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怀伟（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农牧和科学技术局、北京市房山区农业综合执法队）

“驴骏胜羸马，谁忧雪六花”？据国家统计最新数据，2016年，全国驴存栏259.26万头，比最高峰1954年的1270.1万头，减少了1千多万头。2017年，内蒙古存栏75.45万头已经是中国养驴最多的省区。2018年，笔者到国家级贫困县内蒙古突泉“扶贫”，特意走赤峰，过通辽，穿过了一条中国最富驴的“驴子走廊”。来到内蒙古更加关注养驴，不免回头再看家乡房山，突然发觉房山的养驴历史更加久远。而在20世纪60年代，房山县居然还是“养驴先进县”，这事儿，房山很多五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穷二白，房山也是百业待兴。房山畜牧业却有一座金山银山可以依靠，依靠这山，房山才一步步跋涉追随时代，走上了现代化的坦途。这也是一座绿水青山，这“山”就是房山的驴子。

如今北京市房山区的前身——河北省房山县和良乡县，1949年人口25.9422万人，55735户。共有驴2.35万头，占大牲畜的71.2%，而骡子2808头，马只有1056匹，耕牛4916头，还有骆驼719峰。七十年前养驴主要是“驮运驴”，当然也有骑乘的，不过，人骑驴是比较奢侈的。那时，不论平原还是山区，一般一家人都要养头毛驴，也有养二三头驴子或骡子的。早在30年代，房良两县户均饲养驴0.19头，1949年户均0.4头。

“石乱不成路，东行常有声。荒山无鸟语，瘠土半驴耕。”当时，房良两县基本还是上千年的原生态乡村，根本没有高速路、柏油路和水泥路，连能走大马车的大道都很少。几乎都是乡间狭窄、弯曲、高低不平的土路——软路，还没有“硬化”。在山区更多是沟沟坎坎、上上下下、左拐右拐、坡度很大的小路。这样的路只能靠牲畜驮运，车辆难以出行。

“驴子定律”之一：“穷养驴，富养马”。七十年前的农村买得起马车的也很少，能养上几头或“几把儿”牲口的已经是富户了。1952年3月，崇各庄岗上村吴春山是农业劳动模范。浩然的《金光大道》中塑造了一位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高大泉，高大泉的原型就是吴春山。书中很多故事情节取自北京郊区一个小村庄。他组织的“房山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以8元钱6条驴腿（入股1.5头驴）起家的。1955年发展到“高级合作社”时，社员用打草、卖木柴的钱买了6头毛驴。

“穷”使大量运输靠驮运。关键是上千年来，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分散分割，开荒置地，组织化、社会化程度非常低。即使是在平原地区，一家一块或几块地，各家土地互相穿插着，耕种收割途中都要从别人家地里穿过。土地珍贵，留出道路也不宽，大车就要多轧耕地，耕种、收割、运输用驮运更加方便灵活。房良两县的生产、生活物资都是靠牲畜驮运的。

生活靠驮运。1954年，当时房山到北京每天只有一趟汽车，赶不上汽车，只好住在北京的汽车站附近的旅店里。1956年春天，中国佛教协会派人员发掘房山石经，由北京市区乘长途汽车抵达房山县城。此处距石经山还有30公里，要携带行李，乘马车进山。山上没有水，饮用水和工作用水都是用人力由山下河沟里挑上山，生活用品、副食品需要骑着毛驴到12里外的石窝、长沟购买，粮食到15里外的南尚乐村购买，负责伙食的人每天骑毛驴出去购买粮食和蔬菜。平平常常的“生活驴”其实也是“功勋驴”呀！

1956年底房山运价调整，驮运价驴骡每吨公里0.89元，骆驼每吨公里0.70元。马车原则规定逾25公里为长途运输，每吨公里0.2653元（北京市房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房山区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这是一对矛盾，看价格，农民喜欢养价格高的驴骡，但是租用却喜欢价格低的马车。物美价廉，多拉快跑，竞争力大。

生活如此，农业生产中驴子也是主力军。五十年代房山县畜牧工作的一面红旗是房山县长沟人民公社石窝工作站，又叫管理区，原来是石窝乡，1957年底由南尚乐、石窝两个乡合并而成，现在属大石窝镇的范围（当时拒马河西边下滩等几个村还没有并入石窝乡）。1958年9月公社化时，并入长沟人民公社。全乡有4464户，20181人，42266亩耕地。由于没有电，没有农业机械，就是先进的农机具七寸步犁和双轮双铧犁也要靠人力和畜力。但是大牲畜比较少，全乡只有牲畜2725头，其中，马103头，骡40头，牛558头，驴1924头。平均25亩地1头牲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

1958年初，石窝乡根据现有牲畜和其他条件进行了研究，要求1958年底牲畜发展到3660头。初期，部分干部、群众有顾虑，认为驴不能生骡子、驴让马配架不着，就是配了也生不下来，会憋死。对此，一方面宣传科学，讲道理；一方面用下滩村郑法福家的一头驴两年生两头骡子的事实进行教育。配种工作全面开展，就地在公畜中挑选好的当种畜，同时购买良种，建立了人工授精站。注意母畜的发情期，“赶热窝”配种。掌握在发情末期配种，在发情期的第8天和12天配2次，准驹率有很大提高。

为养好种畜，乡和各村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和奖励制度。种畜一天喂两次。早上4至7点，下午6至10点。每头种畜每天喂饲草外，还喂7斤黑豆。饮水4次。配种前不饮冷水，不过河。饮过冷水或过河后，等撒尿后再配种。在配种期每头牲畜每天加小米1斤。对饲养员、使役员规定奖励制度，开展了“五好”、“三省”、“四包”、“五奖”：即配1头奖1元，准1头奖3元，生1头驴、骡、马驹奖6元。对违反制度、发生问题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和适当处分。经过大力发动群众，发展计划基本完成，全乡大牲畜增加了500多头，使骡马大牲畜增加两倍。

1958年12月25日至1959年1月初在北京举行全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石窝乡的畜牧工作比较突出，被评为周口店区和北京市及全国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国务院向先进单位代表颁发了奖状、纪念章。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1960年初，长沟公社在石窝管理区的后石门村西沟，建立驴骡繁殖场。牧场在两山之间，占地13亩，饲料地200亩，离村、离公路较远，不易发生传染病。畜牧场由长沟公社直接领导，开支由公社负责。兽医1人，配种员5人，加上管理人员共20多人。以繁殖马驹、驴骡为主，多种经营。畜牧场计划种畜200头，除原公社配种站的种畜以外，从石窝乡各村选购，合理作价。畜牧场每年繁殖马驹、驴骡100多头，对公社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驴子定律”之二：“组织起来力量大”。我们再看一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山的骡马经。1964年1月14日，《北京农民报》发表《岗上大队的骡马经》［作者陈济生，《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2006-06-16。作者陈济生当时在北京农校工作。1986年5月19日作者将文章的剪报寄原房山县政协主席张本荣同志。作者在附信中说：“荣老，兹送上《吴春山的骡马经》一份，因当年不准突出个人，故用《岗上大队的骡马经》为题。”吴春山同志是全国劳动模范，他在牲畜饲养和使用方面的经验尤为丰富。本着抢救珍贵史料的原则，我们（《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将《岗上大队的骡马经》及原报的《编报人说》一并刊出］。报上说——崇各庄公社岗上村的村边有一个四合院，院里喂养着62头大牲畜（其中骡子6头、马12匹、驴44头），头头臀肥膘满，其中有十一、二头毛茸茸欢蹦乱跳的幼驹。他们卖出了147头大牲畜，加在一起，共是200多头。谁能想到，在十一年前刚办社时，全村只有48头毛驴和1头骡子。每当谈起这事，社员们都要提到吴春山。大伙亲切地称呼他“老社长”。社员们说：“老社长”有一本“骡马经”，没有这本经，牲口就养不了这么多、这么壮。

“慢拉勤歇巧装车，牲口永辈不受伤。”老社长经常用这样的话嘱咐车把式，特别是在春耕秋收的大忙季节。装车时，把式们都会模仿着老社长的口吻说：“轻巧、轻巧，大车不放炮；路远无轻载，车是越拉越重。”大队规定：给社里拉煤运石，装车一吨，不准超重，路远宁可起早贪黑，不准赶路疾驰。岗上大队的牲口，甭说打背、长疮，就是碰破一点皮，或汗淋淋的劳累一点，卸草时连老饲养员这一关都过不去。谁家用队里的牲口，不论是拉磨套碾，或是车水，驮东西，谁要是虐待了牲口，连小学生看见，也会说上几句：“六毛驴钱不够本吧？你这不是破坏集体吗（使一天毛驴交六角钱）？”

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岗上村1958年到1964年累计发展了大牲口255头。1965年，每10亩地有1匹（头）的畜力。这就是生产力的进步。不难发现，其实这个时段，“驮运驴”已经开始兼职“代孕驴”了。逐渐作为驴骡的母本，用来繁殖骡子。

房山驴子犹如雪中送炭，和房山人民共同奋斗，是比较幸福的！房山养驴规模一直稳定在万头水平。此后，随着社会发展，新的交通工具逐步增多，大牲畜驮运越来越少了，逐步为车辆运输所代替。驴子的功用转移，在大牲畜中比重已经下降了。交通工具越发达，驴子越少。驴子不应跑上高速公路，此乃“驴子定律”之三。

“长江飞鸟外，主簿跨驴归。”70年代，房山发展似乎是有序组织驴子退却，改变了房山驴子“家族”上升的命运。1971年，房山大牲畜达到了50618头，可谓空前绝后，无与伦比了。其中骡子10076头，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万头，而马也有7638匹，骡的数量还在增长，一直到了1981年，达到顶峰14130头，是1949年的5倍，用了33年，此后逐年下降。而房山区的马也在1977年达到顶峰9896匹，是1949年1056匹的9.37倍，马匹数量始终没有超过一万头。从1971年到1981年，十年时间，大牲畜从50618头减少到37199头，减少13419头主要是驴子。1979年，房山驴子存栏8016头［北京市房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房山区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30年减少了15484头，平均每年减少516头。

这些数据说明，驴子“产能过剩”役力价值已经降低，农业生产需要更大的力量和更快的速度，而且要考虑经济效益。驴子虽然价格低，但是力量不足的特点暴露出来，“力”价比更低。农机开始大量使用，改革开放的1978年性价比低的马、驴存栏数都在下降，而性价比高一些的骡存栏继续增加，直到1981年农业机械化加速。1971年，全县小型拖拉机367台；1977年，小型拖拉机2164台，首次突破2千台；1978年，小拖拉机2550台，同时，农用汽车、大中型拖拉机的数量都在稳步增长。1975年，房山公路货运281万吨，马车243.84万吨，占86.8%。1986年，房山公路运输货运总量999.81万吨，其中汽车运量占55%，拖拉机44%，马车等畜力车有6277辆，运量14.6万吨，仅占1%。1989年，汽车和拖拉机运量占总运量99.96%，马车运量仅占0.04%。

房山驴子上千年的积累增殖，中国共产党领导几十万房山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得到彻底实现，小农经济也得到空前施展，养驴成为几十万农户的需要。

1983年11月2日，吴春山因心脏病去世，也代表理解深爱房山驴子的一代农民在历史中功成身退，转身而去。在老一代农民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驴子精神”，吃苦耐劳，功成身退，享受自然，雪中送炭，济困图新。

彻底转型的时期还是近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房山驴子的命运。1990年，房山驴子一下子只剩下2937头，1995年存栏2078头。2006年，房山区全区驴存栏318头。有人说这是“卸磨杀驴”，我倒是认为这是驴子的品格——“功成身退”，何其快也！2019年，房山的驴子几乎走光了。但是不用悲观，“穷”迎驴来，“富”送驴去，是历史规律，也是事在人为。

小农经济越发达，驴子数量越多，而反之，社会现代化水平越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越高，道路交通越发达，驴子就越少。即“穷”迎驴，“富”送驴。这就是世界通用的“驴子定律”，也是房山的“驴子定律”。

1999年2月，《北京文学》有一篇林斤澜的散文《轻重小驴车》。林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京西房山、门头沟一带农村下过乡，蹲过点，体验生活。改革开放以后，林老和老伴及作家赵大年一行五人到房山，在已是“北京十六景”之一的十渡旅游区，坐着专供游客坐的小驴车，悠悠的，得得的。林斤澜还借着车把式老爷子的口道出“这条山沟通延安”，表达了他对房山人民的无限深情。文章最后写到——“小驴车啊，又轻又重。小驴车的把式啊，你觉着重，他觉着轻，但都挡不住对家乡的爱，对山水的亲，对远近旅客的热情，你们兜揽生意，义务导游情不自禁。你们仿佛一觉醒来，抹煞抹煞眵目糊现赶着竞争。在小驴车上，左右铺两条木头方子，让旅客面对面佝偻着，也佝偻了心情。车顶上的布沿又阻挡了眼睛，阻挡的是游兴……为什么不稍稍的改进？想必是现赶着竞争，来不及调理脑筋。轻重小驴车，倒成了眼下的典型。把式啊，谢谢你们的热情。”

这早期的“旅游驴”，缺少了文化的“文火慢炖”，虽然改变了房山，也送走了驴子自己。

“一千二百离房山，驴背推敲入西安。”2019年4月，为探看房山“驴文化”的源头，我来到贾公祠，仔细寻觅与这位唐朝的“驴背诗人”贾岛有关的驴的历史痕迹。骑驴在大唐是时髦的，尤其是文化人中间，杜甫骑驴三十年，买不起驴，也要租驴来骑。当年一定正是房山的驴子把“驴友”贾岛驮出了绿水青山，进入金山银山堆砌的西京，又云游到了四川。

“好趁江山寻胜境，免得诗中道跨驴。”如今房山的驴子走了，房山的驴子没了，好在历史还在；驴子的叫声听不到了，也许大音希声。活生生的驴子脱实向虚，仅仅是“绘画驴”、仅仅是“文物驴”、仅仅是“文字驴”，而见不到会叫的毛驴们，未来的历史会不会遗憾？我相信存在“驴子逆定律”——“富”迎驴。因为，“驴子定律”的另外一个侧面是，有驴子的生态是好生态，没有驴子的生态环境是坏生态，驴的数量是生态好坏的指示剂。这是新的“驴子定律”。其实，考察一下发达国家，驴子在这些国家并没有灭绝。2019年4月，央视的一部纪录片《毛驴变身记》讲述了法国养驴业还在发展，而在美国一些学校里不时举办骑着毛驴的篮球比赛，希腊的圣托里尼海岛旅游也离不开驴子……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给房山驴子三十年，新的养驴奇迹是否还会发生？“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未来，房山的驴子还会被“好事者”牵回房山卷土重来，成为“生态驴”，成为“旅游驴”，成为“文化驴”。驴子在未来也一定是“新事物”，毕竟美丽乡村绿水青山中，有了驴子，能够容下“生态驴”，生态才是好生态；乡村振兴的绿意盎然中，有了“旅游驴”，“驴友”才是真实的“驴友”。

“驴子定律”也是一种“驴子精神”，二者融合统一——享受奋斗，吃苦耐劳，功成身退，享受自然，雪中送炭，济困图新。

“伟业七十载，繁花十月开，骏驴冲雪过，百年梦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