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统义

在一个落后封闭的地区，开启民智，建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其他革命根据地因各种原因相继失陷的时候，却在陕北有一块由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巍然屹立。其背后深藏的原因是什么，亦或是回答陕北为什么能时，笔者以为这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在通读了由早期陕北中共领导人之一赵通儒遗著、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长魏建国先生整理的《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之后，我以为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

本书深入地回答了早期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阶级建构，播撒革命火种的历史过程。从中国革命史经典的叙述逻辑上说，在陕北这样一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固然有开展革命的积极条件，诸如群众困苦，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异常沉重，地方军阀官逼民反，但从一定意义上的革命条件转化为现实的革命行动，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需要掌握先进理论的先进阶级去领导和发动这些自在的阶级，使之成为革命的自为的革命阶级。在旧中国，这一过程就是中共知识分子工农化，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明白的话语，完成他们革命阶级的建构，从听天由命的“顺民”转变为革命的历史主体。二十年代初的陕北，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普遍的自为阶级。他们说：“我们定边，风沙，天旱，使地主也能饿死。……我们定边，还要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要禁绝毒、烟，人人种地牧牲畜，可以过活。……我们定边，把洋人占了的地要回，谁也种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