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和平

【关键词】记忆  物质性  铭印  空间性  身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7.012

“记忆”是当代西方文化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当前的记忆“繁盛期”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因而忽略了西方世界漫长的记忆历史。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围绕“记忆”这一主题存在同样的争论，这也构成了记忆历史的主线之一。

纵观西方的记忆历史，存在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大脑被当作是一个书写的平面，记忆则是在大脑中刻下的有关过去的印记，这一传统的记忆观念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延续至今。比如：古罗马的修辞学手稿中有类似的说法;英国哲学家洛克将儿童的大脑比作是一张有待书写的白纸;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谈记忆时使用了“神秘的写字板”作为比喻。[1]记忆的第二个特点是“空间性的隐喻”。文艺学的记忆研究一向关注古罗马的记忆术。记忆术使用记忆地点（memory places），存储大量的信息，以便将来进行回忆，是一种纯粹空间性的方法，这一系统由古典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早期。后来洛克继承了这一观点，称记忆为“思想的仓库”;弗洛伊德也秉承这一观念，给大脑绘制地图，试图对不同的记忆在大脑里的位置进行精确定位。[2]记忆的第三个特点是是“身体记忆”。亚里士多德最先注意到了记忆的物质基础，他强调视觉意象的重要性，并且导致“记忆的艺术”同样也强调视觉化的记忆效果。对于普鲁斯特而言，记忆的感官基础不在于视觉，而在于味觉、触觉、听觉和嗅觉。身体在记忆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构成了“身体记忆”，亨利·柏格森强调习惯的重要性，他提出身体具有感应运动机制，通过多次的重复，能够形成身体模式的记忆。[3]

接下来笔者依据时间线索对于不同时期的“记忆”概念进行历时性的梳理。

书写与铭印的隐喻

从一开始，记忆就与书写和铭印这两个比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一位贵族青年，和另一位数学家的谈话。为了区分感知和思想，苏格拉底解释说，感知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意识，而思想是那些被印刻在头脑中，因而具有某种程度稳定性的感知。为了进一步解释清楚，苏格拉底让泰阿泰德把人的头脑想象为一块蜡。我们将这块蜡放在感知的下面，把对于物体的印象印在上面，就将感知转化为了思想。我们在大脑中保存并且能够理解的印记便是知识。

柏拉图的蜡板模式对于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同时也为记忆话语引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柏拉图的蜡板上面的印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柏拉图模式的记忆过程暗示意象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的：它们被印刻在物的上面，并且存储在里面，以便今后回忆的时候提取。后来的作者，包括亚里士多德，都十分关注记忆的物质或感官基础。但是柏拉图对于存储和召回意象所作的隐喻与亚里士多德的记忆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柏拉图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源于感官印象。他认为，我们的大脑中潜伏着“理念”的形式或印象，理念是灵魂在降入肉体之前所了解的那些现实。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就要产生与更高级的现实在大脑中留下的印记所匹配的感官印象，而物质的形式仅仅是最高现实的镜象。柏拉图哲学观念的核心是关于真理的知识在于记忆，或是唤起对于灵魂曾经见过的“理念”的回忆。他不关注个人事件和主观记忆，他主要感兴趣的是非物质的、非个人的现实，这种现实不囿于具体的、物质的世界，因而是永恒不变的。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不相信思想能够脱离感官的物质世界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对记忆和回忆进行了区分，他主张我们应当在物质的领域中理解记忆，而且使回忆的过程更加接近我们的日常经验。

空间记忆

西蒙尼德斯的故事开启了“记忆艺术”，建立了记忆术的两个主要原则：意象回忆和空间秩序的重要性。古典的记忆术与建筑场景紧密关联，到了中世纪学者将立体的建筑换成了一个分割成网状的平面。回忆的时候不再神游某个空间，而是正对一个平面，一眼就能确定某个位置。所以在中世纪的记忆术中，恢复了古典的地点记忆，只不过改为将书页作为框架，提供一套有序排列的位置和地点。其空间系统的背景采用了图画式的坐标或表格的样式，以便利用物质的书页辅助记忆。

这种中世纪记忆方法在但丁的《神曲》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在这本书中，但丁作为讲述者回忆他游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经历。他与死者的灵魂对话，将他们的故事储存在记忆里，然后以诗篇的形式将回忆记录下来。他在旅程中遇见的死者的灵魂都被安排在特定的位置上，他为这些灵魂创造了各种记忆意象。遵循记忆的规则，这些人物表现为鲜明的视觉化的形象，在读者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以此形成一个伦理的框架，引导他们通向圣灵。

身体记忆

1896年柏格森出版了《物质与记忆》，在书中他提出记忆不是单数的，可以分为两类：习惯记忆和纯粹记忆。习惯记忆是指通过不断重复获得的某种自动行为。习惯记忆存在于身體之中，由于身体具有感应运动功能，能够将运动组织为“一系列的机制”，所以经过多次的重复，这种机制被存储或保留下来，随时准备以一种习得的或是排练好的方式对于外部刺激做出反应。柏格森是最早认识到身体在记忆模式中的重要作用的哲学家，不过他却忽视了还存在其他形式的身体记忆，比如：创伤性身体记忆，与他同时代的弗洛伊德一直探索和分析的歇斯底里病症便是创伤性身体记忆的一种表现。柏格森的第二种记忆是“真正的记忆”，[4]即纯粹记忆，指的是在无意识中幸存下来的个人记忆。对于柏格森，习惯记忆与活跃的、实用性的日常生活相关联，它遵循“实用特性”组织事物和事件，并且加以利用。另外，纯粹记忆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是自发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与沉思状态相关联的知识。

人们常常将柏格森的“习惯记忆”和“纯粹记忆”与普鲁斯特的“自主记忆”和“非自主记忆”相对应。对于普鲁斯特，自主记忆仅仅能够产生表象，所以像“习惯记忆”一样处于从属地位。[5]普鲁斯特的非自主记忆也恰好对应永恒的纯粹记忆：依照?诺克的说法，它提供了一种跨越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鸿沟的方法，因而取得“一种对于事物面貌的普遍而永恒的理解”。[6]但是，关于身体在记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具有的价值，普鲁斯特和柏格森持有不同的观点。柏格森认为，身体与纯粹的机械记忆相关联，其地位微不足道，但是普鲁斯特认为身体是非自主记忆的基本要素，并且能够引起各种准确而生动的回忆。《追忆逝水年华》刚一开篇普鲁斯特就强调身体对于记忆的重要性。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以作者半梦半醒的状态开场，这时候作者的身体记忆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成为各种记忆地点的汇集之所，“躯壳的记忆，两肋、膝盖和肩膀的记忆，走马灯似的在我的眼前呈现出一连串我曾经居住过的房间”。[7]这部作品以身体的记忆开头，这种结构安排也暗示着身体记忆构成了这部回忆大作的“序言”或“序曲”。

20世纪的集体记忆

19世纪末和20世纪弥漫着一种记忆过多的感觉，其特点是强调过去压倒一切的占有力。20世纪的记忆话语中还存在另一个分支，即“集体记忆”的观念。“集体记忆”的出现经常被看作是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记忆研究的回应，因为这些研究将回忆定性为“一种孤独的行为”。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1925，被译为《有关集体记忆》）和《集体记忆》（1950，于其身后出版）两本书中提出记忆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安德鲁·琼斯在《记忆与物质文化》这本书中提到，哈布瓦赫早已指出“个人模式的记忆和社会模式的记忆两者之间是反身和相互的关系”。[8]依据哈布瓦赫的理解，记忆环境和群体实践为个人记忆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个人回忆被编入其中并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记忆并没有存储在我们的身体之内，我们所保存和提取的是一个图示，由不完整、不确定、不精确的印象而构成，这些琐碎、零散，而且模糊的有关过去的零星记忆在适当的刺激之下组合起来，所以回忆是当下的一种重建行为，而不是对于过去的复现。

德国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试图进行更为精确的划分。“交流记忆”大致等同于哈布瓦赫对于集体记忆的理解。它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十分有限，一般最多80到100年，以日常交流作为唯一的基础。相形之下，“文化记忆”主要涉及超越现存记忆的、更为遥远的过去，其显著的特点是远离日常生活，具有超越性。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是对于哈布瓦赫思想的发展，他所全心关注的那些集体记忆涉及更为遥远的过去。阿斯曼夫妇创立的“文化记忆”概念集中凸显了记忆的物质性：延续柏拉图的蜡板比喻，强调媒介和存储器的作用;地点和身体作为记忆的媒介得到阿斯曼夫人的重视，各自单辟专章，重点阐述。用沃诺克的话说，“记忆……不可避免地引入生理学”，[9]灵魂和肉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分离，所以大脑的运转必定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过程。这一点无论对于个人记忆还是群体记忆都同样适用。

结论

通过前面对于记忆历史的追踪和梳理，无论是铭印的物的隐喻还是空间性或身体记忆，物的痕迹始终贯穿在记忆之中。《记忆研究》于2009年出版了一期专刊，结合纪念碑、制度性文献和图片之类的各种物质符号序列，审视物质性自身的时间和过程维度。[10]这期专刊明确提出，使过去、现在和将来彼此发生关联的行为是符号性的，因而它依赖于文献、图像、建筑物和其他中介物。物质对于时间存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记忆不仅仅存在于某个单独的主体或客体之中，它必定是社会性的，而且是物质的。为了使过去、现在或将来出现必需有一个以上的实体彼此发生关联。与此同时，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聚为一体的行为必定是物质性的，因为它物化并且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德鲁兹和伽塔利（Guattari）认为，脱离了物质性时间观念便无从谈起，时间需要自身的“表现物”。记忆和忘却也是有关物的。因而记忆是通过“人”与“非人”（照片、文献、文档、建筑物）之间的互动而“生成”的，现在被“组装”，而且将来被“亲历”，正因为如此，时间所作的杜撰必定包含了不确定性。[11]

与扬·阿斯曼一样，安德鲁﹒琼斯也是一位考古学家，作为挖掘、搜集文化痕迹的文化学者，他十分关注记忆与物质的关系。他在《记忆与物质文化》这本著作中指出，物质文化对于传统的维护和实行至关重要，因为它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提供了交流的场所。我们不能将记忆看作是一种孤立的行为，“‘用物来进行回忆总是嵌在一个相关的参照结构之中”。[12]正是因为，而且借助于物质文化所提供的时间框架，记忆才得以产生并且变得明晰。琼斯在书里还提到了佩尔斯（Pels）的观点，即“物质性不应被当作是一种物的性质，而应该是一种关系的性质”（原文里为斜体）。[13]琼斯认为，物不仅起到指示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作用，还能引发过去的活动重复出现，它们还可以充当节点，囊括并协调活动。因而人工制品或多或少地明确定义并分配人和其他人工制品的角色。它们的作用是将各个网络之中的实体连接在一起。[14]人工制品可以被看作是由一系列指示场域构成的“杂合体”，[15]作為节点，可以联接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域，将过去与现在以及不同的地域空间融汇为一体，形成动态的记忆过程。由此，我们可以重置在记忆活动中人和物的关系，即人和物通过实践结合在一起，共同参与记忆的过程，这并非是说物可以经历、包括和存储记忆，而是说物为人类的记忆体验提供了场域，并且积极地引发了回忆。所以，在记忆过程中物的作用由被动转为了主动，人在记忆的同时也被物所记忆。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LZUJBWZY004）

注释

[1]Anne Whitehead， Mem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10.

[2]Ibid.， p. 10.

[3]Anne Whitehead， Mem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1- 12.

[4]Henri Bergson， Matter and Memory， trans. N. M. Paul and W. S. Palmer， NewYork： Zone Books， 1991， p. 151.

[5]Mary Warnock， Memory， London： Faber， 1987， p. 95.

[6]Mary Warnock， Memory， London： Faber， 1987， p. 94.

[7]Marcel Proust， In Search of Lost Time， trans. C. K. Scott Moncrieff and Terence Kilmartin， rev. by D. J. Enright， 2002， vol 1， London： Vintage， p. 4.

[8]Andrew Jones，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1， 42.

[9]Mary Warnock， Memory， London： Faber， 1987， p. 1.

[10]Memory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Vol 2（1）， p. 6.

[11]Ibid.， pp. 8-9.

[12]Andrew Jones，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6.

[13]Ibid.， p. 36.

[14]Ibid.， p. 90.

[15]Ibid.， p. 226.

責 编∕马冰莹

Abstract：  Memory is a function of the brain， which is aroused by "things" and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people live. This paper makes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memor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Western culture： from Plato's wax-plate engraving model and the space "memory art" created by Simonides， to Bergson's "body memory" and Habwach's concept of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emphasizes social framework， and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founded by the Assmann couple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The materiality of memory is embodied by memory as an imprinting， the spatial and physical nature of memory， and body memory. Materiality is not only the nature of matter， but also the nature of relationship. In the memory activities， people and things are combined through practi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memory. The things provide a field for the human memory experience and actively trigger memories. People are remembered by things while remembering.

Keywords： Memory， materiality， imprinting， spatial nature， body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