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曾勋 康琴 王蔚

日本街头的十字路口，虽然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但一切井然有序。

日本：不给别人添麻烦的麻烦

“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上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对身边的研究助理埃兹拉如是说，因为她觉得这愣头青没有异域生活经历，搞研究成不了大器。埃兹拉听了前辈的建议，拿到哈佛社会学博士学位后，立马飞越重洋到日本体验生活。后来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傅高义”，其大作《日本第一》于1979年问世，掀起了之后十年西方“向日本学习的风向”。

傅高义观察日本这二三十年，也是一个国家激烈蜕变的时代。他刚到日本时，那里的经济飞速发展，《国民所得白书》却充斥着“未整修的道路”“空气污染”“事故、公害”，还有垃圾遍地的街道照片。一个“经济巨兽”，身上却生长着毫无公共秩序的毒瘤，日本是如何做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外科手术”，缔造了如今秩序井然的社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法院审理了许多公害案件，比如熊本和新潟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哮喘病等。从个人到企业，为了经济忍受混乱漠视规则，让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

有人终于忍受不住，气愤地呐喊：“让虚幻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见鬼去吧！”公民意识的觉醒再加上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日本人终于醒悟。随之，一系列涵盖环境治理、公共秩序的法律法规出台。

按照1971年生效的《废弃物处理法》，随意丢弃垃圾的人，轻则罚款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重则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1万元）的罚款。

严苛的法律之下，日本逐渐形成了对乱扔垃圾行为的谴责风气。街头遍布由志愿者组成的监察队，专门搜索违法的垃圾袋，并寻找证据把这些不法垃圾送回主人家。甚至电视台直播采访乱丢垃圾的人，节目还创下极高的收视率。

不同于西方的原罪说，日本有一种“耻辱感文化”，使得个人注重他人感受与公众舆论。于是，“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的觉悟慢慢形成，毕竟，被监察队找上门或者“上电视”是相当丢脸的事情。

1980年版的《日本第一》中文译者之一的王泰平，当时作为记者走遍了日本，并以批判的眼光来报道日本五花八门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再去日本工作时，环境完全变了，日本变成了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国家，实现了国土花园化。靠严厉的法律，靠市民运动，靠经济转型、科技创新，靠全民的环保意识的提升。”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森永毒奶粉事件到“地沟油”危机，日本在反思中，制定了苛刻的食品安全法。2000年6月，日本关西地区共有1.4万人因饮用雪印乳业公司生产的低脂牛奶而中毒。当年，在政府的监督下，雪印乳业依法向受害者支付2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亿）的赔偿费。1925年就已建立的70多年的老品牌毁于一旦，到如今品牌早就没有了，即使如此，还有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向相关涉世人员和组织索赔。

本尼迪克特在关于日本民族性的名著《菊与刀》中说，日本人“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而且“这一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然而，当我们回看日本的现代转型，恐怕不应该将转型前后的日本割裂，过多强调民族文化，更不应该低估特殊性背后的一般性，即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强有力的制度建设以及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

《日本第一》的中文版出版后不久，傅高义应中国社科院邀请访华。其间王泰平问他，“中国向日本学习，主要学什么呢？”他说，首先是学习日本国民的团结，中国强调的团结太抽象，虽然理性概念是需要的，但光凭它来达到社会团结还不够。

“不给别人添麻烦”，日本小学生《社会生活教育》的开篇赫然印着这句话。当社会养成了这种自律精神，意味着一切按文明、公义的规则运行。

“一些成年人纠正不了的恶习，其实都是从小就开始养成的。好习惯是人一辈子的根基，这就像建房子一样，如果地基没打好，房子建得再高，也有倒塌的风险。”湖南旅日作家唐辛子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日本人的规则意识是启蒙教育的结果，并不是他们长大了才懂的。

唐辛子的女儿在幼儿园上大班时，搬个小凳子去操场开运动会。开完运动会后，她和小伙伴儿们不需要大人提醒，就自己从口袋里掏出小抹布，把每张凳子擦得干干净净后，再搬进教室。自己的背包自己整理，下雨的时候自己打伞，连皇室的小公主也不例外。正是由于从小的平等意识教育，让日本的公共社会几乎没有特权思想。

“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的教育，这种教育中国就比较缺乏。另外，日本学校重视国民教育，到了小学六年级，学生要学日本的宪法，特别是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小学生大都耳熟能详。”唐辛子说，小到家庭规则，大到国际规则，现代日本人都试图让孩子尽早知晓。其中，涵盖了日本人对历史的反思。

去年，记者曾到本州进行了为期10天的旅行，对于日本人骨子里一丝不苟的“规则先行”深有体会。阳光之下，必有阴影。高度自律与秩序井然之下，少不了一丝压抑与迟暮的况味。

“我不给你添麻烦”下一句是“你也不要来麻烦我”。日语中有个词语叫“村八分”，这个词诞生于江户时代。村民在“冠、婚、丧、盖房、火灾、疾病、水灾、旅行、生育、忌辰”十项活动中，如果有8项准则不能遵守并难与其他村民合作，村内所有人家都会与其绝交。在生产力低下的渔猎文明时代，一个人被如此孤立，想要生存下去是不可能的。这种严苛的秩序，何尝又不是另一种“麻烦”。

如今，当日本人帮助了你，不要先说谢谢，要先说“抱歉”。因为书掉落了，人家帮你捡起来，这就已经给别人带来了麻烦……这样严谨的人际交互累不累？是的，确实有点累，这也许就是规则意识的“附带伤害”吧。从日本的经验看，严谨的法律与看似“不近人情”的执行力度，对规范公共秩序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久而久之，对法律法规的敬畏外化为内心自律，形成了一套新的社会文化和心理，从而提升了公民的规则意识。

奥地利：欧洲人其实爱管闲事

奥地利，在让世界著名的音乐大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等人灵感泉涌、流连忘返的同时，这里还曾诞生过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阿蓝和她老公一家人住在奥地利圣玛丽，在她看来，这个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能取得如此高的科学和艺术成就，除了重视教育外，还有一种“绅士精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地利皇室历来有赞助音乐会、舞会的传统，这些贵族的传统艺术对民间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人讲“文质彬彬”，而在一个热爱韵律艺术的社会中，人文底蕴也是“安静的，倾听的”。因此，奥地利的公共环境总是呈现出一种深入骨髓的平和与宁静。

阿尔卑斯山的雪山融水也滋养着奥地利的有机产业，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使奥地利拥有健全的有机认证体系和监管法规。奥地利有大大小小四十个登记在册的环保组织，这些组织监督政府项目审批和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让整个社会形成了非常高的环保意识，即便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垃圾在丢弃之前要先分类。

奥地利人的垃圾分类做得好，这是因为如果不把有机垃圾分离出来，垃圾分量增加，要缴纳的垃圾处理费就会增加。又比如你在路上看到的货运车或者哪怕拖拉机，都会非常整洁，那是因为如果上路车不干净，车主会因为影响公共卫生被处以高额罚款。

“孩子规则意识的养成，都是从小潜移默化中培养起来的。”阿蓝说，在奥地利大多数小学，“环境保护”都被作为开学后第一堂课的主题。参观垃圾处理站，邀请专家进行相关知识讲座，让孩子们了解饮料瓶的回收过程，以及用环保餐盒带食物上学，而不是用塑料袋或锡箔纸。孩子们有了环保意识，自然也会在家付诸行动，甚至改变父母的生活习惯，增进家长们的环保意识。

在奥地利你不用担心有“奸商”，商品交易都自觉讲究诚信。一次，阿蓝去一户农户家采买新鲜的农产品时，在付款时才知道，原来根本不需要人看管，买东西的人按照纸牌上标明的价格，取需要的东西，把钱留在无人看守的仓库。

阿蓝刚开始也有这个疑问，后来就发现是自己想多了，从小的家庭环境和公共教育环境的头条都是诚信，而很多东西都是计入诚信记录的，没有人愿意承担失信的后果。

奥地利人的这些规则意识，其实还跟传统文化有关。与邻里的和睦相处几乎是所有人默认的一条公共规则，这一点让法规完善的社会显得有人情味。

比如，在很多地方，如果身处被陌生人环绕的电梯里，你往往不会跟人有眼神接触。出入很多公共场所，你也不会刻意和陌生人交流。但在奥地利，人们并不会这么“冷漠”。当你进出陌生的场合，总会有人会和你打招呼。

阿蓝表示，这也许并不因为人们友好，而是因为奥地利人很重视他人的感受。她初到奥地利时，有一次和朋友去蒂罗尔州的一个小村子，因为没有和路过的人打招呼，居然被告知这样做没有礼貌。

其实，欧洲人的邻里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保持着尊重他人隐私的规则，另一方面却“爱管闲事”。这与欧洲的骑士精神有着一定的关系。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文艺作品让骑士形象深入人心，骑士身上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品质，如勇武、谦逊、忠诚、扶危救困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规则意识。

中世纪的欧洲，由骑士阶层组成了一个职业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是由其职业伦理维系的，骑士在册封时必须铭记“避免一切欺诈和虚假的行为”“回避不公正，恶意以及欺骗”等誓言。这些文化传统，都在无形中影响着现代欧洲人的处世之道。

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人便有一种崇尚理性的文化，什么都讲究严谨、适度却也不失融洽。一名在德国生活的朋友说：“不管邻里关系多好，也不会介入邻居的私生活；在邻居需要帮助的时，又能及时出手帮忙，但又懂得及时退出。”

在德国，如果主人不在家，邻居看到可疑的人在家门口转悠，一般会马上报警。如果隔壁有独居老人，最近两天没有见到老人，他们就会马上敲门或与其家人联系。

在英国，1982年就出台了《邻里守望相助方案》，居民志愿者在当地警方支持下建立邻里守望组织，组成社区工作小组和地方警察一起防止犯罪。每个街道的组长会经常征询居民的意见或建议，偶尔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下雪天帮助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打扫门前的积雪。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会习惯于相互帮助，从小培养社会责任感，懂得奉献。

当然，奥地利并不是天堂，据奥地利警方统计，网络犯罪案件多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或许正如卡夫卡在《变形记》所表达的，凡有规则，必有异化。人类的进步，无非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

新加坡：鞭刑制造规则？

没有首都，城市就是国家；没有火车，因为一站就开出国了；一到兀兰，就能收到来自外国马来西亚的短信；“不听话，要打屁屁。”……说起新加坡，不少人脑海会浮现这些印象。现代而文明的花园城市保留着古老而野蛮的鞭刑，这是很多人不理解的新加坡“奇葩国策”之一。

英国统治100年、日本占据3年、英国重新殖民18年……新加坡几经沧桑，到1959年赶走英国人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李光耀成为第一任总理。这名受过剑桥精英教育的律师，并没有废除“打屁屁”的传统，反而制定了一套严刑峻法。

其实，新加坡的鞭刑是舶来品，最早是英国人带来的。1826年，还是一个野蛮的时代，英国国会颁布的《第二宪章》里就有鞭刑制度，专门对付海盗、强盗等罪犯。被殖民时期，新加坡法院属英国法院体系的一部分，新加坡使用的法律就是英国的法律。

虽然1948年英国在本国内将鞭刑废除，但新加坡直到独立，还保留这一制度。由于独立之初，国家面临快速发展经济、稳固政治局面、解决种族冲突、净化社会风气等压力，鞭刑制度因社会治安压力得以继续存在。新加坡的经验是经济发展，而秩序和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这是他们的经验和国情。

以此管窥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就不难理解了。如今，新加坡以“立法全、执法严”而著称，法律、法规达400多种，涵盖了公民权利和义务，以及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

一个弹丸之地，能发展成如今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必有其“骨骼清奇”之处。单单看看这些“奇葩”规则，就令人唏嘘不已。为了保持空气质量，家用吸油烟机都不让装排烟道；买个东西用硬币数量都要管，不能超过20枚；自杀未遂，罚款还可能坐牢；在自己家裸体被投诉，罚款；喂楼下鸽子，罚款；上公共厕所不冲水，罚款……看似不近人情的规章制度，却切实起到了立规矩、正方圆的效果。

新加坡夜景。

新加坡一家口碑较好的肉骨茶店，一年四季都排着长队，和国内的餐厅拿号不同，新加坡的餐厅都是顾客自发地沿着店排起一条队伍。有人在排队时，身后站着了一家子大陆游客，有老有小。他们对餐厅服务员说：“老人和小孩饿得有点难受，能不能安排优先用餐？”

让队伍中的老人和小孩优先用餐，听起来是很人性化的处理方式。但服务员却告知他们：“不可以，如果觉得等待时间过长，可以选择换一家店就餐，下次早点过来惠顾，但餐厅不能安排优先用餐。”

国内的海底捞餐厅一直以人性化的服务闻名，即便常年都要排队，但只要你和服务员说明随行中有孕妇/老人，就可以安排优先用餐。事实上，这种做法一直都存在争议。

一部分人认为排队时让老人小孩优先，是企业与社会大众责任感的体现。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知名餐厅并不是公共交通、医院等老人、孕妇的必须选择，如果他们选择在高峰期用餐，就必须和其他人一样遵守排队的规则。餐厅选择很多，老人小孩去知名餐厅用餐可以插队的行为并谈不上尊老爱幼，长此以往，反而给人一种错觉：我特殊，就能在相关领域找到对应的“特权”。

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毫无疑问是保证这些规则能够被执行的原因之一，李光耀也一直以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这样的话来警告国人。实际上，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这个国家充满着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

一名两年前投资移民的朋友方顿，曾经是一个“八面玲珑”的生意人，而这两年在新加坡的生活，方顿认为对他为人处事方式的改变极大。“举个例子啊，以前在国内我觉得开车超速这种都是小事，被交警逮了积极认错求情，偶尔还和交警成了朋友。有的交警执法时，执法对象会耍浑甚至殴打执法者。这种行为在新加坡就很罕见了，因为你违规了，要闹事、撒泼，这个处罚就会翻倍。”

作为新移民，方顿坦承自己在新加坡做生意“有一些束手束脚”，但也同时慨叹，“当所有人真正按规则办事时，才能保证社会的运转效率，熟人办事快、不信任陌生人，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情社会，总体来说对社会的运作不利。”

当下，我们身边哪怕有交警、协管人员在现场“招号”，叫破了喉咙，也有不听劝的人闯红灯。一些地方将闯红灯的人的信息投射到现场大屏幕曝光，立马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的“非常手段”惹来了争议，但似乎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让规则管人，总比让人管人省时省力省钱。

10年前，道路上车让人可谓天方夜谭，如今扣分罚款了，效果不也出来了吗？也许，规则意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通过良性博弈建立起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