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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的自由人生(1921—1924)

2019-10-21张丽杰

各界·下半月 2019年9期
关键词:新思想溥仪自由

张丽杰

摘要:末代皇帝溥仪曾经登了三次金銮宝殿。三次做皇帝,都是受着旁人的指使,做别人的工具,扮演者傀儡的角色。而1919至1924年,溥仪向庄士敦学习的那五年,是溥仪摆脱傀儡,真正成为自由人的时期。这段时期庄士敦尽力灌输给溥仪新知识,使之晓以世界潮流,弃置“祖制”思想,溥仪这段时期的改变也表现出他思想的进步性与对新事物的渴望。庄士敦回国后,两人保持通信联络。溥仪曾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庄士敦已经成为他灵魂中重要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庄士敦对溥仪的重要性。

关键词:溥仪;庄士敦;新思想;自由

一、庄士敦:溥仪的洋人教师

1917年溥仪复辟失败之后,溥仪遇到了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是英国人,能讲一口熟练的中国话,对中国的经史子集及佛教都有些研究,可以说是个地道的“中国通”,是近代来华的外国人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其传奇经历中最神秘的部分,莫过于担任溥仪英文教师的那五年。1918年,十三岁的溥仪萌生了想学英文的想法。他的师傅梁鼎芬、陈宝琛、朱益藩三人都认为“圣学”未成,不必学洋鬼子的语言文字。以“皇帝”之尊,接见外宾而操洋鬼子话,丢尽中国

“皇帝”之脸。所以他们就极力反对,反对得最烈的是梁鼎芬。他认为溥仪为人虚浮,以与外人交际为荣,他要学英文只是想会讲流利的英语,出出风头而已,并非存心研究学问。因此梁鼎芬就几次“犯颜进谏”。溥仪见他们反对得有理,就暂时息了此心。不久,梁鼎芬去世后,溥仪便又旧事重提。遂于1919年,庄士敦被当时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推荐给溥仪(实际上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介绍的),溥仪认为庄士敦是英国人,将来有什么事,可以通过他跟英国拉交情,自己多少都有点外援。溥仪随后聘请庄士敦为自己的英文教师。1919年4月的一天,庄士敦与溥仪在毓庆官举行见面仪式,先进行君见外国使臣礼,由庄士敦行鞠躬礼,“皇帝”起立握手。然后再进行拜师礼,由“皇帝”学生向庄士敦鞠躬。由此中国“天子”正式成为庄士敦的学生,洋大人庄士敦也正式成为溥仪的教师,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庄士敦不仅教授当时14岁的小宣统英文,而且用西方的绅士礼节、生活方式甚至西方的思维方式教育小“皇帝”,并用西方文化感染熏陶着中国这位退位的少年君主,使自幼身居紫禁城的少年,接触并了解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作为“帝

师”,庄士敦无微不至地关心溥仪,向他介绍西方文明,为古老的皇宫带来了新的气息,使溥仪大开眼界,因此,他对溥仪的一生影响颇大。溥仪去天津后,庄士敦到威海卫当专员,1927后年回到英国。

在庄士敦的笔下,末代皇帝溥仪没有了往昔的神秘,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普通少年,对于各种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对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

二、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溥仪上课的地方就在故宫里面的养性斋,溥仪因为学英文,便把此斋重新布置一番,摆些英文书籍和一些西式家具。庄士敦教课之余,更晓以溥仪世界潮流,溥仪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改变。他穿西装、戴眼镜、安电话、打网球、骑自行车,甚至于剪辫子,他的每一次举动都在宫里掀起轩然大波。

(一)“皇帝”戴眼镜

在读书学习中,当庄士敦发现眼睛近视得连桌上钟都看不见时,他把这个严重的问题报告给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内务府大臣和他的四位皇额娘,力主为溥仪配眼镜。不料,前者听了满不在乎。后者中的端康太妃则坚决反对让外国医生检查皇帝尊贵的眼睛,认为皇上的眼睛不可以随便乱动。庄士敦坚持说,如果不允许他请一位眼科专家为皇帝检查眼睛,那么他到年底就辞职不干了。听到这种“威胁”,害怕得罪洋人的秉性,使醇亲王和内务府才同意眼科大夫入宫。得到“王公朝臣”认可。溥仪于是宣布,眼睛问题由庄士敦全权处理。1921年11月7日,庄士敦以胜利者自居,请了协和医院的著名眼科大夫检验了溥仪的眼睛,并为他配了一副眼镜。溥仪戴上眼镜后,感觉良好,很快就离不开了。不仅接待“大臣”们时戴着眼镜,就连照相或请洋人给他画像时,他正襟危坐,照戴不误。眼镜,使中国的这位“天子”看清楚了世界。次年,溥仪又发现西方奇物——自行车,他决定要一辆,但是大臣们反对,怕摔坏了“天子”,庄士敦鼓励他骑自行车,溥仪在宫内骑来骑去。后来庄士敦帮溥仪在宫内配置了电话和汽车等。溥仪的英文说得很流利,也写得一手整齐的英文字;他喜欢穿西装,爱好照相,学滑冰,并打网球。这个时期,溥仪醉心欧化,整日沉浸在西洋的世界里不亦乐乎。

(二)溥仪的“绅士”婚礼

溥仪十六岁那年,大臣们都忙着替他选后妃。被选中的婉容年龄与溥仪相当,也很摩登,从美国女教师读过书,英文名字叫伊丽莎白。溥仪爱她,更尊敬婉容一夫一妻制的主张。因此事情变得得麻烦起来,大臣们坚持后妃各一,而溥仪却依伊丽莎白的意思,双方僵持不下,后来调停结果,大臣们做出了让步。在溥仪大婚典礼时刻,虽说溥仪是“逊清”皇帝,但前来面见的前清王公大臣,却一律按照过去的品爵,穿戴朝服来“叩见”皇上。而民国代表,则身着民国政府服装或西装前来祝贺。最令人感到惊诧的是,大婚后二日,溥仪在宫中招待中外来宾,无论中外,溥仪、婉容二人均站在门口迎接,与来宾逐一握手,表示欢迎。穿着礼服在人群中翩然酬应着。当客人到齐,他站在小台子上用英文致辞:今天承各位来宾光临,觉得十分荣幸谢谢你们的参加,并祝你们健康。随即饮酒为寿。而且改变了慈禧太后宴请外宾时男女分宴的老规矩。应邀前来的男女贵宾首次在官内同桌共饮,成为清末之后开一代先河的“新风”。

(三)剪辫子风波

庄士敦致力于把溥仪培养成一个具有英國绅士风度,有理想、有作为、有科学知识的青年皇帝。他给溥仪带来最新的《欧洲画报》,上面都是反映欧洲社会生活的图片,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照片,让溥仪了解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接触并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溥仪,感到自己身边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庄士敦经常同溥仪谈论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他告诉溥仪,中国人的辫子是非常难看的,是一种落后生活习俗的象征,宫外已经没有人留辫子了,西方人把中国人脑后的辫子讥讽为“猪尾巴”。庄士敦的这些话对溥仪影响非常大,他甚至动了剪辫子的念头。但是,此事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大清皇帝怎么能没有辫子?大臣们苦苦劝谏,太妃们更是百般阻拦。溥仪命人取来剪子,又命剃头太监剪掉他的辫子,吓得剃头太监面无血色,跪在地上哀求。太监吓得这个样子把溥仪气坏了,他自己拿起剪刀,亲手把辫子剪了。溥仪剪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外媒体都给予了报道。英国记者就此采访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报道在欧洲引起轰动。“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了一条只有六个字的新闻:“溥仪昨剃辫子。”全国哗然。

可以说,庄士敦对溥仪这个皇帝学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仅教授小宣统英文,而且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教育小皇帝,有意无意地用西方文化感染、熏陶着中国这位退位的少年君主,使身居封闭式禁城的少年了解到外部世界,接触了远比宫廷生活先进的世界文明,溥仪的配眼镜、剪辫子等行为,都是受其极大影响。1924日年,是他们在宫中的最后一年。凋玉祥将军带兵入北京,派兵入官中,溥仪夫妇狼狈而逃。溥仪得到日本人的帮助,逃到天津日租界,庄士敦此时回到了英国。

三、浓浓师生情

1924年,庄士敦回到英国后,他时刻和皇上保持着通信往来。他经常以自己的中国名字“志道”而自豪,就连溥仪给他写信,也称他为“志道师傅”,这使得庄士敦格外开心。溥仪的妹妹韫龢陪丈夫在英国留学期间就住在庄士敦家中,她回忆说,庄士敦是个非常可爱的老人,当他和你用中文交谈时,经常卖弄所谓的老北京话,不仅没有掺杂洋味,甚至连儿话音的“京片子”,也说得像模像样的。1934年,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由伦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之后,顿时轰动了欧洲,接连再版。庄士敦在回忆录中不仅披露了为人罕知的宫中生活,也客观地记述了紫禁城二百七十多年的黄昏时期,晚清落幕之际复杂的历史景象。庄士敦遗作《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在序言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最真诚地希望溥仪皇帝陛下及其长城内外的人民,经过黄昏和长夜之后,迎来一个新的更为幸福的时代曙光。”溥仪在收到庄士敦寄来的著作之后,很注意地看了这段带有祝福色彩的序言,并对庄士敦不肯效力“满洲国”不仅没责怪,反而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思念之情。觉得庄士敦是“我灵魂的重要部分”。庄士敦在苏格兰购买了一座风光秀丽的小岛,并独自前往小岛上居住。1938年,庄士敦患膀胱癌病逝,享年64岁。在他生命最后几年,苏格兰小岛寓所的楼顶上,始终飘扬着大清帝国的国旗——三角龙旗。足见,溥仪与庄士敦之间浓浓的师生情。

四、结语

“他是一个人,但从小就没有机会做人,只是被傀儡线提拉着跳跃。”做别人的工具,被别人利用。而1919至1924年,溥儀向庄士敦学习的那五年,是溥仪摆脱傀儡,真正成为自由人的时期。这段时期庄士敦尽力灌输给溥仪新知识,使溥仪了解世界进步大势。这段时期溥仪的改变,如戴眼镜、采用新型婚礼、剪辫子等表现出他思想的进步性与对新事物的渴望。很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庄士敦已经成为他灵魂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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