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

作为“后他们”时代南京最风格化的小说家，曹寇具有某种“承上启下”的功能，而且这种“承上启下”有着一种潜在的破坏性，也即，曹寇一方面继承了“他们”对宏大叙事、乌托邦、希望原则的无情嘲弄和坚决摒弃，另一方面，在“日常主義”“平民化”等维度上，他走得更远，或者说走向了极致。所谓的“无聊现实主义”“屌丝文学”中那些新的“漫无目的游荡者”（葛红兵）、“卑污者”（郜元宝），已经消解了“他们”一代纠缠始终的创新、突围的焦虑，反抗、断裂的冲动。曹寇是一个懂得自嘲的虚无主义写作者，他的写作没有明显的文学目的性和流行的“野心勃勃”，也不刻意建构“旗帜”“符号”，他真正实现了韩东所说的“无中生有又毫无用处”“降低到一只枯叶的重量”。他在《我看“创作”》中说：“我已经写了十多年小说，却觉得自己完全不会写小说，眼前一片黑暗。”在近期一篇的“自传性”小说中，他借人物之口再次申明：“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书法家是个笑话，就好比小说家是个更大的笑话一样。我只是无事可做。” 拉波尔特在谈论布朗肖的时候写到：“瓦雷里：‘乐观主义者写得很糟糕。但是悲观主义者不书写。”（《今日的布朗肖》）曹寇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者中还在坚持写作的人，这成就了他的锋利和睿智，也在消解着一些曾经生机勃勃的野蛮力量。某种意义上讲，当代文学最具活力和野性的“他们”文脉，被曹寇的冷静和“虚无”一手“终结”，韩东、朱文、顾前、鲁羊、吴晨骏、刘立杆、外外，还有曹寇、赵志明、李樯、李黎、朱庆和，以后的南京乃至全国再也很难有这样的“一群”作家了，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现实，正在“生动”地实现——已经不可逆转。

曹寇代表着南京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青年写作的某种特殊的质地和倾向，在他的作品和小说观念的影响下，一个结构松散但旨趣亲近的文学群落已然形成。曹寇代表着这个群落的“文学形象”，由此也戏剧性地印证了韩东对他的“夸奖”：“小说大师的年轻时代”。与韩东类似，曹寇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而且是一个突兀的、持续性地制造着“不适之感”的文学形象。同时，作为一个风格化极其突出的小说家，曹寇引领和召唤出一种风靡一时的写作倾向，在启发了一批青年写作者的同时，曹“大师”也成了一些年轻人无法摆脱的与风格、表现力和智性有关的阴影，这一阴影最后也将长久地“限制”和影响着曹寇自身的创作和“生长”。

这么多年来，曹寇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性”格格不入，尽管他也曾努力化解这种对立，但秉性中对于真相的迷恋、对于直言的渴望（性话语和粗口是必然的美学伴生物），最终腰斩了这些世故性的努力。与此相应的美学后果却是可爱的，无论是他的小说作品，还是随笔、散文和言谈，几乎看不到虚伪的、大而无当的“蠢话”，这是一种越来越罕见的文学品质。当然，这是通过极大降低话语和叙事的戏剧性和丰腴性为代价的，这一代价给曹寇的写作带来了某种“局部”性或者所谓的“局限性”。把曹寇称为“局部”作家源于其最近的一个短篇小说《文艺生活的局部趣味》。曹寇的风格是局部的、题材是局部的、经验是局部的、优点是局部的，当然，缺点也是局部的。局部即对应着某些局限性，与那些焦虑于自身局限性的青年作家不同，曹寇并不急于通过嫁接历史和知识的策略，扩张自身的经验和视域，而是几乎“故步自封”于自身的“局部趣味”。对于曹寇的写作而言，这种“局部”或“局限”就像是建筑的层高，其实是很难突破和逾越的。比如《市民邱女士》《塘村概略》（如同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试图为日常化叙事植入一些评论家、阐释者乐于“发现”的那种日常生活、热点事件的“复杂性”，此时，曹寇摆好阵势，想与强大、顽固的世俗人性的愚蠢和偏见短兵相接，并且生发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意义”，结果是“层高”不够，就像是小孩穿上了大人的衣服，显得有些笨拙和滑稽。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曹寇必须坚守这种“局部”，正如他的辩解：“事实上，关于局限性的问题本来就是个伪问题，它所指涉的其实是成功学，而非文学。在我看来，无限放大我们的局限性，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也唯有在局限性中，我们才能获得诚实和切肤。好的作品，无非是灵与肉无比合身的结果。”而问题在于，“局限”“局部”该如何面对重复和贫乏。

几年前我有一个短评，具体谈论曹寇写作的特点。由于曹寇写作对“局部性”的固守，因此，其中某些论述仍旧有效，现在撷取片段赘述如下：

阅读《越来越》的时候就准备为曹寇的小说写一篇观感，题目草拟为《草寇曹寇的草性、操行和操性》，如今仍然适用于这本新的小说集。

《屋顶长的一棵树》延续了曹寇小说在故事和人物上的平庸的、日常的、琐碎的“草性”，那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杂碎的、卑贱的人物身上的欲望、梦想、呓语乃至毁灭，都在曹寇徐缓有致、絮絮叨叨的日常化叙事之下，呈现出琐屑与宏阔的奇特张力；人性在孩童时代观看、赏玩事物的不厌其烦的耐性，被曹寇顽固的青春记忆无限推延，然后经由他粗鲁、俏皮、反叛却又无比真实的语言风格，结构成一幅幅看似了无生趣，实则趣味丛生、机锋不断的生动画面。曹寇写作的“草性”或者“庸常性”，严格区别于那些自然主义的“新写实”和矫揉造作的“批判现实主义”，更不屑于与那些伪造的“民间”“底层”“草根”等名目繁多的阶层性书写为伍，他只是一个小声说话、絮叨些无聊的事的人，他的那些偶然性的写作既不想供人娱乐，也不想启蒙、教化。那些边缘的、平凡的、失败的小人物身上的顽固的、无聊的庸常性及其苦痛，映射的并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一类人的病症，而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每时每刻都无法脱离的困境。由此，曹寇写作的这种顽强的“草性”也就成就出他在当代青年写作和当代小说美学上不可多得的独特“操行”。

实际上，真实、真诚、真相三个“真”就足以完成曹寇小说的“操行评语”。他以真实的让人厌倦和绝望的现实，与真诚得荒诞不经乃至让人啼笑皆非的生存态度，逼迫出日常生活每一个缝隙中或赤裸裸或妙不可言的真相。这种特征在《屋顶长的一棵树》中尤其明显，证明他已经基本上从他的南京前辈的“影响的焦虑”中走出了，那种为了表现反叛姿态而生的“为真实而真实”的日常化、粗鄙化、欲望化叙事，也已逐步被一种从容、萧散、机敏的叙事方式取代了。曹寇不为潮流写作，不为批评家写作，甚至也不为读者写作，他的这些小说“习作”不过是一个平庸、卑微的人的自我慰藉，或者就像叶兆言所说的，曹寇不过是南京那些“玩小说”的人之一，只是他玩得很好。这种创作态度在当下的中国小说家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如今，文坛上充斥着太多大而无当、虚与委蛇、“假模三道”的小说劣作，真实而有趣的小说成了一味“药”，来暂时性地解一解那些虚伪的陈词滥调的“毒”。不过，也就仅此而已，曹寇及其小说不会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如今被屡屡标榜的“附加值”，庸常就是庸常，不要指望生出高贵的、理想的蛋来；他的身上痛苦地反映出当代那些心怀义愤却又做不到义无反顾的文艺青年共同的“操性”：真实又虚弱的反抗。

如今，这仍旧是曹寇的“局部”，或者说是“局部”的曹寇。多年之后，当我重新引用以上的文字时，时间和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贫乏已经耗尽了当年文字中包含的某种“批评”“批判”的合理性、必要性，此时，我竟然觉得这种“局部”未必需要更改或者超越。就好比以下的文学“如果”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曹寇和顾前少喝几顿酒、少打几把掼蛋，那他们就有时间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或者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故步自封”“后劲不足”。因为我们无法在一个单纯文本的、进化论式的观念系统中评价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并非绝对忠诚于所谓“文学”，或者说一般意义上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和生活方式的文学不过是“他们”人生的“局部”，而且并非是最重要的“局部”。

以下引述的两段布朗肖的话，曾经在一个评论中“赠予”了黄孝阳（他与曹寇是南京小说界两种迥异风格的代表，始终处于表面互相恭维、背后互相“鄙视”的极端分裂状态中），现在再次赠予“局部”作家曹寇：

“文学的本质目的或许是让人失望。”

“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之一，要让作家事前就有一种羞耻感，要他良心不安，要他什么都还没做就感觉自己错。一旦他动手要写，就听到一个声音在那高兴地喊：‘好了，现在，你丢了。——‘那我要停下来？——‘不，停下来，你就丢了。”

主持人：黄平

编辑：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