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内容提要 中国道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探索，其历史与逻辑起点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因而，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维度来界划中国道路。从广义层面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整体性历史，都可以纳入到中国道路的讨论域之中;从狭义层面而言，中国道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维度，中国道路背后都关涉一个核心的通约性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与中国本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构筑出一条既坚守经典理论的本质规定性，又彰显本国具体实际，更区别于他国模式的科学发展道路。衡量中国道路需要拓展理论视角，从多元维度出发加以综合把握。其中，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从根本上讲清楚中国道路产生及其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从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实践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及其不断成功的内在密钥;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整体性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宽广的范围内讲清楚中国道路的世界效应。辩证理解中国道路还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论的指引，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从整体上对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做出科学的分期并展开理性的认知与探讨。

關键词 中国道路 70年 社会主义 “三个意味着” 历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10-0001-15

中国道路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大量研究对这一话题进行了集中关切，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与研究偏好，对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解读。在继承目前学界现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需要尤其注重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辩证把握中国道路的丰富理论内涵问题，二是如何综合定位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及其时代坐标问题，三是如何对中国道路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作出科学的界划问题，四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道路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科学回答上述问题，从本质上就是应当科学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起源与逻辑发展问题，亦即从根本上讲清楚为什么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长期不懈的艰辛奋斗过程中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讲清楚为什么探索与坚持这一条发展道路的历史重任必然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讲清楚中国道路在艰辛的探索之中为什么能够不断取得胜利，讲清楚中国道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之路。

一、内涵：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与本质特征

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逻辑所指与理论内涵。所谓中国道路，就是特指关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被称为中国道路，例如，美国学者塞尔登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治理方式称为“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但从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道路讨论的角度来看，现有相关研究存在一个潜在的共识，这就是当前所言的中国道路，其实是特指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的道路。

1.1949年：中国道路历史起点的锚定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尽管中国革命从属性上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价值导向与实践旨归则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曾做出过系统化集中化的阐释：“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天经地义”从根本上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所形塑的。具体而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情势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使得中国革命不可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直接获得胜利，而必须首先解决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待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完成之后，才具备了导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定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与现实可能性。因此，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即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页。

社会主义在中国从一种理论设想向现实制度形态与实践运动转变的标志，是1956年关于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完成。因此，有观点认为，关于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其历史起点应当溯源于1956年。但实际上，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有计划地推进社会主义在中国探索与实践的步伐。例如，1949年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尽管从制度的创制上来看，此时仍然是以新民主主义制度为主，但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因素始终在不断增加，资本主义的因素在不断减少。正是基于上述状况的考量，毛泽东明确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的观点做出了批评。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晚听取并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7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关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

2.广义与狭义双重维度：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

如果将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界划为1949年，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便会自然被提出，这就是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道路的诸多探讨都是主要聚焦于1978年以来所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那么，究竟应当如何从理论上缝合二者在中国道路历史起点问题上存在的时间差问题？其实，无论是1949亦或是1978，二者在关于中国道路历史起点问题上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观察问题的视角所引发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对立。其实，中国道路从本质上具有广义与狭义两个维度的内涵。

从广义上来说，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所以将1949年视为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主要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作为革命的价值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蕴含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划与显著因素;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自觉主动地开启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准备。例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集中代表。毛泽东在1953年曾将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明确概括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三是过渡时期的诸多探索与实践，为社会主义的奠基与发展做出了充分准备。例如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工业化水平的推进，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制与探索性实践，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探索性实践，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创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等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正是由于这一社会革命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道路来说的本质重要性也就不可能是主观假定或任意设想出来的东西，而是植根于中国道路这一历史性实践本身的。”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从狭义上来说，中国道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所以从狭义层面做出这种区分，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尽管做出了诸多难能可贵的探索，但从根本上并未寻找到一条能够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可行道路。尽管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想着力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从根本上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而这一历史性重任则是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具体实践，逐步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完成的。尽管从狭义角度来看，中国道路的历史仅仅只有四十余年，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较之于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加深刻的变动性，这种革命性意义的深度和广度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肩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的探索性实践，成功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状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道路有其独特的鲜明特点与理论个性，即它不是对我国历史传统简单延续的母板，不是简单套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3.理论与现实科学张力关系的构筑：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

无论是从广义层面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历史出发理解中国道路，还是从狭义层面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历史出发理解中国道路，可以肯定的是，二者都具有一个通约性要素。这就是中国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全部主题，都聚焦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其核心在于回答如何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寻找出一条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设想，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不同于中国以往既有发展道路和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全新选择，是一条求索符合中国具体实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因此，在理解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的时候，必然会遇到一个极其鲜明的理论问题，即如何科学处理经典理论设想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辩证张力关系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并未亲眼目睹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其关于未来社会的若干理论规定更多地是一种立足于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上的理论设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主要是以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对偶性”方式而存在的，即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加以“出场”的。诸如，所有制层面是直接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公有制，经济运行方式层面是直接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分配方式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按资本分配的按劳分配方式，等等。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但社會主义首先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充分继承基础之上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要理论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首先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继承性这一前要规定，做出过集中系统化阐释。他们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角度出发，指出任何一个社会或时代都不可能超越以往社会或时代而孤立自存，“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537页。

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因为革命任务与时代条件的限制，并未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究竟为何做出一整套详尽的规划设计，他们的主要任务更多地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从根本上建构出批判并推翻资本主义及其统治秩序的科学方式，而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更多地是从异于资本主义的对象性层面加以把握的。这一点无论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消灭分工”（分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己性形式）角度而谈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②等略带田园诗般的浪漫主义设想，还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页。的理论设想，更或是《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都主要是从总体上对未来社会做出的粗线条勾画。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562页。因此，在社会主义由理论设想向现实实践转变的过程中，很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到可供直接使用的现成经验或结论，本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始终面临着如何科学处理本土经验与经典作家理论设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建构过程中，也始终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经典理论的规定与本民族国家具体实践之间差异性问题的拷问。这主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共同决定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规定，主要是基于西欧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得到的，其能否直接运用于经济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中国，这一点需要在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尤为注意。第二，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规定不仅是西欧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上的产物，也是西欧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因此其能否直接运用于东方文明的中国，也需要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尤为注意。基于中西方思维与文化差异问题而探讨马克思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否融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争诉不断的老问题。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规定，更多地是基于其当时有限时代条件下所做出的理论设想，其本身仍然需要不断结合实践的变化而接受检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正是以这种发展的眼光对待其所创立的理论，例如《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恰当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规定与民族国家实践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规定性，同时也对中国实践特殊性表达了高度重视。在这一理论逻辑指导下，中国道路的建构就具备了双重理论规定性。一方面，中国道路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逻辑基座。中国道路在所有制、经济运行方式和分配方式等制度性建构层面，都较为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一般规定，这是一条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框架、导向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另一方面，中国道路在坚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又密切关注中国实际情况，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赋予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不妨仍以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为例加以讨论。尽管中国道路坚守了经典作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构方面的基本规定，但同时也坚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经典作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构方面的原初设想，做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地域性）与时代情况（时间性）的重大变革与发展。例如，在所有制层面一方面坚守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障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结合中国实际发展状况引入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因此，全面把握中國道路的丰富理论内涵，需要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加以切入，既需要从建国以来的整体性历史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发展逻辑，也需要尤其注重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砥砺奋进历史出发把握中国道路最鲜明的理论特质。从广义与狭义两个维度出发把握中国道路，有助于从本质上理清中国道路最核心的要义，即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的本质规定与民族国家特殊实践之间辩证关系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二、视角：衡量中国道路的三重理论坐标

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层面来看中国道路，其实都关涉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与发展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历史，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实践，它在根本上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密切关联，而且其作为一种新型现代化方式又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整体历史进程关系紧密。因此，衡量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需要从多元线索出发，加以综合分析与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判断中，使用了“三个意味着”的重要表述，其实为全面把握中国道路提供了多元理论坐标。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从根本上讲清楚中国道路产生及其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从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实践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成功揭示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及其不断获得成功的内在密钥;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整体性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更加宽广的范围内讲清楚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效应。

1.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线索衡量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的阐释

任何发展道路的形成与获得，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实践依据，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结果。中国道路也不例外。中国道路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主观臆想出来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所换来的，是必须倍加珍惜的历史遗产。从直接意义上而言，中国道路首先是关于中国的道路，而不是关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其首先是紧密根植于中国大地、凸显中国实践、反映中国人民意愿的理论与实践选择，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凸显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性与目的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选择。因此，探讨中国道路问题须臾不能离开历史的客观维度，不能以真空化方式抽空中国道路的丰富历史性内涵，从而将其规制为关乎一种抽象学理性概念的讨论，这种非历史性解读方式其实是对中国道路的严重误读。理解中国道路，必须要从其产生与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进程出发加以综合把握，从历史变迁与实践布展相结合的视角，以一种动态历史性眼光审视中国道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解中国道路需要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进程出发，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与人民命运的跌宕起伏中来综合把握中国道路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具体而言：

第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生存危机及其反应是催生探索中国道路的客观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与模式，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明永恒高于四裔”的文化自信心态。然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化的步伐。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入侵，古老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性危机，“落后就要挨打”成为近代中国集体的心理意识。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中西对比及其凸显的历史窘迫，在文化心理上所形成的便是一种自我矮化与文化自卑的心态。在当时很多人看来，似乎学习西方、走西方的道路，已经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不二法门。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各种主义和思潮——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纷纷登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并期冀对此做出某种程度的解释与指导，其间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全方位转化。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此做出过详尽阐释，“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0页。然而，上述学习西方主义与思潮的运动，更多地是在一种应激性反应基础上展开的简单模仿，不外乎是一种基于特定生存性压力而展开的带有深厚实用主义色彩的拿来主义实验，其并不能穿透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迷雾，也不能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做出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规划，因而给历史所留下的不过是一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暂热闹而已，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④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中华民族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及其前途又究竟如何？这些问题仍然以一种开放性方式持续存在着。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求解“站起来”问题，推动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性生成。面对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历史性困境，如何求解中华民族近代面临的“站起来”的问题，成为不断考验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元问题。在以往系列探索性尝试纷纷走向失败，“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③的情况下，在“十月革命”的外力推动下，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俄国，“西方不亮东方亮”“走俄国人的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观察宇宙、改造世界的工具，顺理成章地成为求解长期困扰近代中国“站起来”问题的全新路径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承担求索近代中国“站起来”问题的历史使命，其关键在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内在契合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最本质性要求。“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④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承担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站起来”的历史性课题，关键在于其科学回答了如下三个问题。一是科学解释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落的问题。以往形形色色的主义或思潮都是急于开出各种所谓理论药方，而忽略了首先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困境的历史性原因作出基本的理论诊断。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从历史与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困境作出了科学诊断，这就是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一方面造成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并使之沦为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主义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0页。二是科学指导中国社会如何走出历史发展的困境。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才能科学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求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与主要步骤，即通过中心-边缘辩证法建构出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革命道路。三是科学规划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立足于对近代中国基本国情与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義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未来理想，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是建构了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指导下所形成的一条明确结论，只有通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③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63、373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体性失落的窘境，标志着近代以来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挨打”与“站起来”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独立的民族国家地位的重新确立，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重新建构，从根本上为中国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在求索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过程中推进中国道路当代建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广义上标志着中国道路的历史性生成，这更多地是从求解“站起来”问题的角度加以把握的。但是，“站起来”仅仅是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逻辑起点，“站起来”更多地是从政治层面加以把握的，其与基于经济维度加以把握的“富起来”之间仍然具有特定的间距。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一穷二白”的现实窘境，使得提防“被开除球籍”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时刻关注的核心问题。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提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页。正是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紧迫感，我们在一个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伟大探索。这一过程既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就，但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教训时所言的那样，“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③在推进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真正解决“富起来”的问题是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加以实现的。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外关系都得到了结构性调整或重组。从外部结构来看，通过确认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将中国道路的探索从相对单一封闭的情势中超拔出来，进而以更加开放的方式主动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中，重新定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问题，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④从内部结构来看，通过对社会主义基本要素的重新组合与调整，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部关系结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道路的探索性建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实现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富”与“强”之间并非是一个简单词汇的不同，而是有着内在本质性内涵的差异。“富”更多地是一种通过相应数据指标就可加以衡量的经济概念，更多地关涉一种生产力发展或经济水平提升的单一维度。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在很长一个阶段，我们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解也主要是从客观经济数据指标层面加以出发的，如最初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解，则主要是以人均GDP能否达到800美元作为衡量标准。而“强”更多地是一种综合性概念，有着更加多元丰富的内涵与评价标准。一方面，“强”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且也蕴含着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多方面、一体化的综合发展水平的跃迁;另一方面，尽管“强”仍然需要以经济维度的高度发展为基本的支撑，但这里所言的经济发展绝非是单一GDP水平的提升，而是蕴含着经济发展内在结构与发展理念的本质性革命，即由单一追求速度与规模的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由单纯追求数量的唯GDP主义转向新发展理念。

2.从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践的历程衡量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的揭示

在探讨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首先需要从理论上着重加以澄清的问题就是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少杂音，有些观点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无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客观进程与基本规律，基于不同的理论偏好或意识形态考量，对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进行了不符合实际的恣意打扮。“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③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这些论调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的曲解。理解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需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整体性历史进程之中加以综合把握。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整体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后续实践廓清地坪、奠定基础;二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即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向现实实践的转变过程，亦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原初探索性实践;三是改革开放至今，即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条条框框，基于中国具体实际，开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整体历史进程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需要在理论上尤其注重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论共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道路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符合历史与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具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问题在当时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各种思潮、主义竞相登场，期冀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做出某种程度的回答与规划。然而，实践证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大舞台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思潮与主义，大都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要么走向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要么走向全面复古的保守主义，都未能从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寻找到一条符合实际的科学道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外在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求解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历史难题。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基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双重考量基础上的必然选择，是符合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逻辑与现实境况的科学选择。具体而言，一是因为近代以来的诸多探索都纷纷走向失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面临严重危机与历史性困境。正如毛泽东早年曾明确指出的那样，“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这里所言的“恐怖方法”主要是指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陷入巨大困境与危机的情况下，学习俄国十月革命，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异轨。因为既往的实践已经证明，单纯寄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式从根本上无法获得成功。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契合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③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一方面是如何打破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周期性问题，即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循环困境;另一方面是如何打破近代最新遭遇的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性发展的问题，即救亡图存的现实生存危机问题。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中介，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关键在于其科学解决了中国的历史性课题。它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时代侵略扩张的本质属性使然，而且也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做出了科学规划——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构筑了理想的蓝图。

另一方面，“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共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道路理论属性与时代属性的有机统一。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在中国第一次由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转变为现实的制度与实践。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与创新。建国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展开了诸多探索。但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当时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搞清楚这一问题。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为中国道路奠定了基本的理论规定性，即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诸如，制度层面设计上的社会主义属性——政治制度层面的党的领导地位、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经济制度层面的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方式等——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不断坚持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道路首先是一条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非走其他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与基本理论规定性，是这条道路区别于其他种种道路的本质所在。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倘若将中国道路比喻为一幅历史画卷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则构成了这一历史画卷的基本底色，摒弃社会主义必然会导致这幅历史画卷颜色的改变。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也必须要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下加以推进，而非突破社会主义基本框架的另起炉灶。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道路除了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规定性外，更为重要的是不断结合时代与实践条件的变化，不断赋予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与民族特色，不断凸显坚守理论属性基础上的时代属性。面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困境，中國共产党人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巨大的创新精神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条条框框的限制与束缚，确立了基于中国实际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新境界，深刻凸显了中国道路的鲜明时代属性。所谓时代属性，就是在坚守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规定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与实践发展的最新情况，赋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新的形式与内容。诸如，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经典理论中的相关制度设计的设想做出了符合时代新特征的突破性发展，经济所有制层面由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方式层面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经济运行方式层面由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正是实现了理论属性与时代属性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才能在守正中不断创新，不断凸显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在场性”与当代生命力。

3.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元历史进程衡量中国道路：世界效应的凸显

如果说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线索出发衡量中国道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出发衡量中国道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话，那么，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元历史进程出发衡量中国道路则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界分，而具有了更加普遍、更加宽广与更加持久的价值与意义，这就是当前中国道路所凸显的世界历史性效应所在。

第一，西方关于现代化的话语霸权与广大后发国家的两难困境。走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境遇与共同期冀，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无法从根本上超脱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逻辑，只不过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实际情况与历史发展特定情境，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时间或方式上的差异。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将现代化首先起源于西方这一事实层面的判断，人为打造成为一种非历史性的价值判断，认为西方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先发性，代表了关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可能性，广大非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走西方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正如美国学者福山所言的那样，在以往所谓世界普遍历史的书写中，一条受自然科学和欲望逻辑支配的历史进程与另一条由获得认可的欲望引导的历史进程，都将导向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一终点上来。[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7页。换言之，在阐释人类现代化的话语权问题上，西方社会将其自身现代化的先发性刻意打扮为道德上的至高性与价值上的排他性，进而垄断了关于现代化的解释权与话语权。这种话语解释权层面的西式霸权与操控，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与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的全球布展及其统治密切关联。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历史进程做出过系统化阐释与描述，资产阶级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一切陈旧、暂时性都置于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与此相伴的是西方现代化所催生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一切民族都被卷入到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浪潮之中。“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往往采取两种手段，一是软性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思想鼓动，二是硬性层面的武力输出，一旦软性的输出遭受抵制的时候，硬性层面的强势介入与干涉便随之发动。因此，广大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问题上始终面临着一组矛盾，即“寄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因为在现有以服务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体系之下，面对西式现代化话语的霸权，广大非西方只能选择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导致发展过程中自身独立自主性的缺失。

第二，中国道路与基于社会主义框架推进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在西方现代化模式那里，现代化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市场两种原驱力来推动自己的发展进程，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间密切关联，甚至在其原初发展的特定时期，现代化（现代性）本身与殖民主义就是以一种合题的方式而出现的，即国外有学者所言的“殖民主义现代性”问题。Tani Barlow，eds.，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初期，中国的诸多仁人志士对未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究竟如何走的问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案就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寄希望于通过单纯模拟西方现代化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超越性求解，其关键在于实现了将中国现代化方案的设计统一置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内加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道路在求索中国现代化方案过程中的鲜明特色。从理论上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进一步拆分为两大关键词加以分析，一是现代化，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词，意味着中国道路从根本上并不是一些人所言的是导向前现代的草根浪漫主义，而是始终紧扣现代化一般逻辑目标展开的探索，其仍然坚守了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从属于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整体性进程;“社会主义”一词，则彰显出中国道路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显著特质，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既是推动现代化的手段，更是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从推动现代化的手段层面而言，中国道路主要不是单纯依靠资本逻辑或少数寡头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而更多地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设计、以国家的整体性力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这里社会主义在现代化手段上所呈现出的巨大优势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保障现代化政策的连续性与持久性，等等。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谢立中：《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从推动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层面而言，中国道路所追寻的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不是如西方现代化模式一般是基于资本逻辑内在本质属性所导向的两极分化，而是基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三，中国道路与现代化中国方案的世界效应。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明确将现代化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议题，“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将中国现代化事业纳入到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中加以推进，彰显出具有鲜明风格的现代化方案。在探索现代化中国方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概括起来说就是，吸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诸多关系问题。例如，正确处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比例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实事求是而言，由于受冷战时代条件的限制，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探索性实践更多地是在一种相对比较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之中展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往中国现代化事业拒斥对外开放，而是冷战时代条件和惯性思维无从提供对外开放的主客观根基。那种忽视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而空泛地批评毛泽东时代闭关保守的观点，在本质上不过是抽空历史真实情境的历史虚无主义。当然，作为现代化中国方案的中国道路，其最显著的特征更多地是在继承改革开放前探索性实践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阶段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其鲜明特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扎根中国大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考虑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关于现代化的相关设想、战略等都严格置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考量，进而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之路。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曾总结的那样，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这是我们长期总结历史经验得到的一条基本结论。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373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道路对现代化的探索，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習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二是积极融入世界历史潮流推动中国现代化。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单一民族或国家进行的孤立探索，推动现代化的诸多因素都需要以发展的、联系的眼光加以对待，需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现代化事业。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如此。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基于时代主题——革命与战争的限制，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以相对闭环的方式加以推进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基于对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科学判断，中国现代化事业被主动地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积极主动地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技术和管理水平，③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腾飞的重要原因。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坚持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原则，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显著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样可能性，为广大后发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经验与参考，为丰富拓展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元途径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把握中国道路

倘若从广义层面而言，即从作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整体性探索出发把握中国道路，这一条道路的开辟及其发展已有70年光辉历程。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为了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续写下去，将中国道路进一步深入推进下去。

1.中国道路的历史分期及其讨论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道路70年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历史时期。一是1949至1978年，这一阶段主要特点表现为：“以苏为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着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历史和时代原因的限制，从根本上未能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二是1978至2012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基于中国实际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探索具有鲜明的开创性与突破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无法为中国社会主义提供现成可供直接使用的经验，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理论和实践探索，都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所没有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所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实践、新话语与新理论。 三是2012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充分继承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经验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实践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表现为逐步突破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分散性、自发性探索的特征，而逐步上升到从整体性高度自觉谋划的“顶层设计”特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即更加自觉主动地认识、尊重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表现为对中国道路核心主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细化提升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

纵观中国道路上述三个阶段的基本历史分期，这三个阶段之间的实践既有很大的继承性，又表现出诸多的差异性。那么，一个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自然会被提出，即究竟应当如何把握上述三个阶段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历史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道路70年可以简单划分为改革开放前的实践和改革开放后的实践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对上面这一问题的探讨，又可以被进一步细化为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前的实践在中国道路70年的历史中究竟占据何种位置？发挥何种影响？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在中国道路70年的历史中又有何地位？发挥何种影响？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国内外学界确实存在不少争议之处。有论点明确将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界划为改革开放，因而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仅有40余年。甚至有观点进一步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根本上处于割裂的状态之中。这种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割裂开来的处理方式，存在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是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有的则是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这些错误的观点与做法，其本质都是将中国道路误导到“资本主义”的范畴中去。杨明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红旗文稿》2019年第12期。

将中国道路人为硬性地切割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并将二者相互对峙的操作方式，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或学术上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政治问题。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主要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从根本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历史。如何把握这一段历史，如何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相互关联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去历史、现在定位和将来走向的解释权和话语权问题。二是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其实背后折射出的是关于未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不同规划。以改革开放前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历史，其实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误区，即过分推崇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而无视改革开放后实践对改革开放前实践的继承，也无视改革开放后实践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性飞跃。这种评价模式更多地是基于贬低、否定當前实践的立场，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规划了一条全盘复归的“老路”。以改革开放后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历史，其实也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误区，即无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继承性，无视改革开放后取得伟大成就背后的历史性积淀。这种评价模式尽管对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表达了高度肯定，但正因为对改革开放前历史的悬置与否定，其实从根基上抽空了改革开放后实践的本质属性，从而将对改革开放后实践的理解曲解为所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因而为未来中国社会构筑了一条“邪路”。所以，应当超越单纯所谓学术观点争论的角度来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问题，应当从更高的政治站位出发，将其视为关系到中国道路走向的重大政治问题加以把握。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二者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整体性历史谱系。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2.中国道路不同历史时期探索的基本定位

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划分角度理解中国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是为了探讨中国道路历史逻辑而采取的一种相对比较方便的方式。从总体上来看，中国道路70年是内在基本逻辑同一的连续性过程，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为了凸显不同历史时期探索的不同情况以及中国道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运用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中国道路总体性历史进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测绘。那么，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探索之间究竟有何种关系，二者在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建构、不断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又究竟发挥了何种影响？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都是关系到科学把握中国道路70年历史逻辑，所必须要回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探索推动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奠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是一个单一的历史性事件，而是蕴含着多元意蕴于一身的重大思想史事件，其内具的思想史光谱集中彰显在中国求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持续性历史进程之中。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性历史，是中国道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在这一进程之中，标志着中国道路本质性特征的若干结构、因素被不断建构，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基座。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明确用“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来概括改革开放前实践探索在中国道路整体性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所谓宝贵经验，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能对未来社会做出详尽规划、从“本本”上不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可供直接使用经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的背景下，立足于中国本土独立自主地展开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并取得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农轻重布局、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当然，恰恰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探索性与艰巨性，不可能一帆风顺，因而宝贵经验中也必然蕴含着经过艰辛努力、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惨痛教训，比如，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科学理解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之间的恰当张力关系，充分发扬民主法治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等。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正确而成功的经验是可以被改革开放后实践所直接继承的一条“明线”的话，那么，这一时期曲折的教训则可以通过系统化的理性总结而成为宝贵财富，成为被改革开放后实践所间接继承的一根“暗线”。所谓理论准备，主要是指通过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自主性探索，尝试回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能提出的诸多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比如，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且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不少理论上的建树，如科学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十大关系”问题，科学处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等等。上述理论上的创造性建构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库，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继承与发展。所谓物质基础，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诸如，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以集体化方式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的兴建，等等。脱离改革开放前的物质基础来谈改革开放后的显著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码当代中国巨大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基因。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实践构筑了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发展。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探索奠定了中国道路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但由于时代原因的限制，当时并未能够找到一条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后来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逐步加以实现的。改革开放对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方位的精准把握。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必然会遇到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即如何将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坐落于本民族具体实际之上，亦即如何以“结合”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设想。如何分析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直接关涉到探索的顺利展开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之上，科学分析了中国道路的基本境遇，即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基本国情之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并且，对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把握也并非是以一种固化静止的方式加以对待，而是始终从现实变动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高度强调基本国情不变的大框架下，始终对发展过程中的量变甚至是部分质变保持高度的理论尊重。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立场，中国共产党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精准判断。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會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二是重构推动中国道路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推动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发展道路的形成，需要科学建构社会主义发展的矛盾机制。在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矛盾问题一直是困扰着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矛盾？倘若不存在矛盾，那么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又究竟是什么？如果存在矛盾，那么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矛盾又究竟是何种矛盾？改革开放前，我们从理论上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理论学说，但由于系列复杂原因的限制，后来在理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上也走向了误区，错误地将阶级斗争视为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锚定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理论坐标，重新将改革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内部自我完善与解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矛盾问题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并不断结合变动的实际情况，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深刻把握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3.辩证把握中国道路发展不同时期逻辑关系的科学方法

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道路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实践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道路未来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从中国道路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线索出发，从中国道路探索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展开具体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与思考。

第一，以总体性方法为指导，将中国道路70年历史贯通起来加以把握。所谓总体性方法，就是将中国道路70年视为有机衔接的整体历史进程，并从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高度出发把握中国道路70年。正如有学者所言，当前具备了从总体性高度出发，将中国道路70年历史贯通起来加以通盘考虑的主客观条件，必须理直气壮地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起来加以思量。朱佳木：《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贯通总结和研究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紅旗文稿》2019年第13期。从客观方面来说，中国道路实践已有70年历史，具备了从更加长的历史距离与更加宽阔的历史视野出发审视上述实践的客观条件。因为历史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正确或错误的线性判断，而是内在蕴含着多元化、歧义化的复杂结构体，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有随着历史车轮的渐行渐远，随着历史中交织的爱恨情仇等感性因素的相对弱化，以及历史发展客观进程与客观规律性的逐步彰显，才能为后人全面把握这一段历史进程提供更加客观理性的审视空间。从主观方面来说，正因为经过70年跌宕风云的洗礼与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具备了更加丰富的经验积累，能够以更加自信从容的成熟心态直面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能够更加自觉主动地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高度出发谋划改革、发展的节奏与步伐，并在不断推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的步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与“第二次飞跃”的显著代表，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集中“出场”方式。从总体上把握中国道路70年，需要将70年的历史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的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社会主义与中国实践是理解这70年历史的核心，是辩证全面把握中国道路内在本质规定性的关键词。

第二，以历史性方法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道路不同时期的实践及其走向。中国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他人施舍获得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实际，经过艰辛努力、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一条宝贵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道路是在具体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境遇决定了中国道路不同的发展境况。因此，对中国道路的讨论不能采取真空化的方式抽离其生成与发展的具体历史场景，而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道路及其发展逻辑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种内在差异性的形成，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说，是因为二者所处不同历史阶段、居于不同实践场域、面对不同的实践主题所共同形塑的结果。改革开放前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性实践，是“冷战”大背景下展开的艰辛探索，因为时代主题的内在限制，很难如改革开放后期探索那样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与世界市场，也很难以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积极吸收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中国道路产生与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出发，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的结论，即中国道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所采取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由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具体性规定而对中国道路做出不切实际的阐释。例如，过分苛求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形成对外开放的政策，其实就是以非历史性方法对待中国道路探索的具体历史进程，脱离历史与实践发展的具体情境而做出的不切实际的空泛议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以历史性方法为指导透视中国道路70年，还需要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辩证理解不同时期探索所取得的成就与曲折，尤其是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中曲折的认识与把握更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改革开放前之所以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曲折，主要是由主客观多重原因所共同造成的。从客观层面上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本本”那里找到现成答案，也不能直接照搬照抄他国经验，其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从主观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并无一整套完备的理论支撑和较为丰富的经验，一切都是处于艰辛的探索性实践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深刻明白其中存在的挑战与困难，建国后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曲折性和难免犯错误的问题。“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页。因此，不能过分苛求改革开放前探索一帆风顺、不犯任何错误，这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人类认识论的一般特点——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改革开放前的探索的曲折发展，从另一个维度为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契机——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供给，这也是邓小平后来经常提到的“坏事变好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的历史辩证法效应。

第三，坚持辩证分析法则，科学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差异性与同一性。通过上面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中国道路不同时期的探索之间既有继承性与同一性，也有很大的内在差异性。如何科学处理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系，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科学构筑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恰当张力关系。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同一性是主流，二者通过诸多方式呈现出紧密的关联性。诸如，两个历史时期主题的同一性，即都是围绕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展开的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内在连续性;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力的内在继承性，等等。其实，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与前一个历史时期之间存在截然断裂的关系，因为后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建立在对前一个历史时期大量资金、技术、生产力总和的充分继承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后的实践从根本上无从脱离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而孤立自存，今天，在谈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历史性成就与中国道路的自信时，也无法从根本上脱离改革开放前探索性实践所提供的奠基性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割断历史。革命年代，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当前，在把握中国道路70年伟大实践的时候，也必须秉持历史主义的基本态度，不能割断历史，而应从总体性高度出发，从70年历史发展的有机连续性角度出发加以综合把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性，但这仅仅是坚持同一性基础上的差异性，是坚持主流基础上的支流。正如前文所言，因为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客观限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路向，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性是由时代和实践所共同决定的。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同一性，而拒斥差异性的存在，否则既无从解释改革开放从何而来，也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开放性与历史生成性特征。可以明确的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与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必然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然需要展开许多新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斗争，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也必然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步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形态，这种不同历史时期理论与实践探索所呈现出的差异性，非但不是对主流同一性的否定与背离，反而是结合新的实践特征所做出的坚持与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