸引，从斯摩棱斯克、基辅、苏兹达尔等各地汇集到莫斯科来，众多的侍役和亲兵队也同他们一起来。闻知莫斯科公国的富有，“国外”的封建主也从立陶宛、金帐汗国、意大利前来为莫斯科王公效劳。

其次，莫斯科公国的继承制度有利于内部环境的稳定。当时全罗斯王公的继承依据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法律或根据习惯，另一种是根据遗嘱。前一种制度有一系列的条款，规定财产必须以一定的形式移交，通常不考虑死者的遗愿，甚至违反他的遗愿。而莫斯科公国的王位继承主要是根据遗嘱进行的，以死者意愿为主要依据。从丹尼尔·亚历山得罗维奇（1293-1303年在位）到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几乎每个莫斯科王公都有一份遗诏。丹尼尔·亚历山得罗维奇立下遗嘱把王公宝座交给长子尤里（即尤里一世），尤里死时无子，他的长弟伊凡·卡里达自然成为王公。卡里达留下遗嘱把王公宝座交给长子谢苗。谢苗死时也无子，伊凡二世（1353-1359年在位）便成为王公，他死时把王公宝座遗交给长子。可见莫斯科王公大部分都是根据遗嘱继承的，所以死者的遗愿是莫斯科公国家族中继承制度的法律基础。这也许也是为什么1425-1453年内江时失明者瓦西里（即瓦西里二世）能最终取胜的原因。而且从丹尼尔·亚历山得罗维奇到瓦西里二世（1425-1462年在位），由于王公家族人数较少，一直未发生严重的遗产或王位纠纷，这就保持了莫斯科公国内部的稳定。

最后，良好的经济措施保证了莫斯科公国的繁荣稳定。鞋靶人的大破坏持续了整个13世纪，使得东北罗斯的的国民经济陷入了惊人的混乱状态。从14世纪开始，莫斯科王公们就着手调整各种遭到破坏的关系，采取一些列措施，公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包括从别的公国招来一些人做工;肃清封邑里的盗贼，建立有利于生产的保安制度;从汗国买来一批又一批的罗斯俘虏，以优惠的条件让他们在莫斯科的荒地上开垦，建设农村和乡镇……由此，莫斯科王公为公国人民创造了安居乐业的局面，而莫斯科王公也被看成是统治者和主人中的模范。繁荣稳定的内部环境无疑在莫斯科兴起中起了一定作用，使莫斯科公国在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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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M].人民出版社.1979

[3]徐梅.后现代主义视域下俄罗斯民族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历史[刃.文学教育（下），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