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晨

近些年，央视的《朗读者》节目吸引了众多观众，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其实，我国古代许多文人墨客也是著名的“朗读者”，如韩愈、司马光、朱熹等文人。

唐代韩愈提出了著名的“四到”读书法——手到、眼到、口到、心到。他认为，在翻书的同时，要把阅读、朗读和思考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专心致志，提高读书效率。

北宋司马光推崇“诵读法”。他认为，要大声朗读阅读过的文章，一边朗读一边思考其内容要义，如此才会有所收获。

南宋朱熹提倡“熟读精思”的读书方法。他说：“大抵观书先需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熹认为，书读得多了，自然熟知;想得透彻了，自然有所得;读得多和读得少有很大的区别，读十遍与读一遍不一样，读百遍和读十遍也肯定不一样;朗读和思考是互相促進的，如果既能熟读，又精于思考，自然就能理解透彻，永远不忘。

明末清初的陆世仪提出了“阶段读书法”。陆世仪把读书的过程分为3个阶段，即诵读（5岁～15岁）、讲贯（15岁～25岁）、涉猎（25岁～35岁）3个阶段。他认为，人在15岁之前，记忆力好而理解能力差，所以要多朗读、背诵经典名著;15岁以后，理解能力渐强而记忆力不如以前，要进行分类研究;25岁以后，要广采博览，有所成就。

清代郑板桥推崇多朗读以探研精义。他说：“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他主张书要多朗读、读熟，追求过目成诵对求学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