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编得相当成功：一个诗选本，居然成了一本独立的名著。但如果我们拿《唐诗三百首》作为讨论唐诗的标准材料，其结果：第一，我们是以清中期的审美标准作为我们当下的审美标准;第二，这也相当于我们以当下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作为讨论文学的标准。谬之至也。

写诗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既然如此，彼时作诗者肯定就不仅仅是几个天才。比如说唐朝人怎么一赴宴就要写诗？一送别就要写诗？一游览就要写诗？一高升或一贬官就要写诗？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灵感？

据唐时日本学问僧弘法大师（又称空海法师）《文镜秘府论·南卷》中“论文意”篇讲：“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同书又引名为《九意》的随身卷子为例：《九意》者，“一春意;二夏意;三秋意;四冬意;五山意;六水意;七雪意;八雨意;九风意。”“春意”条下有120句，“秋意”条下有144句……这样的写作参考书其实已经规定了诗歌写作在唐朝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从题材到意蕴都是类型化的，与今天的、现代的、个性化的写作极其不同。

古人诗歌写作的类型化特征与传统绘画，以及寺院佛造像、戏曲等的类型化特点基本相通。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特征。

写诗当然不仅仅是抒怀和简单的套路化的书写动作，它后面还牵涉到太多的历史、制度、文化风气等因素。所以诗歌在唐代也不是一枝独秀。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