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杉

9月19日，湖南省监委聘请了27名特约监察员，这个本不太起眼的操作却在公布后瞬间刷了屏，因为名单里出现了著名主持人汪涵的名字。

随着汪涵的加入，主持界的反腐大军再次受到关注，群众的小板凳已经就绪，这些名嘴是如何为反腐发声的，且看下文。

名嘴们的另一种身份

去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明确特约监察员是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程序优选聘请，以兼职形式履行监督、咨询等相关职责的公信人士。

至于特约监察员的构成，有这么几种身份——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代表，专家学者，媒体和文艺工作者，以及一线代表和基层群众。

在湖南省监委的特约监察员中，汪涵无疑是“媒体和文艺工作者”代表，按照官方表述，他的任务就是凭借优势和特长，发挥咨询、联系、宣传、监督等4个方面作用。

特约监察员并非只是个头衔，中央纪委官网曾表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刑事处罚，或者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无正当理由连续一年不参加监察员工作的都将被解聘。

事实上，加持此身份的还有一个主持大咖——海霞，去年12月，她成为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这已经不是海霞第一次担纲“监察员”的角色了，国家监委成立之前，监察机关就有聘请特邀监察员的制度。2010年底，监察部、中央统战部召开特邀监察员聘任大会，海霞受聘，并在2013年连任。

此外，一些在地方知名度较高的主持人也被聘请为特约监察员，比如今年6月，无锡市监委公布的首届10名特约监察员名单中，市广电集团（台）广播首席主持人、新闻中心主持人张岚也在其中。

而被聘为省监委特约监察员的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副主任、常年策划主持监督问政节目的刘洪源，对监督并不陌生，他在受聘时表示“过去的监督多是在纪检监察机关的指导下监督其他机关和单位，而这一次，监督对象变成纪检监察机关，意味着更重的责任担当”。

第二，报账人与财务工作者沟通不顺畅、不及时，影响工作效率。在很难进行面对面沟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电话短信联络，时间上很难及时反馈，准确性也无法完全保证。加之审核人员多、电话分机多，经常出现几天甚至几周后才反馈回财务部门，这些都造成报账效率的低下。

名嘴们的“政事”

名嘴们被聘任为特约监察员，当然是有一些过人的本事或经历。就说刘洪源，199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多年来已经拿奖拿到手软。他参与创办并主持全国第一个以农民工为服务对象的《关注农民工》节目，时任省长张左己亲笔批示“节目开办得非常及时，很有必要”；他主持的《行风热线》节目，从2003年开播延续至今。

此次受聘的汪涵，也不是首次走进湖南省纪委。早在2017年7月，他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与48名同事实地了解谈话室，观看了电视专题片《忠诚干净担当》，并与省纪委书记傅奎交流。

2018年1月，汪涵当选为省政协常委，并任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此外他还是民进中央委员。

这几年，汪涵没少提出关于民生的建议，比如取消“路桥费”、办戏曲春晚、传承与保护方言等，并推动落地生根。经过他与多方的共同努力，2015年初城市路桥通行费年票制收费取消，2016年首届湖南戏曲春晚也相继落地。

海霞在政界的经历也很丰富，2008年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2011年当选为河南省青联副主席，2014年被聘为河南省直属机关青年联合会名誉主席。而对于特约监察员的身份，海霞在受访时表示，自己“对这样一份重要的职责心怀敬畏，这是荣誉更是使命和责任”。

当上特约监察员，主持人该如何履职尽责？或许海霞的答案能提供一些启示。

2014年7月，海霞以特约监察员的身份出现，主持了中央纪委网站专题节目《反腐三人谈》，当时的话题是《严防公款送月饼风又回潮》。2018年1月，她为中央纪委网站《纪律“看”得见》栏目录制了首期视频，介绍了5种党纪处分；3月亮相视频《监察法来了，和你我都密切相关》为题，为大家“引荐”这部新诞生的法律。对此她表示，“一段三五分钟的视频迅速渗透，也许就会帮助一个人、挽救一个人。”

公众人物的声音

海霞主持《反腐三人谈》时，她的同事白岩松也做过嘉宾。当时的节目话题是《正风反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白岩松认为，行贿受贿一方面给市场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是令水平不是很高的人获得了机会，长远受害的可能是消费者。

“让反腐倡廉成为中国真正市场经济的推动力量之一，不仅仅是整个社会，我们每个个人也都是受益者。”白岩松在节目里说。

当天的节目还引出一个大新闻：另一名嘉宾、中央纪委案件监管室案件协调处处长韩晋萍透露，截至当时，正风反腐已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白岩松虽然不是特约监察员，但他以公众人物的声音表达反腐，同样能引发不小的关注。

此前，他在《新闻1+1》栏目接受专访时谈到，自己的夫人是江苏人，2014年一家人回江苏，晚上在饭店吃饭，第一次点了螃蟹。以前这么多年，他们家下馆子从来没点过螃蟹，太贵了，贵得离谱。“现在呢，4两的螃蟹一只才38元。”

“这‘38元’让我印象非常深，我猜想，这两年八项规定、纠‘四风’一定让很多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下降了。”白岩松说，自己在2014年去澳门参加元老杯足球比赛。听说，澳门其他都挺好的，赌场面临重大挑战。为什么？官员来得少了。

像白岩松一样，名嘴们的声音大多集中于正风反腐带来的变化。2017年4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专访欧阳夏丹的文章，她表示，八项规定出台后，央视的晚会明显少了，只保留一些经典和必须举办的晚会，其他可要可不要的节目全都砍了。“之前节目投入成本很高，要大手笔、要炫、要华彩，现在我们的节目更加亲民、更接地气，节目质量也更高、更精炼了。”

康辉虽然不是特约监察员，不过他的“隐藏属性”与反腐也很接近——中央电视台机关纪委委员。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专栏“我与这五年”中，康辉就说了大实话，曾经出去采访或主持节目，心里总是有负担。那些年，不少人觉得招待吃饭不喝多了，就是没招待好。针对这种情况，他尽量把自己行程安排得非常紧，简单吃一口就走。因为一旦留下，马上就是推杯换盏那一套。

不过说到底，不管是兼职特约监察员，还是单纯的主持人身份，发声时还是需要考虑公众的接受程度。

2014年，央视曝光了湖北省一国家级贫困县(房县)斥资几亿元圈占百亩农田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一事，湖北荆州电视台《垄上行》节目组就此做了实地探访和深入报道，主持人崔建宾在节目中怒斥官员奢靡腐败，随即被当场换下。节目在插播了数十秒的宣传片花后，另外一名女主持人将其替换。

短短几句话，立刻让崔建宾成了名嘴，节目组称，这是一起节目播出事故，主持人在节目里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后来崔建宾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