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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唯和他的时代

2019-10-18杨碧薇

天涯 2019年5期
关键词:窦唯镜花缘黑豹

杨碧薇

“诚意”一词,从未像今天这般,遭遇其反义词的无情打脸。各种各样的营销平台把这个词变得虚伪又滑稽:“一支有诚意的洗面奶”“一罐有诚意的好茶”“一款有诚意的保温杯”……套路不走心,是否也让你感到恶心?我预测,在这个年代,不只是“诚意”,其他的褒义词也将被营销玩坏。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有一种事物正是凭其真诚的本性折服人心。它,就是摇滚乐。

那时候,中国摇滚里的爱、恨、迷惘、愤怒、叛逆、抗议、颓废,都在真诚的映照下光芒四射。在黑豹乐队的《Dont break my heart》《无地自容》里,摇滚乐的达摩流浪者们正在严肃地拷问自身、真诚地表达自己。如果说,“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正是时代的呼声,那么,发出这一呼声的窦唯,恰恰是自己的呼声的怀疑者。关于窦唯离开黑豹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但是,只要持续关注窦唯后来的作品,就不难理解他的选择——对于自己是否能成为时代的代言人,他是心存疑虑的;他不想不明不白地充当时代的标志,因为他的视野、他对音乐的热忱以及他的自我认知,都不会同意把他贬为一个喧嚣愚蠢的空心符号。

“到底怎样才算好不算坏/到底怎样才能适应这时代/我不明白,太多疑问/太多错误,太多感慨”(窦唯:《悲伤的梦》)——早在1994年的《黑梦》里,窦唯就对自己的选择做出了解释。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窦唯跳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辈无福去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1980年代,但它在老一辈人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刻痕。那时候,诗歌是神圣的,知识受到尊重,许多领域在锐意革新,新譯介过来的西方经典喂养着人们贫瘠的心灵……如果不是有1980年代这片独特的土壤,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还要推后若干年,而如今看来,它的出现正当其时。黑豹(包括其他摇滚乐队)在1990年代初的音乐,正是1980年代新启蒙逻辑的自然延续。然而,裂变已经开始,赤子般的新启蒙已无力从情感上、思想上,尤其是从市场角度去哺育国摇。国摇过早地失去襁褓,陷入危机,它也自知不可能永远重复老魂灵,但前路何在?一切都在糖衣炮弹的试炼下悄然变化:随着市场机制的推进,国摇似乎还赢得了先机。1991年,黑豹在香港签约并发行首张专辑《黑豹》;第二年,《黑豹》在中国大陆发行,销量高达150万张,盗版带更是难以计数……各种各样的变化,似乎在证明国摇要走市场化道路也是可行的,至少在短期内,照这个发展趋势,黑豹完全可以靠市场化操作过上较优越的生活,向西方那些著名的青年乐队看齐。可就在这个时候,窦唯离开了黑豹;再后来,他与明星制的音乐生产模式也绝缘了。

不少人认为,窦唯的离开是受个人原因驱使。此议无可厚非,但只有结合他整个的创作体系,才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决定。毛姆在其名作《月亮和六便士》里也写到过类似的抉择。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以画家高更为原型)原本在伦敦过着优渥的生活,却突然抛妻弃子,先去巴黎,后又流浪至塔希提岛,在那里追求艺术梦想。和“半路出家”的思特里克兰德一样,自幼便与音乐结缘的窦唯也放弃了物质生活的诱惑,更重要的是,他还放弃了业已到手的光环和世俗人生的宝库,毅然决然地踏上一条效忠于创作的生命之路。

窦唯1994年在香港参加“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

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黑梦》(1994年)没让人失望。在这张专辑里,我最早接触的是《高级动物》,那时我十六岁,刚迷上摇滚乐。第一次听到《高级动物》时,就有相见恨晚之感——它为“问道”中的我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视角,而这个视角,正好可以用来观看我所关心的人类和世界;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必须学会独立思考。《上帝保佑》是我学吉他时最早能弹的一首歌,窦唯用的九和弦很罕见,但指法简单,上手容易。整首歌围绕着主和弦A9展开,通过改变根音制造变化,兼具丰富与细腻。《还有你》是我大学时的枕边曲,它将《黑豹》时期的躁动、怀疑和不安都沉潜到抒情的深湖中。“怀疑那未来,更怀疑我的存在”吻合了1980年代新启蒙的精神,“等待中去体会,体会这种滋味”“内心这冲动,编织着我的美梦”则体现出窦唯在1990年代初期的一些变化:经历了歧路彷徨,一个早熟的精神主体正在艰难崛起。

是的,不崛起、不突围,只会带来一个结果:艺术生命的死亡。接下来的几年,窦唯发行了《艳阳天》(1995年)和《山河水》(1998年),这两张专辑宣示着他已告别《黑豹》《黑梦》,并且越走越远。那个时代,文学已从1980年代的神坛上跌落,在生活的边缘自得其乐:新诗在尝试叙事;《废都》(贾平凹,1993年)带来的震惊余波未平,《丰乳肥臀》(莫言,1995年)又在业内引起不小的质疑……而绝大多数与阳春白雪无关的国人,正在用力地接受港台流行文化的教育,最常见的娱乐方式是在卡拉OK厅里,看着盗版带上山寨出演的泳装美女和差错连连的繁体字歌词,用带着各自方言语音面貌的伪粤语腔/闽南语腔,来一曲情歌对唱。至于大陆这边的大众文化产出,勉强还能拿得出手的,首推传遍大街小巷的广东流行音乐。在1997年,贾樟柯的《小武》广获国际好评,但你放心,它不可能盖过冯氏贺岁片的风头。窦唯不声不响地完成了他的音乐转型,他挣脱了“摇滚乐”这个曾为他带来无限辉煌的词汇的役使,以少年变声之速看穿了时代的谜面。对时代的“去蔽”,是其艺术道路的关键转捩点,从此,时代的魅惑于他只是“消失的影像”,他扎进自己的轨道,去书写一部不受时间制约的个人史,“沧桑千年,不再有遗憾”(窦唯:《艳阳天》)。这充分说明:认识时代及其与自我的关系,是每一个创作者必须处理的命题。遗憾的是,大多数创作者终其一生不会具备这一问题意识。

1999年,在那个没有宽带、中国最早的网民还在集体“哭网”的时代,我们家已经拨号上网一年多了。那时我在上小学,放学回家,会用网络搜索世界末日大预言和红到爆的《还珠格格》相关新闻。那一年,我父亲订阅的电脑杂志上印着赵薇和朱茵的代言广告,QQ有了第一批用户,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获奖,群星合唱的MV还有最后的魅力,朴树推出了《我去2000年》,斯琴格日乐的专辑《新世纪》呼之欲出……世纪末的华丽、喧嚣、狂欢、孤独,在首波互联网热潮里蜂拥登场。

就在那一年,窦唯出了《幻听》(窦唯/译乐队)。时隔二十年,如今我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时,不得不承认它的超前性。以同名曲目《幻听》为例,它摆脱了文字语言的限制,释放了音乐语言的活力。它一出现,就蹦跳着炸得噼里啪啦的想象力;所有的春光,所有的热烈,都在朝它的核心涌,等候着下一轮新生。《幻听》中,那种难以形容的奔腾与驰骋仿佛创世之初,万物的命名尚未开始,原初的火焰、粒子、光电如烟花般错彩镂金,形成一幅斑斓涌动的宇宙图景。是的,在窦唯手下,世界回到最初,人与宇宙合一,生命的子宫里暖血如虹,人在自由的极限中解放——我对《幻听》的感受,正是围绕着“宇宙图景”和“自由”这两个关键词展开。在平克·弗洛伊德后期的音乐里,我也听到过类似的驰骋,但它更多的像是发生在大地上,而不是像《幻听》那样奔腾于四方上下。

窦唯近照

魔岩三杰:张楚、何勇与窦唯(左起)

《幻听》行将结束时,又逐渐溢出寂灭的况味。仿佛经过前面的想象与飞驰,世界在窦唯面前已经没有秘密了,一瞬间,他获得一种上帝才有的全知视角。但下一瞬,他就意识到凡胎肉身对自己的囚禁,“人类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人被抛掷到大地上,一切绚烂戛然熄灭。认为专辑《幻听》是惊人之作的,一定不只我一人;如果我们再想想那个时代,会更加坚定这一判断。而关于时代,好的也罢,坏的也罢,窦唯已不去正面回应了——他与时代并排走着,像两条平行线,时代按时代的步伐走,他按自己的节奏走。他不跪舔时代的垂青,也不强求无效的交叉。

新千年的帷幕刚拉开,窦唯继续与译乐队合作,制作了《雨吁》(这张专辑的发行则要推迟到2006年)。窦唯认为,“雨”字和“吁”字放在一起很好听。如果说,对语音的这一选择出于直觉,那么,专辑里的《语虚何以言知》又在暗示“雨吁”与其他同音词的联系。在一次对话中,沉睡说:“《语虚》这个名字可是非常人所能构想的啊!因为后现代最终陷入到了一个语言游戏的局面中。”窦唯的回答是:“至少有这种迹象。”雨吁?语虚?语嘘?《空心人》里,艾略特说“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裘小龙译)。“嘘”或许也是窦唯潜意识里对声音和语言的一种判断。这一次,许多古涩的汉字被窦唯唤起,他把它们组合出新的形体关系和语音关系,如“川祲枉耀焘障雾荆途/断尽误叙窳书/呗嗔章癔趣谩皈琭”(《禧晤》)。这样的表达,给不少听众带来了理解的困难。其实,生抠字面义是永远都不可能找出答案的。要理解《雨吁》,可借鉴现代诗的解诗法:这未尝不是一种诗的反讽策略,它反映的正是窦唯对后现代语境中(文字)语言功能的祛魅。这一祛魅的直接结果是:它深化了窦唯对音乐本体性的认识,推动他选择了纯音乐。

尽管窦唯强调自己不再摇滚了,他的作品也不再对时代进行正面回应,但整张《雨吁》却较为系统地体现出他的时代观甚至是历史观。在《雨吁》的经纬中,有乱世的荒诞,也有百花齐放;有短暂的亢奋,也有历史的虚无。或许,窦唯看清了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历史结构,看清了人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曹雪芹:《好了歌》)的嘴脸,拥有了能与《红楼梦》平等对话的视角。但比曹雪芹幸运的是,《红楼梦》终是滑向了历史和主体的双重虚无,窦唯却没有在文明谎言的废墟上倒下,而是走向了尼采意义上的“超人”的建立。最终,在《雨吁》(同名单曲)中,我看到一个从飘摇乱世中拔地而起的形象:他走过了先秦的患难,经过了魏晋的沐洗,获得了唐宋的底气;这是一个在对时间的反思中求得自由的现代主体。如果说《幻听》中饱满的才气如游龙惊鸿,那么,《雨吁》则因其现代性反思和在此基础上接续古典的尝试而更显深重。

《雨吁》确立了窦唯下一个阶段的音乐走向。2004年,窦唯发行了《八段锦》,入选的八首曲目创作于1995年到2004年间。在这张专辑里,我尤爱《六一儿》,里面有轻快回旋的天真,有发自生命本真的愉悦。题目中包含着数字的《六一儿》以及《十一庆》《五一游》《八一队正步》,都应是窦唯1995年的作品。这或可说明:他在《艳阳天》《山河水》和《雨吁》(尤其是后者)中的音乐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199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思考并预备这一转向。

在《六一儿》中,反复出现的段落托举着情绪的表达,让我想到古典汉诗中的“兴”。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也阐释了“兴”,他认为“兴”包含旋转之姿——《六一儿》为我激发的想象画面,正是孩童们在旧日胡同口快乐地玩耍、转圈的场面。《六一儿》对童年景象进行了反复的描摹,它所包含的童年经验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不同的人能从中听出不同的童年体验。这样一首《六一儿》,还像是童年时晾晒在屋顶上的棉被,每一个孔隙都散发着阳光的香味。它所呈示的无目的的玩耍之美,恰好印证了康德说的,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我想,也只有心怀天真的赤子才能创作出这样一支妙曲。

《镜花缘记》(2004年)让我想到了李汝珍的《镜花缘》。《镜花缘》是一部有传奇色彩的古典小说,记载了几十个国家的奇风异俗、奇人异事,充满了浪漫想象。《镜花缘记》与《镜花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虚构;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将虚构真实化;还有一个共同的技巧:在将虚构真实化的时候,又留下必要的缝隙,营造亦真亦幻之感。这里,《镜花缘记》借鉴了小说的手法。其实,在《我最中意的雪天》(1999年)、《我们俩》(2005年)等专辑中,我都看到窦唯对小说叙事手法的借鉴。《镜花缘记》中的曲子更加内敛、雅致,在风风火火的互联网时代,窦唯甘当一个“掉队者”,他并不艳羡时代的大潮,甚至想要往回游。当《流水》潺潺而起时,我被带到一个不同的时空,像是在陌生的山谷中静听水声、静看蝶舞。《落花》像在讲述发生在水边树林里的事。而《行舞》是古典与现代结合的范本,窦唯把现代的/西方的迷幻玩出了古典的/中国的意味;有时,我随着音乐潜入幽静的水中,有时又走入清凉的喀斯特山洞,看到石钟乳周围飘舞的精灵……总之,《镜花缘记》确实能带人跨越时空!这种跨越时空的虚构能力,不正是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追求的么?有意思的是,“高山流水”的典故在中国具有神圣的地位,窦唯在《镜花缘记》中以《流水》为开篇,是否也暗藏着对知音的渴求?这一相同的命名,或许正是其音乐野心的低调彰显。

窦唯专辑《雨吁》

接下来,我要谈到《春分拾琴图》(2016年)和《山水清音图》(2017年)了。早在2016年,我就购买了《山水清音图》的CD,但由于事务繁杂,一直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来聆听。我知道自己也在被现代生活异化,却没有办法。2018年,我博士毕业,从高楼林立的海淀区搬到了朝阳区一个老小区,马上被置换到不同的时空。充斥在海淀区的高等教育特有的锐利、精明气息瞬间远去;这种气息的现代性之肺,也在老小区的大树下、石凳下,让渡给更为古老的心性体验。虽然我还是很忙,甚至比以前更忙,但我开始逼迫自己在某些方面做减法,回到少年时的生活状态中——比如说,我必须要留出听音乐的时间。

我重新找出了压在抽屉底的唱片。老小区的夜晚很安静,夏秋之交,风吹过窗外,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就像是一只遥远的手在敲击着月色的三角铁。这时,《春分拾琴图》在黑暗的房间响起,整个房间霎时长出绿色的嫩芽、绿色的草、绿色的树苗……我静静地感受着这份生长的欣喜:这是一种淡淡的新绿,含着一抹和它一样宁静、新鲜的鹅黄。再一次,我被窦唯惊艳到了:为什么他能在音乐里如此准确、细腻地呈现一种颜色,而且是中国特有的绿色?《春分拾琴图》有初春所具有的一切美好:世界正在开始;那个走了很远的人,走过了四季又回到了春天;在这个春天,他不再是一个人走着,而是有了朋友——这就是《春分拾琴图》中越来越清晰的群像。窦唯或许已经意识到,真正有生机的文明,其形态是满头星斗(苏秉琦言),而不是孤星一颗。

及至《山水清音图》时,《镜花缘记》中可能顺延的问题,“薄”——已被调整到适当的厚度。整个《山水清音图》清明、悠远,古朴背后的力量是从容,风雅背后的支撑是沉稳。窦唯用音乐探寻着心性、情采、志趣,当然,还有“天理”。在《山水清音图》中,我看到了宋明山水画的影子,“在士大夫心境中,在天人合一中,在神游物外中……窦唯出禅入道,仿佛羽化登仙”(李皖:《“时代歌手”再不拥有时代》,《读书》,2019年第2期)。2016年冬,我到河南郏县参加三苏诗会。一天下午,我们去游览临沣寨。走在古老的寨墙上,但见大树风中巍然,条条枯枝盘错在阴天的天空下,诗人桑克感叹,这些树不正是从宋山水画中走出的吗?一行人遂止步,抬头看树,沉默不语;偶有寒雀停于枝头,更衬得此景萧瑟、枯阒、孤洁,而中原深冬的寒意无止无息。但我相信,此景中一定有智慧的回声,有心性的锻造——正如我看待《山水清音图》,它探讨自我,也探讨自然、天地与人的关系。在自然、天地的叠加下,作为主体的“我”获得了厚度;在“我”的视野中,自然与天地又润浸了主体的意志。天人合一,主客统一,相互显现也相互隐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其五》)。

一位听了窦唯二十多年的朋友说,他现在想到窦唯,总会联想到关汉卿的《大德歌·春》:“子规啼,不如归,道是春归人未归。/几日添憔悴,虚飘飘柳絮飞。/一春鱼雁无消息,则见双燕斗衔泥。”而我呢,更多的是联想到朵渔的《江湖之远》:“清瘦的身影/在春香院的二楼/越陷越深/窗外细雨飘洒,黑暗/裹紧了天空/小巷积水闪亮/妓女们喧闹着/出来洗脚/四周陈旧,花香太深/有一枚果子悄然落下/掌灯时分,小二送来酒饭/一个人,读杜诗柳词/喝酒,微醉,到天明/那布衣草履的使者/正自千里之外/穿越茫茫平原”。但我亦知,这些本能的联想都只是展现了窦唯的侧面,不能完整地概括他今日的面貌与体系。那么,现在的窦唯走到了何处呢?

2018年9月28日,臧天朔去世。10月上旬,窦唯发布了纪念臧天朔的《臧公安魂》。他重新审视了“抒情的放逐”(徐迟)。如果说情的泛滥对心也是一种磨损,那么,他已用智性的体悟取代了放肆的悲伤。我没有听到大悲与大恸,而是听到一位智者在送友人远行时的态度:他回顾往事,旧日繁花与伤痛一如“风前之尘埃”(施叔青:《风前尘埃》);浮世茫茫,他用对生命的远见净化了悲伤。對窦唯来说,友人不过是先他而去,魂归极乐,将来有一天,他也会踏足那片极乐净土。对此,他没有疑惑,也不会徒劳地埋怨,因为他的生命要留给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日子,要留给伟大的创造。穆旦晚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穆旦:《冬》,1976年)这种悲欣交集汇成的从容,在《臧公安魂》里也有。在这首曲子里,窦唯又收获了新的自由——在摇滚乐时期、《幻听》时期,他要的是能打破外部迷障、对外物“去蔽”从而获得主体解放的自由——而现在,他要在解放了的主体内部发动另一层解放,获得能不疾不徐地做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也是在这首曲子里,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窦唯,越来越成为一名智者。所谓智者,就是能洞察生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拥有的不是小才华,而是大智慧。当然,这首曲子也向我们证明: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窦唯已把这个时代甩得很远。在时代与永恒之间,投机者选择时代,艺术家选择永恒。

或许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回视这个时代时,大量的文化产出——不管它今天是多么风光,有多么吸引流量——都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垃圾。然而,对我们充满鄙夷和同情的后人也会惊异地发现:仍然在熠熠闪光的窦唯居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一定会对窦唯在这个时代做出的选择致敬——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出一个大隐隐于市、面向塔希提的、超越时代的选择是何其艰难,它需要何等的才华、智慧与勇气!

接下来,后人也许还会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窦唯的批评是如此贫乏?他们会嗤笑:这个时代仅仅把窦唯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吸引眼球的噱头。当媒体用无可救药的无知与庸俗一遍遍猎奇“窦仙”的传奇时,他们不过是把窦唯当成文化资本的一种划分依据,这与追逐朝阳区仁波切、《弟子规》、流量明星、“诗与远方”、抖音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也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批评还要在文学场里为了利益交换而丧失立场,还要去为一部穿着皇帝新衣的烂片说违心的好话,还要搜肠刮肚地赞扬那些被抬得虚高的字画,还要为漏洞百出、鼓吹权力的宫斗剧喝彩呐喊?为什么我们的批评不能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善待真正值得批评的作品?毫不讳言,在写下这篇文章时,我也有这样的困惑:面对窦唯的作品,当下的批评体制似乎尚未建立一种非常有效的话语范式。批评的失职与无力,是对批评家的严重警告:如果依然臣服于时代的“淫威”,服膺于批评的现状,那么,我们一生的批评工作都将是无用功!

关于时代的问题,窦唯想清楚了,大多数的创作者还在迷途中,而批评家呢?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要回到作品中,并始终坚持心灵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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