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元旦对于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那天晚上，我买了两张票，请哈文看演出。她还真来了。站在一片核桃林旁边，我说：“哈文，我是个很认真的人。我爸说，让我上大学找个女朋友，我看你挺好的，就愿意你当我女朋友。凭我这条件，你吃亏吗？要么你现在就宣判我‘死刑，我就再没这念想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要么你就……”本来我是打好腹稿的，说着说着就即兴发挥了，最后一弯腰，从地上拔起一朵野花，“你要是同意，就把这花接过去，不同意就别动。说吧，就这么点事儿，简单！”

闷了好一阵儿，她都没说话。最后，她一伸手，把花拿走了。一朵野花，就这么改变了李咏的一生。

1989年春节，我这个丑女婿上门去啦。哈文提前透了口风给我，她爸是个大孝子，搞定她爸，首先要搞定奶奶，奶奶高兴，全家高兴。

坐火车到宁夏已是傍晚，第一件事就是拎着礼物去三伯家看奶奶。奶奶长，奶奶短，嘴儿是要多甜有多甜。奶奶欢喜得不得了，拉着我的手不放。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央电视台，本来是一件大喜事，谁承想，还没摸清楚央视大楼里面是什么样，我在顺义接受完十天保密培训，就直接被发配到西藏电视台播《西藏新闻》去了，一去就是一年。那年我23岁，一个人在西藏，开始读尼采，又开始每天一封信，倾诉思念，倾诉孤独。

终于等到快要回来的日子了。而此时，近乡情怯。积蓄已久的思念、爱恋、渴望竟然全部化作了不安和不自信：一年没见，这姑娘不会早被别人“骗”走了吧？

我订好了回程的机票，却特意没有告诉她时间。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后，我便开始一路马不停蹄。我先去“四联”理发，又变回原来的小分头。接着回去洗澡、刮胡子，换上新衣服、新袜子，连脚趾甲都剪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地铁到西单，在华威商场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又在一家花店买了99朵玫瑰，仔仔细细包好，庄严地捧在怀里。最后，我赶到长途汽车站坐小巴直奔天津。为什么不坐火车？火车倒是便宜，但太慢了，我等不及啊。

车到天津，已是暮色时分。我来到哈文的宿舍门前，沉住气听了听，屋里没有声音。我举起手，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没人理我。随后又敲三下。“谁呀？”哈文的声音，有点儿不耐烦。

我直到今天还依然记得那一刻我心中的忐忑。我怕啊，生怕她对着门外，喊出另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不吭声，屏着一口气。紧接着听见屋内有人在“咚咚咚”一溜儿小跑。“吱扭”一声，门开了。

她还是短发，比过去胖了点儿，脸上起了几个青春痘。我皮肤黝黑，两腮凹陷，衬得一双小眼儿炯炯有神。一年里瘦了四斤，倒是不多，但全瘦脸上了。

“我回来了。”相视半晌，我说。流泪的不是我，而是她。她的泪水把我的心都化了。這99朵玫瑰，此时可真多余啊。想拥抱她，都腾不出手。

很快，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结婚了，结婚的意思就是我们再也不想分开。西藏一年，我们的感情真被折磨苦了，心被揪得疼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如胶似漆地生活了十年。

到了第十个年头上，哈文主动提醒我，两个人过日子有些无聊，家里太清静了，我是老李家的独子，总该有个后代云云。好家伙，这么一说，我责任就大了。那赶紧的，现在就“盖工厂”，“搭生产线”，咱造人开始！然后就有了我们的女儿。

结婚17年，我对哈文是越来越怕。有些事她不允许，而我却做了，比如喝酒，就得央求所有的目击证人替我保密。我怕她，只要她一瞪眼，一生气，我顿时就像老鼠见了猫，把自己缩到最小，或者干脆消失;我怕她，一百次争吵，一百次是我认错;我怕她，男人向自己心爱的女人认错是一种美德。我还给自己的美德想了个寓意深远的说法：成熟的稻子总弯腰，我弯腰，因为我成熟。我怕她，是因为我爱她。

我问朋友：“你把自己的老婆比作什么花？”怎么说的都有：玫瑰、百合……

我慢悠悠地说出我的答案：“我的老婆，我把她比作塑料花。”闻者皆惊。

“塑料花，很普通，但永不凋谢，摆哪儿是哪儿。”我解释道。

对我来讲，爱情是无限期的，就像塑料花的花期一样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