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记》作为记录中国当下官场现状的纪实作品，通过克制冷静的风格与精巧设计的镜头语言实现了一次官场全纪录，这种“全纪录”依靠的是导演精心隐匿，以至于几近消失的镜头记录，而恰恰正是这种感觉上退居暗处，但实际无处不在的冷峻克制的镜头组接，创就了一部属于现代的“官场现行记”。

关键词：风格；纪实；官员

纪录片作为一生活的面镜子，将目光投向社会大众熟视无睹、刻意回避的话题，反映社会现实，是其不可推卸的担当与责任。诸如呈现医疗领域实况的《人间世》、涉及孕产矛盾问题的《生门》以及刻画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归途列车》等，此类纪录片大都以其冷峻的记录视角和犀利的镜头语言，构建了现实社会的真实一隅。然而，无论是客观限制还是主观回避，以中国当下官场现状为题材的纪录片都是十分罕见的，纪录片《书记》恰恰是这样的作品。

一、摄像机的隐匿与消失——冷峻克制的镜头语言

《书记》讲述了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在2008年底离任前三个月的故事。该片在记录诸如书记与投资商商讨项目建设、会见外商、宴请投资商、解决群众纠纷等故事内容时，整体呈现的客观冷静的影像风格是该片最大的特色。客观影像的凸显源于其冷峻克制的镜头语言设置，且正是这种旁观式的镜头组接，亦成了《书记》在纪录片领域获得成功的一大保障。

《书记》的特殊之处在于打破了现实题材纪录片一贯以来所热衷关注的社会二元结构下层的“农民”、“农民工”、“妓女”等边缘群体，进而将纪录片镜头对准了中国政府的官员，虽不是位高权重，但也是地方县市基层的“一把手”，通过真实的记录，使得原本限于呈现“体制外”的社会群体的生存境遇这一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囹圄为结构“体制内”的官员群像所突破，进一步彰显了纪录片在中国现下文化格局中的独特魅力。

导演周浩在构建影像时，并没有因为记录对象的特殊而臣服于奇观视效，該片在处理镜头与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时，极力克制的平视视角和较远的摄制距离保持，都营造了一种客观的旁观者的视觉体验。通过“旁观者”的眼睛，观众得以一见郭永昌在办公室内与投资商协商楼盘开发的场景、与外商庆祝生日时的各种姿态、在与台商在 KTV 包房中欢歌笑语，在这些画面的构建过程中，镜头始终处于一个低机位、远距离的位置进行拍摄，且影像的构图和拍摄角度也与寻常的正面、反面或是全然的仰视和俯视视角不同，《书记》的镜头大都采用一种“伏击”式的斜角度方式，配以微仰视、平视的手法进行拍摄。该片的“斜角度”、“远距离”的镜头语言凸显了克制冷静的影像风格，无论镜头内发生的故事多令人瞠目结舌，镜头都没有表示出过多的主观情绪传递，而是依旧保持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记录，这类另辟蹊径甚至有些反常规构图的镜头设计，无疑是《书记》的一大亮点。而正是这种镜头语言的运用，无形中给观众产生了一种摄像机“不在场”的心理暗示，进而形成镜头“隐匿和消失”的错觉。此番错觉和心理体验又再一次巩固了该片镜头语言冷峻克制的特点。

此外，《书记》在采用此类客观冷静的镜头语言时，多是利用镜头内的人物调度来表达视觉张力的，这类纪实又不单调的镜头一方面扩充了影片内的叙事内容，避免了客观记录可能造成的平淡无奇之弊，另一方面则正是因为记录了大量日常罕见的影像图景，从而赋予了观众视觉奇观的审美体验。且由于该奇观体验并非源于主观情绪的构建亦或是镜头手法的炫技处理，而是真正出于镜头的平实客观的记录，在保证影像客观性的前提下，以记录内容为基础进行叙事本体上的奇观构建。记录对象的稀有性和事件的话题性本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好奇，并且导演处理记录镜头时机位“拜访”的出其不意，更使该片在纪实之余又有着故事片的戏剧性。这种偏离横轴方向和纵轴视角的“斜角度”记录方式，造就了一种源于观众内心审美期待的“窥视感”，即一种对特殊身份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窥视和好奇。当日常生活中一位远离自己、高高在上的政府高级官员，被镜头呈现在普罗大众面前时，影片所运用的平视、跟拍等方式削弱了官员的权威性，观众得以感知的只是一位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但由于镜头克制冷静的风格又同时形成了一种间离感，使得观众又时刻提醒自己由于对方“官员身份”的存在，不得不隐匿起来，悄悄观看。观众在这种想看又只能偷偷看的过程中，好奇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与此同时，主人公固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也在客观记录的镜头下，自我退却了“官员”头衔所来的光环，展现了“商人”身份下的本性。而这一切，亦是镜头语言乃至影像风格冷峻克制的体现。

二、摄影机的存在与揭示——官场现形的全然纪录

除却中国晚清罕见的直接披露官场现实的小说《官场现形记》外，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表现官场的纪实性艺术作品实属凤毛麟角。比勘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社会性媒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且时常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因而作为社会性媒介之一的纪录片，对政府的纪实性呈现同样处于困境，加之中国官员一贯的低调、隐匿，唯恐避媒体不及的作态亦限制了纪录片对该题材的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书记》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大话题，该片经由摄影机的指引和导演的结构，全然自由得记录了当下中国政府官员的工作境况和处事方式乃至心路历程。前文所述，纪录片《书记》以其冷峻克制的镜头语言，出其不意又全然纪实的手法完成了对于摄影机的隐匿与消失，从而挣脱了官场内部不张扬和欠透明的文化束缚，创就了一次新时代中国官场的真实现行。但纵观全片，隐匿的摄影机却又是无处不在。

情节化叙事是时下纪录片创作所追求的热门选择。通过讲述连续发展的整体性事件，过程化呈现因果并重、发展与高潮兼具的故事，从而真实展现客观存在。《书记》为彰显其纪实性，极力遵循纪录片的纪实原则，将摄像机至于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运用跟拍、采访等方式，试图凸显记录真实时空与真人真事的“非虚构”特性。通过该片的客观记录，观众可以看到为了“圆梦”，县委书记要求开发商改动建筑规格，然而这“圆梦”的背后却是政府官员对于政绩“好大喜功”的追求；作为县委书记，在与外商庆祝生日时推杯换盏间，“抹蛋糕”“唑手指”等丑态一一呈现，且颇为讽刺的是书记在宴请美国投资商期间哼唱的却是前苏联歌曲《喀秋莎》，幽默之余是政府官员无知的体现；此外，县委书记觥筹交错时，“我也有个李县长”时刻挂在嘴边，无意的一句话体现的是县委书记一人独大的“皇权”思想，原本县委和党委携手并进的局势变成了县委书记一人专断，毋论其他分管的县长以及副书记。诸如此类的荒唐情节的构建，无一不是摄像机在场的最好证明。每一个镜头的记录都凸显了导演的沉着冷静，而这种旁观视角所带来的“间离”审美体验，恰恰又一层警醒了观众摄像机的无处不在。

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曾指出电影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面貌，他强调电影应该包含真实的时间流程和真实的现实纵深，同时基于整体性的要求，还应保持影片内部戏剧空间的统一和时间的真实延续。纪录片《书记》的整体叙事是以郭永昌在位县委书记的最后三个月的事迹为线，以高度统一的戏剧空间和真实延续的时间为基础展开叙事。因而大量郭永昌处理公务的过程得到全然的展现。从早上处理前来要求签字的各种开发商的尽职，体现到中途调节上访户疑难杂症的尽责举措，再到与离退休干部告别会中当场落泪的心酸，直至晚上与县委领导班子协商工作交接时的一方霸主的豪气。尽管这样一条看似同一时间的叙事片段的组接可能是多段不同时间素材的拼接，但究其内在的叙事逻辑和情绪跌宕的前后衔接实则是严丝合缝，因而不难推测出导演在记录过程中对真实的时间流程和真实的现实纵深做到了较好的把控。简而言之，导演严格遵循纪实原则，记录了海量的素材，并在后期结构的过程中，更将自己隐匿于无处不在的镜头背后，从而打造了一部极尽真实体现和客观存在的纪录片。

此外，纪录片《书记》亦采用了不少对比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将看似毫无关系的素材进行前后归置，从而营造出一种颇具黑色幽默的讽刺气息。县委书记前一秒还在申明信访机构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剥夺司法部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权利，但下一秒为了彰显其亲和爱民的形象，又以个人名义改变罚款，且下属官员还美其名曰“将郭书记的指示落实到位”，前后形象的转变，不经意间就形成了极为微妙且耐人寻味的讽刺效果；又如与台商展开投资洽谈时，上一個镜头还是正襟危坐得探讨政府资助和台商建设事宜，下一个镜头就转向了县委书记和台商子在娱乐会所内唱歌喝酒的场面，二者之间的明显对比，再一次体现了导演蕴含在影片内部对于官场的讽刺意味；再如当郭永昌赶赴信访局时在车内还义正言辞的批判体制的问题，抱怨县官难当，苦不堪言，但转而卸任时，在同一辆车内，他又再次回味权力的巅峰提亚，进而笑着讽刺厅长干部不如县委书记来的有“爷”的感觉，像是这样通过前后对比营造讽刺意味的片段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另外，影片更运用了不少颇具意味的仰视和空镜头画面，在讽刺之余更添一丝反讽的批判气息。诸如仰视领导的“高大全”镜头，但画面内却是推杯换盏或是私下与会的嬉戏内容，又或是县委书记题字的空镜头，看似秉公执法的意识背后却是个人专权的流露。纪录片《书记》正是通过隐匿却又无处不在的摄影机，将讽刺与反讽贯穿于影片始终，从而描绘了一副当下的“官场现形记”。

还有一段同样是由于无处不在的摄影机才能够让观众得以知晓的实情。在纪录片《书记》中，有一段没有画面的录音被公之于众。通过这段录音，观众得以了解郭永昌准备在卸任前退还部分受贿款给贿赂人。郭永昌作为县委书记，的确并非无能贪官一个，以经建设为中心，通过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以优惠、让利的政策吸引外资、台商投资，并通过建设工业园、发展房地产等产业来增加地方税收和解决劳动力就业，且就税收分配问题充分考虑地方感受，做到协调统一发展。故而且不论这段录音的内容如何，单就这样几近于偷录的手法，虽然在道德层面上有悖诚信伦理，但笔者认为，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纪录片，承担社会责任是其不可推卸的价值使命，更毋论这样一部揭露中国官场现状以及官员生存境况的纪录片。

三、总结

中国纪录片自从大众文化进一步发展之期，客观纪实始终为纪录片创作者所强调，如何做到将故事真实、自然的呈现到银幕上，便成了多数纪录片从业者的道德追求。而在种类繁多的纪录片类型中，不干涉、不介入、不使用解说的直接电影模式自然而然为多数人所热衷，且就效果而言，自然呈现故事的整体可以让观众对事件有着更清楚的自主认识；隐匿的摄像机使得被拍摄对象忘却摄像机的存在，摘下可能在人前带着的人格面具，流露出真实的一面；而无处不在的镜头更是不遗漏一处细节，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客观叙事，还以观众本应有的对事件的知情权。正如导演周浩曾经表示，他通常让自己的片子自然生长，尽力展示事件的不同角度，进而形成一种混沌的状态。而这种所谓混沌的状态，其实本质上是通过拍摄者全然的纪实性记录，以及被拍摄者的自我“表演”、自然呈现所营造的一种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的现实的“真实感”，而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自然的会被片中人物的“接地气”所感染，忘却影院时空进入到事件本身的叙事时空，从而对事件进行评判。例如周浩导演其他的作品，像是《市长》、《棉花》等，皆是仅呈现事件本身，功过对错的评判全由观众决定。《书记》亦是如此，故而才能创就了一部冷静、真实的现代“官场现行记”。

参考文献：

[1]张一帆. 从影像行动主义维度探析社会类独立纪录片《书记》和《中国市长》[J]. 电视指南， 2017（13），161.

[2]韩鸿. 社会纪录片与影像行动主义审视中国社会纪录片的另一个维度[J]. 电影艺术. 2008（05）， 136-141.

[3]张司佳. 英国大型纪录片《人生七年》：从社会到个体的记录[J]. 传媒论坛， 2019（21）， 170+172.

[4]郭勋亚. 中国纪录片艺术特性的审美嬗变[J].电影文学， 2019（15）， 25-28.

作者简介：

孙琦（1993-），男，汉族，黑龙江七台河人，研究方向：纪录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