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愚 张新科

内容提要 清代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继承前代评点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从选本角度看，他的选编目的和原则是以儒家思想体系阐释七篇文章背后隐藏的深意。虽然只选择《史记》七篇作品，但涉及到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便于分析文章的义法，而且传主都是当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反映了西汉王朝由建立到逐渐强大兴盛的过程。从评点角度看，王又朴继承桐城派鼻祖方苞的“义法”理论，并把这种理论贯穿在具体的评点之中，由法见义，因义观法，形成了比较严密的论证和相对完整的体系，较之一般的评点有较大发展。从读法角度看，《史记七篇读法》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阅读《史记》的方法，如“一气读”“分段细读”“对比阅读”等。从评点史的角度看，选编者在继承前代评点基础上采用独特的评点方式，揭示了《史记》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叙事写人的手法，既引导读者深刻领会《史记》的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关键词 王又朴 《史记七篇读法》 义法 读法

〔中图分类号〕I206.2;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10-0080-08

司马迁的《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代以来，学界形成评论《史记》的风气，到了明代出现大量的《史记》评点著作，清代的《史记》评点继续发展，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就是清代评点著作中较早的一个典型代表。

王又朴（1681-1763），字从先，号介山。清雍正元年（172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授吏部主事。曾在河东盐运使司、凤翔府、汉中府、泰州、庐州府任职，后累官至池州、徽州知府。他原籍扬州，后迁居天津，是清代中前期天津最有成就的文学家、经学家、史学家，著有《王介山时文》五卷、《易翼述信》十二卷、《孟子读法》十五卷、《大学原本说略读法》二卷、《诗礼堂古文》五卷、《中庸总说读法》二卷、《史记七篇读法》二卷等。《史记七篇读法》中的《项羽本纪读法》完成于乾隆二年，其他六篇则是乾隆十九年才最后完成的。王又朴曾自称“读《史记》三十年”，其精读《史记》几乎持续了半辈子。同时，王又朴也是桐城派鼻祖方苞的门人，他在《诗礼堂古文自序》中谈到与方苞的师生缘分：

及成进士，见方先生于京邸，持所为古今文者为贽。先生曰：“时艺则得矣，然余久不视此。至古文，当观古之制作者，盖古人非苟焉而作也。有义焉，非于圣贤精理微言有所阐明则不作，非于世道有所维持关系则不作。有法焉，详所当详，略所当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

其所不得不止是也。”因说《史记》萧、曹二世家以为概。余乃稍稍悟，退而出箧中旧稿，尽焚之。[清]王又朴：《王介山先生全集》，清光绪元年（1875）李秉璋补刻本，辅仁书院藏版。

方苞的古文理论主要以“义法”为主，并以《史记》的《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为例进行具体指导，这无疑对王又朴的古文创作和古文评点产生重要影响。后来，王又朴对方苞一直执弟子礼。乾隆十二年，王又朴把自己创作的古文以及《项羽本纪读法》呈请方苞指教，方苞回信予以高度评价：“识高笔健，义法直追古人，而《项纪》一通，尤发前人未发，贤之用心勤矣。”[清]方苞：《方望溪先生遗集》，黄山书社，1990年，第50页。王又朴许多古文作品之后还附有方苞的评语，说明他深受方苞影响。乾隆年间，王又朴宦游吴中，此时方苞退老南京，王又朴亦请受业，足见师生缘分愈来愈深。可以说，王又朴不仅古文创作得力于方苞的指点，其《史记七篇读法》亦颇受方苞“义法”之影响。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史记七篇读法》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从选本角度看

《史记七篇读法》二卷，只选择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七篇作品进行分析评点，每篇前有“读法”提示。虽然选文数量不多，但从选本角度看，自有它的特殊之处。首先是选编目的，这是选者思想的集中体现。最初，作者由于怀疑班固对《史记》的评价观点而“反复寻味”阅读《史记》，只选读了一篇《项羽本纪》，接着又在时隔17年之后的乾隆十九年（1754）增选了后面六篇，他认为“此七篇者皆世人误读而不识史公之所用心，余故特为著之;若他篇之佳，則先儒论之详矣，余又何庸喋喋为！”[清]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后序》，凌朝栋整理，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9页。这七篇作品，世人误读，一定要特别深究，至于《史记》其他篇章，前人多有评论和研究，就不再选取了。这是选编者为什么只选七篇的主要原因。

王又朴所说班固对《史记》的评价，见于《汉书·司马迁传》：“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评价，引起后代无数争议。王又朴认为班固的评论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误解，历来优秀的古文无不包含有崇“道”精神，即“文以载道”，“道”指的就是思想，是圣人之道、儒家之道。他在《项羽本纪读法题词》中指出：

昔班孟坚讥《史记》重货殖而轻仁义，进游侠而轻道德，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后之学者类多耳食，遂谓史公能文而未知道。……史公盖多恢宏谲诡之词，不肯显言正论，又时以他事闲文自掩笔墨之迹，且文辞浩瀚，读之者目眩神骇，往往一篇不能尽，故能得其旨者绝少。⑥⑦[清]王又朴撰，凌朝栋整理：《史记七篇读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5、63页。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误解司马迁，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史记》“恢弘谲诡之词”，即其独特的文笔。于是，他以《史记》文法作为理解作品的主要切入点，挖掘和探究《史记》作品所隐藏的深刻意义，进而说明司马迁并非轻仁义、轻道德，并非不知圣人之道，而是通过特殊的笔法，将深刻的思想隐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班固对司马迁的指责是不识司马迁之真正用心，误导了世人，所以必须纠正，这就是整部《史记七篇读法》的根本宗旨所在。正是从这样的思想立场出发，他把七篇作品的内涵统一纳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进行分析，在每篇的读法中首先强调司马迁之“道”。他认为，司马迁揭示项羽得、失天下的原因，强调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以此为后世圣帝明王做借鉴，是《项羽本纪》创作目的所在，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⑥在《外戚世家读法》中，王又朴认为史公之微旨在于知晓“人能弘道者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⑦这个主旨符合孟子“言性命之精理”，符合儒家人伦之大道。《萧相国世家读法》认为萧何因崇尚俭德而得以自全，《曹相国世家读法》认为曹参虽然文不若萧何、武不比韩信，但其能有“大过人”之处，全在于“学道谦让”。《淮阴侯列传读法》中，通过韩信一生境况的变化，认为韩信最大的不足在于没能“学道谦让”。《李将军列传读法》一篇，将命运与天道统一，认为李将军“以一时之诈，失其平日忠信之心”，②③[清]王又朴撰，凌朝栋整理：《史记七篇读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19、95～96、4页。杀死已经投降之人，违背天道，违背儒家的忠信之道。《魏其武安侯列传读法》，则以“争”“让”二字为眼目，写传主的不容、骄横，不符合儒家谦让之道。因此，七篇作品的主旨，或正面、或反面，或直接、或间接，都反映了儒家之道，这是理解七篇作品的基本思想。

王又朴在七篇读法中，处处从“道”出发，阐发司马迁的微旨，无疑是他古文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诗礼堂古文》中曾提出古文创作要体现“性道”，强调“人性”与“天道”相统一，这既继承了前代古文家“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理论，又是他在当时情况下的新发展，对于《史记》七篇作品的评点，就是这种理论的实际运用。王又朴用“道”来评点作品思想，确有一定的道理，有些甚至揭示了一般人忽略的某些重要思想。但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作品，有时难免牵强。如《淮阴侯列传读法》，选编者指出“信之用兵垓下一战，阵法、战法俱极正极奇，真大将旗鼓也。篇中反不录及，何也？盖垓下之事汉王实在行间。信，臣也，无成而代有终者也。故不录于此，而特详于《高纪》。谁谓史公不知道乎！”②用君臣贵贱之说解释《史记》的谋篇布局。《外戚世家读法》认为本篇是为了通过夫妇、君臣之礼以言说“人道之大伦”。《萧相国世家读法》论萧何之所以能够在淮阴、黔布皆诛灭后而独善其身，是因为其崇尚俭德，这也是言道。《曹相国世家读法》《淮阴侯列传读法》《魏其武安侯列传读法》这三篇是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学道谦让”的重要性。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又走向了极端，反而不能很好地揭示《史记》的思想，甚至又误解了司马迁。再如在《李将军列传读法》中，王又朴认为李广坑杀降兵、失去诚信是导致其一生悲剧的原因，司马迁作此传是为了表达他对李广坑杀降兵的批评。这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司马迁的本意。实际上，司马迁在传记中所写的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英雄气概威震边塞，但由于景帝、武帝用人不当，导致了李广自杀的悲剧结局，所以司马迁对李广是极为敬仰和同情的，并把这种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以及传末的论赞之中。因此，《史记七篇读法》批评世人误解司马迁，而作者自己由于思想的局限也常常误解司马迁。由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在于“成一家之言”，突破传统观念，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而“一家之言”主要借人物传记体现出来，这就需要读者深入体会传记的主旨。因此，《史记七篇读法》对司马迁思想的挖掘，既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局限性。

作为一部选本，我们再从选编《史记》作品的体例上看它的特点。《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例，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史记七篇读法》虽然只选择《史记》七篇作品，但涉及到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这三种体例都是属于叙写历史人物的传记作品，本纪记载帝王，世家记载王侯贵族，列传记载各个阶层的人物，三种体例从不同的人事层面反映历史的重大变化。也就是说，这三种体例最能代表《史记》纪传体写人叙事的特点，从文章章法来说，也最能体现《史记》的“义法”。我们还应注意到，编者所选七篇作品都是完整的篇章，不是選取某一片段，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由法见义，通过完整的篇章分析看出司马迁深刻的思想。如果只选片段，就不能连贯一气，不能很好地把握整篇作品的义法。如《项羽本纪》，一般选本可能选择其中“鸿门宴”的片段，这确实是项羽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但不能看出项羽由微弱到强盛到衰亡的整个生命历程，看不出整个作品波澜起伏的情节、雄健奇伟的风格和变化多端的笔法。

作为选本，我们再从七篇的传主来看，都是当代历史的重要人物，这也与王又朴的选编原则有关。《项羽本纪读法》曰：“此篇是太史公自出手第一篇用心得意文字。盖此以前之事皆有蓝本，史公则有所删、无所增，其不甚雅驯者，润色而已。此以后之事，在上者，既多所讳，而不能畅吾之言，在下者，又一人一事，非有关于天下故，而不能尽吾之意。独此可以放手抒写。”③他认为，汉代之前的人物传记，司马迁基本采纳《左传》《战国策》等前代史书，个人的创造性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当代人物，能充分发挥司马迁自己的创作才能，更能体现《史记》的特色，体现《史记》文章的义法，事实也是如此。这七篇作品，从时间跨度上看，由秦楚之际到高祖时期、文帝时期、景帝时期、武帝时期;从人物层次来看，有帝王、丞相、将军、皇后等上层人物;从空间方面看，涉及朝廷、后宫、战场等;从所反映的矛盾来看，有内部矛盾（君臣之间、臣与臣之间等）、外部矛盾（楚与秦之间、楚与汉之间、汉与匈奴之间等），等等。所以，七篇作品基本反映了一代历史的变化，反映了西汉王朝由建立到逐渐强大兴盛的过程，虽然只有七篇作品，但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

二、从评点角度看

王又朴之前已有许多《史记》评点的著作，从文章学角度评点的著作也不少，而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评点方式和话语体系，王又朴以桐城派大家的眼光，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自许，分析司马迁《史记》的写法及用意，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评点原则：义法。王又朴深受桐城派鼻祖方苞的“义法”理论的影响，并把这种理论贯穿在具体的评点之中。方苞曾在《书〈货殖传〉后》对“义法”进行阐释：“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清]方苞撰，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8页。王又朴对方苞义法说的继承体现在许多方面，有些篇目的“读法”中就有直接引用的段落。如《萧相国世家读法》引望溪（方苞）师曰：“文中止举收图籍、举淮阴、守关中、荐曹参数事，而何之相业已夐绝千古，其余则皆不足论耳！此史公见大处。”③⑤⑥⑦⑧[清]王又朴撰，凌朝栋整理：《史记七篇读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7、85、7、95、131、118页。《曹相国世家读法》引望溪先生曰：“通篇皆叙其攻城略地之功，而末结以继何为相一事。史公之义法盖如此。”③可见方苞的《史记》评点也以“义法”为基础。王又朴把“义法”落实到每一篇的评点之中，抓住义和法之间的关系，透过文字和细节，挖掘《史记》文章的深意和妙处。如《项羽本纪》记叙项羽兵败自杀后：“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氏。”[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423页。这段文字，王又朴评点道：

羽之不仁，秦人怨之，天下怨之，即楚之人亦怨之，即羽之诸父昆弟亦莫不怨之。然则羽虽气雄一时，实一独夫而已。文中写一项伯，即接手又写一项庄。项伯者，为汉间羽者也;项庄者，不尽力于羽者也。读至终篇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封项伯为射侯。又云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氏。然则项氏之叛羽者固多矣。此固史氏深文隐笔，而人不得而知之者也。⑤

由于项羽失去民心，甚至项氏内部的人也最终离开项羽，被刘邦封侯，赐姓刘氏。选编者通过司马迁的文笔，探寻到文章背后的深意，即由“法”见“义”，看出项羽失败的关键在于失去人心。又如《淮阴侯列传读法》提到：“前叙信寄食南昌亭长、漂母饭信及受辱于少年诸琐事，后叙信之相报，一一详写，不少遗者，正为信不反汉作证。见信一饭尚报，况遇我厚之汉王乎？以少年之辱己，尚不报其怨，又岂以汉王之厚己，反肯背其恩乎？此亦史公之微意也。”⑥选编者通过分析韩信一生的行为，尤其是早期忍辱的细节，认为司马迁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能在论赞中说韩信反叛朝廷是罪有应得，采取曲折的笔墨说反话，实际上是替韩信鸣不平。同样，这也是由“法”见“义”。七篇作品的评点，都采用这种基本原则。可以说，王又朴的《史记》评点之中，处处显示出“义法”的存在。许多地方对于“法”的分析非常细致，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读法》说魏其侯窦婴与灌夫交往为全文第一段，然后再分为三层：“前以一笔总写，中一层写二人相交之心事，后一层写二人相交之游处，可谓淋漓尽致矣。”⑦这是层次分析。《李将军列传读法》曰：“写广之宽仁，凡三。一写与程不识对论，一写其平日为人，一写其将兵之日;而与程不识对论尤写得淋漓。写广之善射，凡五。一射射雕人，一射白马将，一射追骑，一射虎，一以大黄射裨将;而射白马与射追骑两段尤写得生动。”⑧这是归纳分析。或字、词、句，或层次、段落，紧扣文法，进而探究文章深意，把义法落到实处。总之，王又朴继承方苞“义法”理论，并把这种理论用来评点《史记》，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余祖坤所说：“以义法说作为其古文批评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不仅扩大了义法批评的规模，而且使其得到了细化和深化。”余祖坤：《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及其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评点方法：特殊符号的圈点与系统的读法结合，间以精炼的夹评。《史记七篇读法》有自己的选编体例：

凡通篇主脑大关目，用双圆圈或大圈其字;凡通篇立柱抒写处及通篇眼目，用双尖圈;凡各段中主脑，用圆点;凡文字大结构精采处，用单圆圈;凡文字用意处，用单尖圈;凡文字小波澜处，用斜点。③④⑤⑥⑦⑧[清]王又朴撰，凌朝栋整理：《史记七篇读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XIII、102、114、75、79、96、115页。

这个圈点体例，显示了选编者对文章“法”的基本把握，大到“通篇主脑”“通篇立柱”，小到各段的“主脑”“结构”“文字用意处”“小波澜处”等，都予以标识，给读者的阅读提供路径，读者将随文圈点与篇前读法相配合，就能看出评点者的识见。每篇的“读法”可以说是理解全文的纲领，甚至如《项羽本纪读法》有一万余字，非常细致。“读法”大至作品的立意、篇法、章法，小到段落、层次、句法乃至节奏、用词等各个方面，解读全面、深入，超过了以往的著作。选编者在原文中還有一定的夹评，或提示段落层次，或揭示人物个性，或指出笔法技巧，或赞扬文笔高超，等等，一般都简明扼要。如《淮阴侯列传》韩信“背水一战”的夹评：“此于战时详写，笔端真如千军万马，纸上毫间奕奕生动。”③韩信被斩后，刘邦“且喜且怜之”，夹评曰：“喜者，其素日畏恶其能之心也;怜者，不昧其功之良心也。”④这些夹评，也显示了评点者独特的眼光。因此，我们阅读时需要把读法、圈点符号、夹评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作品的思想和章法。那些特殊符号，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我们试举二例：

《萧相国世家》第一段，选编者在“读法”中是这样评说的：

第一段写何之识。写何识处，一则曰护高祖，再则曰左右之，三则曰奉钱独以五：是于尘埃中已认定一高祖。此何等具眼！至御史入言征何，何不行，是于秦盛时已知其不能久，不肯轻出以就功名。此何等卓见！⑤

我们再看原文的圈点：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⑥

两相参照，明显看出圈点的地方虽然没有评语，但正是“读法”中强调的地方，或者说圈点的地方是证明“读法”的地方。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再看《淮阴侯列传》结尾一段，“读法”的评论是这样的：

《赞》内“学道谦让”四字，是一篇纲领。前叙信之寄食饮于人，一怒一喜;后写其千金百钱之报，琐琐恩怨于一饭之间，何其浅也！此已写出一不学道人身份来。其后请立张耳为赵王，听蒯通说袭已下之齐;请为假王，陈兵出入，不即会兵垓下，以良计始会;称病不朝从;羞伍绛、灌;与帝论将兵多寡：皆写其“不学道谦让”处。不惟非从赤松子游者之比，亦与遣子弟从军，让封勿受之萧何异矣！《赞》内言淮阴葬母，行营高敞地，令旁可置万家，亦与置田宅必居穷处者异。⑦

原文的圈点、夹评是这样的：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闲文补写，然亦见信之志在富贵也。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反言正，共用意处。不亦宜乎（○）！⑧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选编者评价韩信的基本准则是“学道谦让”。其中的圈点符号特别突出这四个字，显示其纲领的重要性。其他符号和夹评也提示读者阅读的关键所在。

评点理论：《史记七篇读法》由于每篇前有“读法”，篇幅较长，形成了比较严密的论证和相对完整的体系，比之前代一般的评点有较大发展。对于《史记》的文学手法有较全面的总结，如他总结《项羽本纪》的文学手法有大关锁法、段段关锁法、大落墨法、零星点次法、埋伏法、照应法、明写、暗写、极详、极略、上下相形、急脉缓受、缓脉急递、语言中夹杂叙事、叙事中间夹叙别事、语未完而即接叙事、语言代叙事、文字互救等手法，②③④⑤⑥⑦[清]王又朴撰，凌朝栋整理：《史记七篇读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8～32、130、25、26、131、131、59页。都是《史记》写人叙事的重要手法，是读者理解作品的重要参照，引导读者一步一步进入《史记》的艺术殿堂，同时也为古文写作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使读者理解这些方法，选编者还在每一方法下举例予以说明。其他篇章的读法也是如此，《淮阴侯列传读法》中对于写法的总结涉及到“直叙”“曲笔”“陪衬渲染”“前后相映”等，《魏其武安侯列传读法》中对司马迁文章予以了高度评价：“此等文法，古今来惟史公独步;此种文心，亦惟史公独得”;“错综历落，真乃绝世文情”;“用笔可谓诙谐入妙”，“可谓淋漓尽致矣”;“一路草蛇灰线，极有脉络”。②这些评语中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

选编者的评论语言也很生动形象，体现了王又朴作为一个古文家的本色。如《项羽本纪》写垓下之战，英雄末路，慷慨悲壮，王又朴在《读法》中的评论到：

于风戈铁马、战苦云深之际，写歌，写饮，写诗，写和，写骏马，写美人，抑何风流婉丽也;然婉丽之中，纯是一片凄切，凄切之中，又觉甚是悲壮：此真化工之笔。③

未写项王歌，先写楚歌，又写美人和歌，又写项王泣，又写左右皆泣，一片儿女深情，笔势几于不振;此下忽然换调，银瓶乍破，铁骑突出，而以“于是乃上马骑”、“乃觉之”二语过下，笔势真如兔起鹘落。④

这种评论，不仅点出作品的独特之处，而且给读者以感染力。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读法》评说魏其侯、武安侯、灌夫三人的矛盾：“写三人之郄作四段。武安过魏其为一段，写得极琐细明划;武安请田为一段，写得极生动跳脱;诏会宗室为一段，写得极浓郁深至;魏其救灌夫为一段，写得极整齐变化：诚乃各极其致。”⑤对于四个段落写法的总结非常到位，而且形成排比句式，读起来很有气势。还评说：“此传乃将各人身份、各人性情、各人形状、各人行事一一描写，无不逼真，遂使后世读者亦如亲身遇之，亲目见之，真神于文者也。”⑥连用相同的语句高度赞扬本篇的写人艺术及其动人的效果。

总之，从评点角度看《史记七篇读法》，“义法”是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从“义”来看文章之“法”，由文章之“法”揭示其“义”，把“义法”融合在一起。

三、从读法方面看

《史记七篇读法》以“读法”的形式评论《史记》，自有其渊源所在。王又朴在《后序》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来历，“或又曰：‘子之尊信史公固已，然所为读法者，例取之金圣叹氏，以其说稗官野乘者，而以读正史，毋乃猥甚，将所为尊信者何如欤？余曰：‘千古细心善读书人，固未有如金氏者也。且世儒为前说所锢蔽已久，非详为说之，不能破其愚而解其惑，故特用其例。”⑦王又朴称赞金圣叹为历史上最细心、最善读书之人，为了破除旧说，解除人们对《史记》的误解，就采用金圣叹“读法”的体例，详细解释《史记》的义法。金圣叹为明末清初人，曾评点过《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歌、《水浒传》《西厢记》等“六才子书”，评点时就有细致的“读法”，如《水浒传读法》等。王又朴颇受金圣叹“读法”的影响，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提出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弄引法”“极不省法”“极省法”等刻画人物的方法。王又朴在《项羽本纪读法》中提出的“大关锁法”“段段关锁法”“大落墨法”“零星点次法”“埋伏法”“照应法”“明写”“暗写”“极详”“极略”“上下相形”“急脉缓受”“缓脉急递”“于语言中夹叙事”“于叙事中间又夹叙别事”“文字互救”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金圣叹评《水浒传》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对每一种方法都有举例说明。当然，王又朴在《后序》中还说道：“宋朱子于四子书皆标读法与其前（见《大全》中），是其例实不始于金氏也。余师方望溪先生曾约取《左传》数首，而特著其义法，有非世儒之所知而语特简妙。”②③④⑤⑥⑦[清]王又朴撰，凌朝栋整理：《史记七篇读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9、8～9、9、85、64、65、6页。可以看出，王又朴的评点方法也受到朱熹和方苞的影响。因此，王又朴的评点方法是综合了前人而又有自己的创新。

既然是“读法”，《史记七篇读法》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阅读《史记》的方法。《项羽本纪读法》提出阅读应该“一气读”“分段细读”。“此篇为史公第一篇文字，故其大旨有如此者。至其行文之妙，则先当一气读。不一气读，则不能悉其本末意义、脉络通贯，而旨趣不得而出也。然又须分段细读，不分读则不能得其顺逆、反正、隐显、断续、开合、呼应诸法，而旨趣亦有不得而贯通者也。先当分作两大段读，于‘各就国画住。上是写羽之得，下是写羽之失。再于两大段中分作六段读。首叙羽起事为一段，次叙巨鹿之战为一段，又次叙入关为一段，又次叙封王诸侯为一段，又次叙楚汉相持为一段，又次叙垓下亡羽为一段。段段浓郁，段段变化，无法不备，无美不臻，天下之奇文也，大文也，神文也，至文也。”②“一气读”的目的在于整体上把握全文的思想和脉络，“分段细读”的目的在于逐段挖掘文章的起承转合，把“一气读”落实、落细。选编者把《项羽本纪》先分为两大段，这是项羽一生“得”与“失”的分界线，然后再分为六小段，细致分析。如分段读项羽起事一段，选编者认为“羽起事一段最难写。盖羽非首事，而首之者则梁。若从梁顺叙下，于事则得，而于文欠顺。盖此篇乃纪羽，非纪梁也。看他从羽叙入梁，写梁即兼写羽，而宾主自明，是何等手法！……点明项氏之世为楚将，非从项，实从楚也。梁以楚将而得人，羽以杀楚怀王而失人，为此篇之大关键，故详写此事以实之。”③把项羽起兵一事分析得非常透彻，既注意到项羽作为传主的主体地位，又注意到各种手法的变化，如反照、实写、虚写、详写等，引导读者一步步进入作品的境界之中。其他篇章如《萧相国世家》分六段读，《淮阴侯列传》分两大段读，《魏其武安侯列传》分两大段读;有些大段落下再分小段落，等等：这都是细读文本的体现。此外，在《曹相国世家读法》中提出对比阅读方法：“此篇正与《淮阴侯列传》参看，其叙曹战功，挨次递写去，然止是一骑将身份，与淮阴传中大将方略全无一似。然彼则诛夷，此則独擅其功，何哉？盖学道谦让，有能有不能异也。”④通过对比阅读，能更好地理解曹参和韩信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命运。《外戚世家读法》曰：“此篇前后，正论也。其五段中，或直言命，或将‘命字隐约舒写，皆非正旨。”⑤强调此篇的主旨在于前后的议论，提示读者注意传记与议论之间的关系。文末王又朴又评说：“叙窦少君，较诸吕、田蚡、卫、霍独详者，以诸吕已详吕后纪中，而田蚡、卫、霍则自有传也。”⑥既说明《外戚世家》详写窦少君的原因，也提示读者注意参照《史记》其他篇章。

由于细读文本，所以选编者往往在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挖掘深意。如《史记》所载项羽接受章邯投降一事，王又朴分析说：“项氏世世为楚将，而楚秦所灭，则秦者，羽之国仇也;羽之大父为秦将王翦所戮，则秦又羽之家仇也;梁为羽之季父，而首起事，及兵败身死于邯手，则秦将章邯又羽之切仇也。且楚人实嫉秦而怜怀王之不返也，梁为楚复仇于秦，而立怀王后，则梁为楚人所爱慕可知矣。楚人既甚爱慕乎梁，则必甚仇怨乎杀梁之章邯。乃羽以急入关之故，而受邯降，是忘仇也，是弃亲也，是薄于所首事之季父也。夫薄于所首事，则凡一时共事者，无不可薄也;薄于首事之季父，则凡共事与不共事之伯仲叔季，更无不可薄也。此固诸项之不言而寒心者矣。故羽之不仁，秦人怨之，天下怨之，即楚之人亦怨之，即羽之诸父昆弟亦莫不怨之”。⑦王又朴根据史实，对项羽接受章邯投降一事从国仇、家仇、切仇等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这是项羽失去人心的关键所在，使作品隐含的文意得以呈现出来。

四、从评点史方面看

《史记》产生之后，由于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大约从东汉后期开始才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并且有一些零散的评论。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文学、史学的独立，《史记》愈来愈受到重视，评论者逐渐增多。到了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的兴盛，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史记》“三家注”的出现，奠定了《史记》史学和文学的双重地位。真正的《史记》评点从宋代开始。当时出现大量古文选本，如《文章正宗》等，选择经典古文加以点评，作为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其中就选有《史记》的部分篇章，但很少选完整篇章。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细致阅读《史记》《汉书》文本，将《史记》《汉书》中相同的篇章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进行比较分析，特点在于比较异同。明代以来，大量的《史记》专门评点著作出现，其中从文章角度评点的著作也较为普遍，归有光、茅坤等都评点过《史记》，乃至于出现凌稚隆《史记评林》这样集大成的著作。评点著作从形式上看，主要包括不同符号的圈点和行文中的评论，评论有总评、尾评、夹评、眉评等不同的形式，评论的内容以历史事实和文学手法为主。王又朴之前，清代评点《史记》代表性的著作有吴见思《史记论文》、汤谐《史记半解》、方苞《评点史记》等。王又朴继承前代评点传统，而又有创新。《史记七篇读法》的特点和价值在于：第一，借鉴小说及其他评点的“读法”，每篇前有“读法”提示，把作品的主要思想和文学手法加以系统总结，类似于前代评点中每篇的“总评”，但比总评更系统化;前代评点往往在全书之前也有读法提示，如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是全书整体性的读法;还有如杨慎《史记题评》式著作，对作品进行提示评论。王又朴的“读法”继承前代传统而又形成一种全新的《史记》评论形式，且行文中再有圈点和评论，三者融为一体。第二，整个读法和评点，有系统的理论作支撑，即桐城派的“义法”理论，避免感悟式的片段式的评论，能揭示出《史记》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写人叙事的独特方法，既有利于读者理解《史记》作品，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論。第三，以七篇作品为典范，细致分析《史记》的文章章法，无疑扩大了这七篇作品的传播范围，深化了人们对这七篇作品价值的认识，对于《史记》作品的经典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代《史记》评点著作，大都以总评、夹评、眉评等形式为主，总评略具“读法”作用，但较少以“读法”的名义和体例对每篇进行提示和评点。近代梁启超的著作《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其中有专门的《史记读法》，建立在不同读者层次、不同阅读目的基础之上，强调读《史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常识的读法，二是专究的读法。而在两种读法之前，都要做些入门准备工作，对于阅读《史记》也很有指导意义。并且他还挑出《史记》“十大名篇”：“《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②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岳麓书社，2010年，第32页。认为这十篇作品“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标范。”②虽与王又朴的七篇有不同之处，但目的相同。当然，到了当代，《史记》评点、评议、赏析和题评等形式也愈来愈多，愈来愈系统化、理论化，可以说是新式的《史记》读法。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