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雅妮

内容摘要：本文以清代学者戴震的《屈原赋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归纳，认为其具有“实证主义”“简明”“在楚言楚”以及“儒家色彩”的训话特点。

关键词：屈原赋注 戴震 训话

《楚辞》与《诗经》并为中国古代诗歌源头，有四百余种注本。《楚辞》以其浓郁的楚地文化和象征主义特色，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重要地位。历代《楚辞》注释训话专书达四百多种，其中不乏名家善本。

清代作为训话发展集大成的时代，考据、音韵等学科都有了很大成果。其不迷信古人，亦崇尚实证的态度，更是促进了《楚辞》注释。戴震作为有清一代训话巨擘，其注释被视为清代《楚辞》注释的重要成果。《屈原赋注》亦具有汇集前代《楚辞》注释成果的优势。因此，关于戴震《屈原赋注》的研究对于《楚辞》学实为重要。

本文以清代学者戴震的《屈原赋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来归纳总结《屈原赋注》的特点，以及其在《楚辭》注释史上的地位。

乾嘉学派的汪中作《国朝六儒颂》，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可见戴震在乾嘉学派的地位。戴震以《楚辞》为“经之亚”，以实证主义著《屈原赋注》，援引《说文》《尔雅》《左传》等注释《楚辞》，扩展其“以字解经”的范围;且戴氏提出了“在楚言楚”的《楚辞》注释观，无论是对于强调《楚辞》中楚声楚语、楚地文化的独特性，还是更正专书训诂观念，都有积极意义。后代《楚辞》注家在其注本中对戴震观点亦有引用、评述之处，可见其在《楚辞》注释史的地位。

屈原在艰难困厄中亦不改高洁之志，流传千古。戴震著《屈原赋注》时亦如是，“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飨，闭户成《屈原赋注》”。段玉裁对此评日：“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易·坤》中有“品物咸亨”，孔颖达疏：“品类之物，皆得亨通。”即“亨”之意。戴震此时，无论生活境遇还是心境，都与屈原相通。戴震的《屈原赋注》在清代来说，地位十分重要，姜亮夫先生评之：“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

就学界现有关于戴震著《屈原赋注》的研究来看，李思华介绍了戴震著《屈赋》的背景缘由。蒋立甫、王大年、陈忠发等从版本校勘与考据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就其训话特点来看，郭全芝从戴震注释的特点与得失等方面对《屈原赋注》进行了评价。刘润宣从其注释重考据与重作品情境两方面探讨了其注释特点。黄建荣主要从方言字词的注释，结合典籍，根据上下文探求新义和运用古音学四个方面来进行了研究。徐道彬主要探讨了其在训话方面的成就与特点。就其文学特色与哲学思想方面，郭全芝从其注释的儒学色彩和经学定位对《屈原赋注》进行了研究。徐道彬着重指出了《屈原赋注》的文学特色。徐道彬着重强调了戴震的唯物实证主义。汪大白将初稿与定稿作对比，以此来研究戴震前后思想认识的转变。刘芮康在论述《屈原赋注》的学术成就时分为了训话方面和文学方面。

目前来说，以《屈原赋注》来研究戴震哲学思想和校勘的较多，对于戴震著《屈赋》的训话特点，训话方式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戴震身为乾嘉儒学大师，实证考据探究一字一词之音义，以通晓儒家至道。纵观《屈原赋注》，本文认为其“实证主义”“简明”“在楚言楚”以及“儒家色彩”的训话特点，十分鲜明。

一.实证主义

戴震弟子凌延堪在《戴东原先生事略状》中指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可见乾嘉学派注重实事求是，以考据明文意，反对空谈大道的治学理念。戴震之后的通儒焦循称治经应“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以实证考据求其是，反对尊信汉儒或宋儒，以独立思考贯通其中。

戴震提出：“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靡而不条贯，会诸道而不留余地，巨细必究，本末兼察。”为求得十分的真知，本末必究，做到既在语言文字学理上讲得通，又可以有旁例可证。乾嘉学派反对宋儒空谈道学心性，强调实事求是，“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较为严谨求实。戴震身为清代著名语言学家，又深受西学影响，熟谙天文历算，始终坚持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讲求理据，具体表现为“以字证经”和“反对玄理妄说”。

1.“以字证经”

戴震弟子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写道：“先生十六、七岁以前，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奇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话语之，意每不释。塾师因取近代字书及汉许氏《说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话。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以诸经参互相见，是小学治学之根基。戴震读书时就以《说文》《尔雅》《方言》与群经参照阅读，为后来群经互注、打通诸经字词语义奠定了基础。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指出，“夫援《尔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就像汉代郑玄“三礼”和《诗经》等的训话思路一样，参群经互注互见，可使儒家经典的字词训释相互贯通。

戴震在《屈原赋注序》中尊《楚辞》为“经之亚”，高度肯定《楚辞》的地位，他感于“说《楚辞》者，既碎义难逃，未能考识精核，且弥失其所以著书之指”，故《屈原赋注》着重于辨析词义，多引《说文》《尔雅》《左传》等，讲求字词理据和援引典籍。戴氏弟子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大量征引，以经证字，亦可视为戴门治学的进一步发展。

例1：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楚辞章句》：寨，取也。阰，山名。揽，采也。水中可居者日州。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初稿：《说文》云：“寨，拔取也，南楚语。”震按：“小阜曰【囟比】，大阜曰砒。”旧说砒，山名。非是。木兰，《广雅》谓之桂兰，皮似桂而香。或作“杜兰”，疑“桂”之误。或谓之林兰。揽，敛取也。《释名》：“揽，敛也。敛置手中也。”宿莽，犹《檀弓》言宿草，莽草也。南楚曰莽，《方言》云。王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宿莽。”《尔雅》：“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云：“宿莽也。”皆非是、宿莽谓陈根之芽，犹《诗》言“自牧归荑，询美且异。”

定稿：寨，《说文》云：“拔取也。”南楚语小阜日【囟比】，大阜曰阰。揽，《说文》云：”撮持也。“宿莽，犹《礼记》之称宿草，谓陈根始复萌芽者。《方言》云：“莽，草也，南楚曰莽。”

案：在对“朝寨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的注释中，王逸无引，戴震引了《说文》《尔雅》《广雅》《诗经》和《礼记》来释义。

纵观全书，多见戴震引《说文》和《方言》，戴震在四库全书修纂中校勘订正了《方言注疏》一书，观其治学轨迹，亦可见段玉裁所说的“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戴震读书时，以《说文》《方言》等与《十三经》等参互相见，且始终贯彻“由字通词，由词通道”，在注释《楚辞》中亦如此。

例2：杂申椒与箘桂兮，岂维纫夫蕙茝。

《楚辞章句》：“箘，熏也。叶曰蕙，根日熏。

初稿：箘桂，或谓之筒桂，或谓之小桂。箘，读如《禹贡》“箘【竹辂】”之“箘”，以其似箘竹，故名。或作“箘”，误。

案：《补注》云：“箘，音窘。《博雅》云：‘箘，熏也，其叶谓之熏。则箘与蕙一种也。下文别言蕙箘，又云矫箘桂以纫蕙兮，则箘桂自是一物。《本草》有箘桂，花白蕊黄，正圆如竹。箘，一作箘，其字从竹。”王逸以“箘桂”为两种植物，洪兴祖虽也见到了别本作“箘桂”，但也只是作为异体来看待。洪据文意，推出“箘桂”为一物。戴震则从“箘”的字形着手，以其命名之本义说解，论据详实。

这亦是戴震作为经学家解《楚辞》，胜于文学家解《楚辞》之处。戴氏虽于《楚辞》文学修辞训释略为逊色，有以经学解文学之嫌。但就字词训话来说，戴震以精通《说文》《诗经》等，往往有精辟见解，后人亦有从者。此处“箘桂”，是其因形求义的运用，亦是其“求十分之见”的体现。戴震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其一生所求，在于由字通词，由词闻道。

戴震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其一生所求，在于由字通词，由词闻道。I775年戴震55岁去世的那一年，给弟子段玉裁的书信中仍提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话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2.反对玄理妄说

与乾嘉学派整体学风一致，戴震注《屈原赋注》，以注字词为主，崇尚科学实证，而少见阐发玄理妄说抑或空谈道性。

例3：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日灵均。

《楚辞章句》：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平正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日原，故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日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礼》日：“子生三月，父亲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体，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义，序长幼也。夫人非名不荣，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应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观其志也。

初稿：灵，善也。旧说，灵，神也。均，调也，非是。均谓均平。正则，平之义。灵均，原之义。后人名字说，盖防于此。

定稿：郑康成笺《毛诗》云：“灵，善也。”正则者，平之谓。灵均者，原之谓。

案：汉代章句虽没有宋学大量的义理阐发，但因当时时代风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说盛行，王逸也不免受此影响，在《楚辞章句》中，可见到不切实际，空谈道法之处。再看《屈原赋注》，就没有“养物均调”等生硬阐发，只是就其字词注释。且定稿与初稿相比，行文更为简洁，注释更着重于重点字词。但考虑到《楚辞》本身为象征主义诗歌，富于文学寓意，一味以实证考据与字词训诂解之，无论对于作品本身的解读抑或理解诗歌寓意来说，亦是损失。当然，二者的区别亦有本身训话体例不同的影响。

正如戴震在《答郑丈用牧书》中所著，“立身守二字日不苟，待人守二字日‘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免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其中，“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是可见其一生求道之足迹。

二.简明

相较于王逸、洪兴祖等其他《楚辞》注者的大量注释，《屈原赋注》要相对简明，且定稿又比初稿简明许多。

例4：薋菉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楚辞章句》：薋，蒺藜也。菉，王刍也。葹，枲耳也。《诗》曰：“楚楚者薋。”又曰：“终朝采菉。”三者皆恶草也，以喻谗佞盈满也。判，别貌也。女嬃言众人皆佩薋菉枲耳，为谗佞之行，满于朝廷，而独获富贵;汝独服兰蕙，守忠直，判然离别，不与众异，故斥弃也。

初稿：薋，《尔雅》谓之蒺藜。菉，《尔雅》谓之王刍，或谓之尽草，见《本草》。或谓之【艹戾】莎，染黄草也。又名菉蓐，俗乎鸱脚莎。葹，《周南》谓之卷耳。《尔雅》谓之苓耳。或谓之枲耳。见《本草》，又名苍耳，雒下谓之胡枲，江东谓之常枲，俗乎常思菜，即常枲声之误。

定稿：薋菉葹，喻众之所尚，原独判然舍弃之。

案：王注分释“薋”“菉”“葹”，又对其寓意反复阐发，戴震初稿引《尔雅》《诗经》《本草》分释三字，不涉及其比喻义，定稿则略去“薋”“菉”“葹”字义，直指其寓意。

例5：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楚辞章句》：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尧，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称者，以修用天地之道，举贤任能，使得万事之正也。

《屈原赋注》（定稿）：道之盛，举尧、舜。

案：此处戴震不但略去了字词训释，且王逸的冗长句意训释，戴震仅用六字。相比大加阐发尧舜大道，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文旨。

三.在楚言楚

“在楚言楚”是戴震在注“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中的“三后”时提出的，可视为戴震就“楚辞学”提出的治学方法。因为《楚辞》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若些、之、羌、淬、赛、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会否者，楚声也。沉、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蕙、若、苹、蘅者，楚物也”，故《楚辞》训话亦应体现楚地方言训诂与楚地文化训话等的特殊性。

从王逸注《楚辞章句》，就已提出了诸如“楚人名被为扈”，开启了对《楚辞》方言词的重视。戴震初稿：“诼，愬也。楚以南谓之琢。《方言》云。”但这只是“在楚言楚”的一方面，本文在“楚地方言词汇”一节已作分析，在此不再赘言。

“在楚言楚”的另一方面，在于对于一些泛称、概称的解释，不同于对《诗经》的注释，而是以楚地人名故事作解。

例6：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定稿：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著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今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蚡冒三君乎？犹《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为太王，王季，文王。

案：戴震在这里提出了“在楚言楚”。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在《楚辞》中出现的大量方言词，还有如“三王”这样的组合，也不能简单用雅言系统中众所周知的儒家经典来对应，而应根据具体文意，“巨细必究”，结合语境，来判断。反观王逸《楚辞章句》：“后，君也。谓禹，汤，文王也。至美曰纯，齐同日粹。众芳，谕群贤。言往古夏禹，殷汤，周之文王，所以能纯美其德而有圣明之称者，皆举用众贤，使居显职，故道化兴而万国宁也。”王逸虽为楚地人，熟悉楚方言，在注释时对《楚辞》中出现的楚方言词具有先天敏感。但却未能贯彻据文正义，在楚言楚，以通行华夏的观念，来解释具有楚地色彩的《楚辞》，因而错解。

训话的重点在于突破语言因时空变化所造成的障碍。解古人之言破除时间隔阂，自先秦以来历来是训话的重点。尽管从《方言》系辞书到现代方言学，对于因空间造成的语言差异的重视亦在不断提高，但对于方言区所在文化在训话工作中的重视程度，仍然略为不足。戴震在此提出的“在楚言楚”，即在训诂工作中考虑到楚地作为不同于中原区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无论是对于《楚辞》专书训话还是整个训话学，都大有裨益。

四.儒家色彩

戴震终生致力于以文字训诂求得儒家大道，在《屈原赋注序》中亦指出《楚辞》为“经之亚”，其注釋多以《诗》《礼记》等儒家经典注字词，在字词意义上将《楚辞》纳入整个儒家经典语义解读中。其对《楚辞》思想内容的阐释，更是反对空谈玄理或奇幻诡谲，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也。戴震是以鲜明的儒家色彩来加强《楚辞》的至纯至正之音。如：

例7：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楚辞章句》：言工不度其凿，而方正其枘，则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贤愚，竭其忠信，则被罪过而身殆也。自前代修名之人以获菹醢，龙逢、梅伯是也。

初稿：二章言人情计变所极，已周详审视，知其未有踰乎义与善而可行者，故虽危死不悔，犹之不量其凿而徒正枘以纳之，固前修所以至菹醢者也。

定稿：言人情计变所极，已周详审视，知其未有踰乎义与善而可行者，故虽危死不悔，犹之不量凿而徒正枘以纳之，固前修所以致菹醢者也。明守正以死，君子之常，又何怪乎！《史记》曰：“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人乎？”“不量凿而正枘”之谓也。此伯夷、孔子、孟轲之道矣。

案：在“方枘圆凿”处，戴震特地点明这是伯夷、孔子和孟轲之道，为儒家所持思想。所谓“义与善”“明守正以死，君子之常”，是戴震的儒学观念，亦是戴震儒学观映照下的《楚辞》。王注所举例二人，特点在于“修名之人以获菹醢”，即自身忠贞而获酷刑，而戴注所举，则为伯夷、孔子、孟子，特点在于君子之道。

例8：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定稿：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皆过时之慨，即《论语》所云“四十，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是也。

案：“草木零落”“美人迟暮”，已远远超过了其理性词义，因为古代社会的“一叶落而知秋”“秋士易悲”的文化传统。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淮南子》：“春女易思，秋士易悲。”后诸如杜甫、刘禹锡等历代文人都有所阐发。故“草木零落”“一叶知秋”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即具有了感慨年岁已过、一事无成的深意。戴震在此处训释时，引《论语》为证，正是对《离骚》中的心存天下的“君子”的注解。

但因《楚辞》富于比喻象征和浪漫主义，且又受楚地方言与巫文化影响颇深，戴震的儒家治学观点，亦有弊端，如：

例9：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楚辞章句》：宓妃，神女也，以喻隐士。言我令云师丰隆乘云周行，求隐士清洁若宓妃者，欲与开力也。

初稿：宓妃之所在，谓产宓妃之地，今或更产淑女也。旧说皆以为即求宓妃，而王注谓喻隐士，《集注》谓喻贤君，皆非是。《补注》引《洛神赋》解宓妃，不足据。

定稿：所在，谓其地也。念古昔，故求其地而往，以冀遇今之淑女。

案：戴震以“宓妃之所在”为“产宓妃之地”，汤炳正对此评日：“但是他在对屈赋的注释中，却又表现出浓厚的封建名教意识。”

戴震认为“篇内寓言及之，不宓深求”，对《楚辞》的考释宓有过于求实之处。以解经之法释《楚辞》，虽翔实确凿，但其文学性和象征性宓有损失。观其著书缘由，“予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即戴震是以儒家经典书目的角度来注，故虽旨在尊崇《楚辞》，但《楚辞》的丰富的比喻象征意义与神话传说所带来的浪漫色彩，宓被削弱。

五.余论

对比《屈原赋注》和王逸的《楚辞章句》，宓可见其实事求是的治学观。有些更正是据《说文》《尔雅》来训释，有的则是据字词语义作释，不涉及文学意义。前者如“澨”“偭”“畹”“盍”等，是其“以字证经”的应用;后者如“见有娀之佚女”的“佚女”为“逸豫之女”、解“佳期”为“吉期”，相比于他家注释，更为求实，而缺乏文学色彩。实证求实固然是戴震训话学的特色，戴震亦以《楚辞》为“经之亚”，欲以《屈原赋注》证屈原至纯至正之心，虽有利于提高《楚辞》的地位，但鉴于《楚辞》浓厚的浪漫主义与大量比喻象征的应用，一味以经学解之，过于求实而不重视其中比喻修辞，亦是其弊端。

戴震在训释《楚辞》中，从其具体语境与文例出发，主观臆断较少，对后世影响颇深。鉴于“彭咸”的资料缺失，戴震认为其人不可确指。相较于有些注者以神话传说论之，更为客观谨慎。又如在“夏康娱以自纵”的“康娱”处，戴震提出了“‘康娱二字连文，篇内凡三见”，可作为“康娱”解为“康娱自纵”的根据，又可从中提炼出训话方法，不以主观联想作依凭，从语境文例出发，求其真。于省吾、姜亮夫等明引戴震对“恐皇舆之败绩”之“败绩”的注释，虽非首见、首创于戴震，但戴注亦对后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因其过于强调实证主义与儒家道义，亦有抹杀《楚辞》文学色彩与浪漫主义情怀的不足，在《楚辞》比喻修辞训话方面，常有以经学考据解文学修辞或以儒家观念穿凿附会之嫌，因此亦受到后人垢病，是其自身身份与时代的局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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