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

摘 要：关西七卫是明朝初期对西北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统治而创设的一种地方管理模式，也是实行羁縻制度的重要体现。文章就明代关西七卫的设置及其作用进行初步研究。

關键词：明代;关西七卫;设置;作用

随着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统治势力的增强以及疆域向西北地区的延伸，巩固边防“北拒蒙古，南捍诸番”成为明王朝重要的战略任务。但中央政府没有像内地一样建立府县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而是对该地区实施了特殊的统治政策：参照卫所军制，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立若干都司，下设卫所，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各级指挥官。由于这些卫所是专门为笼络少数民族首领而设，与内地的卫所不同，因而被称为羁縻卫所。其中位于嘉峪关以西的关西七卫就是明朝设置的羁縻卫所。

1 关西七卫的设置

明朝于洪武至永乐年间，在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地区先后设置了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等七个卫所，史称“关西七卫”。因沙州卫于正统九年（1444）迁于关内，而沙州卫故地在成化年间又设罕东左卫，所以也称“关西八卫”。关西七卫的统治者多为蒙古族，故亦称“蒙古七卫”。其地域在嘉峪关以西、祁连山以南、青海以北，西至敦煌、哈密一带。每设一卫，均由朝廷指定的该地部族酋长及土官分别担任千户、百户、指挥使、副指挥使之类的官职，由皇帝加爵封号，给主要头领发金牌，管理本族民众。

七卫中最早的一卫是洪武四年（1371）建立的曲先卫，在今青海西北部，多为撒里畏兀儿人，“以土人散西思为指挥同知，领其众，给冠带，给金牌，岁赴西宁茶马互市”[1]，后因亦卜剌之乱，部众散亡，该卫废弃。

洪武八年（1375）建立了阿端卫和安定卫。阿端卫，“自哈密迁青海，与安定之人同属于卜烟帖木儿者”[2]，在今青海朵斯库勒湖与新疆交界处一带。安定卫在今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及毗连之青海省西北部地区，远距嘉峪关约750千米，与曲先卫、阿端卫同为撒里畏兀儿（今裕固族）居住地。洪武七年（1374），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派贡使入贡，“贡铠甲刀剑内附”[3]。因洪武十二年（1379）北元宗王脱古思帖木儿命豳王亦怜真率部南下，重新占领赤斤（今玉门市赤金镇）、布隆吉尔（在今安西县东）、哈梅力（今新疆哈密市）等地，建卫工作中断。在征西将军沐英率部平定关外，打通了河西至哈密的交通后，又陆续在关外建卫。洪武二十九年（1396）重新恢复安定卫。

洪武三十年（1397）建立罕东卫，据明初记载，罕东卫最初位于青海西宁市西北。永乐宣德年间以后，罕东部落相继越过祁连山，迁至今甘肃酒泉西南的玉门、安西、敦煌一带。罕东卫管辖的多为藏族。

永乐二年（1404）建立赤斤蒙古卫，该卫在嘉峪关西120千米，管辖区域除蒙古族外还有藏族。与此同时，永乐二年（1404）还在今敦煌市建立了沙州卫。

永乐四年（1406）建立哈密卫。哈密卫是关西七卫之首，也是七卫中最西的一个卫，它是进入中原的门户，扼控中西交通的咽喉，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当时哈麻等为官于千户百户。哈密为多民族的杂居地，“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儿，一曰哈剌灰”[4]。哈剌灰原为地名，由天山北迁至哈密的瓦剌人有的居住在哈剌灰，因以之为族名。哈剌灰人属蒙古族。

2 关西七卫的作用

2.1 促进了边疆各族的交流与融合

明初安置游牧于嘉峪关外的蒙古族、撒里畏兀儿等少数民族部落，是建立关西七卫的表面原因。其中，安置蒙古族部落的有赤斤卫、罕东卫、沙州卫;安置撒里畏兀儿的有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在今青海新疆交界地区）;哈密卫为民族杂居地区，居民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及蒙古人。诸卫各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极为相近，加上明初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各族间相互联姻的现象相当普遍。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下诏，“蒙古、色目人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5]。明令禁止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实行族内婚，加速了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至于下层劳动人民，由于长期共同生活，朝夕相处，相互间的通婚更为普遍。同时，关西各卫所并非单一的民族，卫所内部的各族在长期生活、劳动中互相接近，促使民族相融，在西北地区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如撒拉族、裕固族的形成和回族的发展与壮大，都是关西七卫民族融合的结果。

2.2 推行羁縻方略，营造西陲屏藩

明太祖朱元璋消极地吸取了庞大的蒙古帝国灭亡的教训，推行保境安民、收缩退守的政策。在直接管辖的内地，实行了极度的中央集权统治，对无力直接管辖的偏远的边区，则推行羁縻方略，大力营造西陲屏藩，实行间接管理。正如正德时三边总制杨一清在《为整理边务以备虏患事》的奏疏中所说：“赤斤、罕东、哈密等卫夷人，皆当国初开创之时，率众来降，所以我祖宗授官降印以羁縻之，使之为我藩篱。”从永乐四年（1406）建立哈密卫到成化九年（1473）四月，吐鲁番速坛阿力率军攻占哈密的60多年间，明朝西部边陲相对安宁，边区和平，经济发展，边防巩固。哈密卫不仅负责接待过往的吐鲁番、别失八里、撒马尔罕、哈烈、天方国等一批批的中外使者，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掌管通贡事务。凡西域诸进贡者，皆由哈密通进，其携带的文书和地方特产礼品，都经哈密卫翻译成文、造册登记，一并上报朝廷。这是关西七卫发挥的西部“藩篱”作用的最直接体现。成化二年（1466）四月，巡抚甘肃都御史徐廷章在奏《边防事宜计》中说的“国家抚有西番，因其习俗，分其族属，官其渠魁，给以金牌，而又选土官才能者，授以重职以镇抚之。是以数十年间，番夷效顺，西陲宴然”[6]，这是对羁縻方略的内涵和作用的准确阐述，也是对关西七卫建立后的显著成绩的恰当总结。

2.3 开展茶马互市，促进了边贸经济繁荣

关西七卫的建立，使关外游牧民族与关内农耕民族之间开展的茶马互市的商贸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朝廷允许罕东卫、罕东左卫、赤斤蒙古卫等卫，每季进嘉峪关到肃州城互市一次，每年互市四次。《甘肃通志稿》中记载：“明设茶马金牌一十六面，以其上号藏内府，下号给曲先等四卫及申藏等十三族。其文左曰皇帝圣旨，右曰‘不信者斩。每三年一遣官赉奉合符。凡征马三千五百匹，上马酬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岁给甘肃镇马千九百匹，以供征操。”[7]即以七卫地区来看，每年可以用茶交换到3500匹马，以1900匹供军用，余1600匹售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军民屯户，使国防用马和农耕用马都可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这种贸易，首先促进了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和南方茶区茶叶种植业及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其次，支持和加强了国家的西北边防建设。通过互市，官方所需的军马及财政收入不断得到增加，有力地支持和加强了西北边防。明朝嘉靖时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魏焕在《九边考》中说：“互市茶马，羁縻得法，彼（番族）各向顺。后茶马不行，时入侵扰。”[8]可见，茶马互市，对加强边防、维护边区安宁也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茶马互市这一贸易途径，有效地沟通了中原王朝与边陲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边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彼此间的亲和力，对促进民族间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梁份.秦边纪略：西宁近边：曲先卫[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

[2]（清）梁份.秦边纪略：西宁近边：阿端卫[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

[3]（清）梁份.秦边纪略：西宁近边：安定卫[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

[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29：西域二：哈密卫[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彭建英.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3）.

[6][7][8]陈秉刚.嘉峪关访古探幽录[M].兰州：甘肃省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