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

一般来说，“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也称“儒生”或“文人”。他们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行走于庙堂之间;或抚琴对弈，性情洒脱高雅，行走于山水之间。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双重角色，是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朝廷官员，也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有着出色的诗赋文章传世。可以说，儒者、文官、诗人构成了我国古代“士”的典型形象。

勇士：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在我国古代不乏以勇武著称的人，他们不仅勇猛可嘉，而且足智多谋，重情重义。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汉代游侠郭解长得矮小精悍，相貌并不引人注意。他年轻时逞强斗勇，但随着年纪渐长，行事便有了规矩，“义”字为先，追求中正，行侠仗义，有了真正的大侠风范。

当时，洛阳有两户人家结仇，城中十几位豪杰从中调解都劝解无果。于是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请他去帮忙。郭解趁着夜色会见结仇的人家，两家久闻郭解的大名，出于对他的尊重，听从了他的劝告，准备和好。郭解不但持身公正，而且思虑周全，他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费了很多心思，但你们没能接受。如今你们给我郭解面子，听从了我的劝告，但我毕竟是个外县人，怎么能跑来夺此处贤达的调解权呢？请你们暂时装作没有听从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等洛阳诸公从中调解时，你们就听他们的。”说完，郭解又趁着夜色离去，不让旁人知道。

有武力的人往往容易仗着勇猛欺凌他人，郭解却能以理行事，武不犯义，用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的风范正是我们所追慕的大侠风度。因此，司马迁称赞他这样的游侠“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司马迁的《史记》有《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专门记载了这些勇士的事迹。他们值得传颂的不仅仅是勇猛的武力，还有忠肝义胆、行侠仗义的精神。而他们的故事也为后世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提供了无数灵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士：士以天下为己任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这句话是后人送给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谋略家范蠡的精妙评价。

范蠡是楚国人，因不满楚国“非贵族出身不可以参与政治”的限制，与好友文种一起投奔越国，成为越王勾践的左膀右臂。当时，吴越两国有世代之仇，范蠡审时度势，劝阻越王出兵吴国，勾践不听，导致会稽山战败，国家危在旦夕。范蠡又立刻劝说勾践隐忍处事，答应吴国的一切条件，只为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这次勾践听从了，范蠡主动提出陪勾践夫妇一起前往吴国，屈身为奴，在吴王的宫廷里忍受屈辱，充当杂役。

吴王见范蠡谋略过人，有心收为己用，但被范蠡严词拒绝了。吴王对他的忠诚深感敬佩，对勾践也多了几分同情。不久，吴王释放他们回越国，范蠡又为勾践献上了一系列强国安民的计策。在他的帮助下，国力跌到谷底的越国渐渐有了起色，人民重视生产，国君亲民爱民，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经济，重新积累财富，训练军事力量。同时，范蠡还不忘迷惑吴王，进献财宝和美女西施，使对方打消对越国的疑虑。终于，越国渐渐强大起来，反攻吴国，一举复仇。

大事已成，作为兴越灭吴的最大功臣，范蠡又做了一个睿智的决定。他对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践这个人可以和他共患难，却难以共享乐，我还是离开比较好。”于是，范蠡悄悄离开了越王，乘一叶小舟隐没在太湖深处。

后来，范蠡辗转去了齐国，在那里耕田开山，兼营捕鱼、晒盐的副业，发挥自己出色的商业运作能力，成了当地巨富。据称他仗义济困，三次散尽家财，又很快地积累了数千万资产，被后人称为“陶朱公”。

高士：若孤松般傲然独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大多数古代读书人的梦想。有人為名利而奋斗，有人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生一副傲骨，不屈于俗，不慕于官，甘愿坚守自己高尚的节操。

那是一个秋日，雁阵惊寒，万物凋零，一丝凉意悄然掠过。此时，洛阳的东市迎来了一位不寻常的临刑之人。只见此人白衣飘飘，坐而抚琴。那一声声从容而幽远的曲调初起时较平淡，但渐渐转入高亢，弹指间有金石迸击之声，仿佛万川归海之磅礴。弹罢一曲《广陵散》，他钩断琴弦，神情自若地走向刑场，此般浩气凛然使周围的一切都化作苍白。

这个在临死之际还能手挥五弦，淡然抚琴的人正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他因不满时政，拒绝和司马氏合作，又得罪了钟会，遭其构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精通并成就非凡。富有悲壮诗意地慷慨赴死更为他增添了无数身后名，被后世的人们视为反抗暴政的精神榜样。

在不慕权贵、追求真我的这条路上，嵇康选择“游心太玄”，而陶渊明则选择回归自然，一个向往天空，一个坐实大地。

陶渊明一生中曾几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然而，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统治者腐败无能，只知兼并土地，聚敛财富，鱼肉百姓。陶渊明青年时代也曾有过“大济于苍生建功立业”的壮志，但像他这样出身的贫士根本无晋升之路。加之他傲然不群、洁身自好的品质，更不肯向黑暗的现实妥协，所以几次为官都任期不长便辞官而去。到41岁那年，他终于决心弃官，从功名利禄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开始躬耕隐居。

“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尽享清雅乐事，或酣饮，或赋诗，或东篱采菊，或抚琴啸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怡然自得。

嵇康也好，陶渊明也罢，他们在进与退、生与死之间，宁做岩上之孤松，不为腐水之游鱼。他们远离尘浊世俗，有时凌风傲雪，有时望云迎日，无论何种姿态，都于挺拔中展现出坚韧精神和高洁之气，其高士德行赢得了后世的无数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