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东

【摘 要】 本文以人性的多重欲望为视角，对贾平凹《五魁》中的主人公五魁身上所表现出的占有欲，情欲，肉欲等进行全新的解剖。认为，“悲剧的实质，就在于冲突，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五魁》为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幅受封建伦理道德意识强大钳制力的侵害，一个童贞式美好人物被异化为贪婪土匪的悲剧性画面。

【关键词】 五魁;土匪;人性欲望;异化

贾平凹对商州的一切事物有着近乎天然的热爱。其中他尤为对横行于商州山地村寨的土匪群体情有独钟。去过商洛山区的人会发现，山城商州最突出的地貌环境特征便是山高沟深，林深茂密。独特的地理地貌环境为土匪的生成与壮大提供了天然的场所。而作为商州人民的儿子，贾平凹热爱商州大地上的一切。不过这份深入骨髓的热爱并没有模糊他对家乡的理性审视。审视的结果便是对一个特殊群體的关注——土匪。与他人不同，贾平凹独辟蹊径，他淡化了土匪身上的匪气，戾气，却着力探讨匪性与人性的关系，书写他们的情感世界。他将众多“山匪原型”置于商州特定的地域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的背景下去观照，批判与反思。作品《五魁》中的土匪五魁便是作者反思精神所凝结出的精华。

一、驮夫五魁：占有欲操纵下的奇妙体验

人是欲望的产物，爱是欲望的延续，爱与欲密不可分。弗洛姆认为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有两个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占有倾向;另一种是存在倾向”。[1]占有作为一种欲望，深根于人的原始本能欲望之中。在五魁身上也能发现这种欲望的存在。作为一个最没土匪气质的土匪形象。贾氏借助这个形象，探讨人生命本质的多种可能性以及人性复杂欲望的现实。

五魁是鸡公寨有钱人家结婚时接媳妇的“御用驮夫”。作为驮夫，他几乎没有地位。可五魁并不以此为耻，反而把驮新娘作为一种享受。小说写到：“八月的太阳十分明亮，山路上刮着悠悠的风。风前的鸟皱着乱毛地叫，五魁觉得一切很美，平生第一次喜欢起眼前起伏连绵的山和山顶上如绳纠缠的小路。”[2]做了多年的驮夫，五魁早已知晓男女之事。加之他血气方刚的年龄，说是对女人没有非分之想恐不太可能。从前自己少不更事，但现在，五魁无疑把接亲驮女人当成一个满足自己“小心思”的绝好机会。因女人与其他新媳妇截然不同的主动态度，激起了五魁强烈的兴趣。受兴趣驱使的五魁一直在思索自己背上的女人该是一个怎样美丽的女人？嫁到柳家后，她会享到多大的福啊？老实巴交的五魁在他过往的驮夫生涯中从未出现过这些奇妙的想法，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五魁索性大起了胆子，他想，“若这么慢慢腾腾地走下去，一个晌午女人是不能吃喝和解手……五魁对于她的美的爱怜而生出了自己的童身孤体的悲哀，就有了说不清的一种报复的念头了”。[3]产生这样想法的五魁一下子被自己卑微的身份拉回到了现实，作为一个驮夫，下等人，怎么能以下犯上攀高枝？五魁强压着自己对身上这个女人的欲望。可当五魁在欲望与现实之间徘徊的时候，女人却挑逗起了他。先是给他头上吹风送凉，再是用唾沫抹在他被蜜蜂蛰了的旋上。女人的种种举措击打着老实人五魁早就泛起涟漪的心，使五魁竟心生邪念，希望路上出现土匪，自己就可以借此机会背起女人逃跑，再也不用把女人送回柳家。分析心理学认为人格中存在着四种重要的原型，其中一种是阴影。阴影是人格中低劣，接近动物的部分。它能萌发出多种不道德，破坏性的欲念。无疑，此时五魁的心里正积聚着这种“阴影原型”，使他觉得如若出现土匪，自己逃跑保命的行为就会合情合理，女人就不会被娶进柳家的门，那么自己便会占有女人，女人将只属于他。

一路上五魁萌生过的邪恶想法以及女人对他态度使五魁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在这体验的背后，一种爱与占有的欲望之花已经悄然绽放。但天有不测风云，土匪果然拦路取财并抢走了女人。侥幸活命的五魁想要只身一人去救女人。或许是出于驮夫的责任，或许是希望对女人的一种“拥有”。五魁救人的行动并不是建立在救回女人后柳家人会对自己如何感念上，他仅仅是出于自己的一种欲望，他想走进女人的心里，希望女人记住他。他不在乎女人未来是否是柳家少奶奶，此刻在五魁眼里他只把她当作自己的女人来看待。受强烈占有欲的支配，五魁只身犯险救回了早已被自己内心所占有了的女人。

二、爱人五魁：情欲折磨下的苦痛挣扎

涉险救回女人后加深了五魁在内心对这个女人的热情回味。这回味里包含了更多的情欲因子。一种可望，可触，但不可得，不能得的痛苦情欲挣扎。而此时，他的身份也由驮夫悄然蜕变为了一个情欲制导下爱女人而不能得的，同时又备受苦痛煎熬的爱人五魁！女人顺利做了受人敬仰的柳家少夫人，但柳少爷的残疾却是五魁始料未及的。缓过神来的五魁想要去见女人，他觉得只要让自己见上女人一面，就算死也值了。因此他刻意寻找着与女人邂逅的时机。终于，两人在河边相遇：“‘五魁，你过得好吗？女人倒问他。‘我，我……五魁想起自己的罪过，‘柳少奶奶，事情我都知道了，你还好吗？女人的眼睫一低，两颗泪水就掉了下去，说‘还好，他伤口已经不痛了。”[4]五魁刻意寻找到的与女人说话的机会没想到获得的却是女人答非所问似的回答。是啊，一个正值青春的美少妇本应该享受到作为女人的最本能需要，可五魁却亲手将它葬送，这如何不叫他心碎。本可以回绝做长工邀请的五魁，为了弥补女人，甘愿去柳家做个更加不体面的牛倌。去到柳家后的五魁一方面受“现实原则”的钳压：自己是个没有任何地位的下等人，根本没法给女人以任何实质性的保护。唯有痛苦地压制着自己内心的欲念;另一方面，来柳家做长工就是为了女人这样的欲望又时时刻刻击打着他那潮湿的心，促使存在于五魁“本我”中的深层情欲肆意生长。于是我们看到：如果五魁早上能见到女人，那么他一整天的情绪就会很好;若是一整天都没见到女人，五魁的情绪就很烦躁，迷迷糊糊不知所以然，跟掉了魂一样等等。虽说这些行为有下人对主人的关心意味存在，但更多显露出的是五魁对女人的爱。五魁不断地在情欲与现实之间来回游荡。白天，他努力克制着欲念，以一个尽职尽责的好长工面貌示人;可到了晚上，漫漫长夜，情欲像火苗一样撩动着他的心，又使他充满勇气似的淡忘自己长工的身份，而把自己当作女人的爱人，尽情回想着，品味着，享受着与她短暂接触的欢乐。白天与黑夜，长工与爱人，情与欲的煎熬一遍遍的折磨着五魁。尤其是当五魁越来越多的从少爷房间听到女人非人般的凄厉哽咽后，他陷入了痛苦的自责甚至是仇恨之中。他仇恨自己的胆小与丑恶，仇恨自己无法将水深火热中的女人搭救出来。无尽的苦痛使五魁决定就算抛弃一切也要把女人救出魔窟，尔后与她一同“出走”。尽管“出走”后的前途尚不明确，但唯有“出走”，女人和他才能好过。五魁爱女人，从第一回接亲时就已种下了情欲的种子。

逃出魔窟的两人栖身在了山野。但每个夜晚的来临却使五魁的内心泛起复杂的涟漪。情欲的萌发使他几乎就要伸出双手去触碰被自己奉为神明的女人。但每一次，现实的理智却使他退却了。这种可望但不可即的情欲折磨着，又撩动着五魁，使他“要走进墙的那边去了”。[5]只是五魁始终无法战胜自己的心魔：一个下人，怎么能去玷污“菩萨”一般的女人。按照荣格的理论看，此时有一种强有力的人格面具对抗压抑着五魁阴影原型中的动物性精神，使他以一个“不近女色的爱人”面具示人。带着面具生活的五魁当然不会与女人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不是他不想，而且他不能。最后，他只能被情欲折磨着去痛苦，去挣扎。

三、土匪五魁：肉欲放纵下的人性异化

贾平凹对于五魁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性异化的关注与审视值得我们深思。弗洛姆在论及异化时说到，“首先，异化是人的一种‘体验，即精神和心理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关系上的异化;其次，这种‘体验使主体失去了主动性，使主体觉得不是依赖自己，而是依赖于自己以外的力量。人不再觉得自己是自己行动的主宰，而是受自已以外的力量所支配”。[6]“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精神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是畸形发展”。[7]其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睡，生殖——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的时候，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8]异化活动把人的自主活动贬低为了手段。联系贾平凹的众多作品会发现，人性的复杂欲望尤其是情欲与性欲被贾氏熟练运用于他的文本中。笔者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包含了伦理道德在内的社会属性。但当封建伦理道德意识过分束缚个体甚至成为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关键因素时，人性就会发生异化。此结果更加突出人情欲中的生物性，并将生物性作为辨别非人的关键所在。回到文本会发现，由驮夫到爱人，再到土匪，身份的一次次转变将五魁一步步地推向了由他自己设立的欲望的深渊。自始至终，传统道德规范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心支配着五魁，使他通过退让和牺牲来换取道德和人格上的片刻崇高感。不过，这种道德上的坚守使他一旦发现自己爱着的，仰望着的，敬重着的如菩萨般的女人在与狗行苟合之事时，精神信仰的崩溃便会随之而来。失了心丟了魂散了魄的五魁设计杀死了狗子，女人终因羞愧而自毁面容跳崖自杀，五魁自食苦果。我们说，五魁是自私的，自私到只顾自己爱着女人，只坚持自己的人生教义，却从未考虑到女人正常的情感需求在情感场域中需要被满足的现实情况。五魁给女人树立了一个神圣的不容玷污的“女神形象”。可当“女神形象”的设定崩塌时，其影响便加速了他的异化过程。且在加速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他深深地自我怀疑。原来自己最为看重，认为最不可违反的一套伦理哲学竟然敌不过最卑微的人的生物性欲望？那还有何意义再将这套哲学观念奉行下去？在此情景下，一个无情，无爱，无所寄托的行尸走肉出走为土匪恐怕也是他唯一的出路。成为土匪头子的五魁其本性早已被淹没，变成了一个似人非人的被异化的游荡在商州山乡里的“游魂野鬼”。而五魁对待那些抢来的女人恐怕也只是单纯的动物性欲望的发泄。女人嫣然成了他的玩物，变得不再神圣。而五魁在失去所有的寄托后，日渐在异化的魔爪下沉沦。最后，独留放荡的身体危害人间。

“悲剧的实质，就在于冲突，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9]《五魁》为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幅受封建伦理道德意识强大钳制力的侵害，一个童贞式美好人物被异化为贪婪土匪的悲剧性画面，表达了作者对商州地区底层人物生命与复杂人性的关切与审视。而带着封建伦理道德这把沉重镣铐艰苦寻找的五魁，根本找不到适合他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环境。他的生活已然没有了方向，爱情没有了意义，人性没有了色彩。最终，只能在失去所有之后在山乡间放肆他那悲凉的人生。

【参考文献】

[1] 左丹华.占有还是存在——弗洛姆社会批判理论研究[D].复旦大学，2012.10.

[2][3][4][5] 贾平凹：五魁[M].译林出版社，2015.260.260—261.277.292.

[6] 王静：生存异化与人道主义人性观——对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解读[D].吉林大学，2007.7-8.

[7] 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411.

[8] 曹莹莹：从伦理价值到生命意识——试比较贾平凹小说《天狗》和《五魁》[J].哲理，201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