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宏 恩

(台湾中山医学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台中 40201)

由于人类无节制、无穷尽的消耗导致环境破坏、生态失衡，人类因而积极发展所谓的绿色科技，企欲调和与环境、生态的冲突。可是，一方面，人类对大自然的消耗以致于造成环境破坏、生态失衡最主要的“工具”即为科技，那么，所谓的绿色科技是否可能成为另一型态人类目前尚未完全明了的“消耗”？另一方面，直至目前，绿色科技的发展尚无法普及化，如“会呼吸的房子”之类绿色建筑，价值不菲，并非一般人所能共享，又如绿能，所费不赀，非文明地区难以负担，当然，绿能尚有天时、地利等环境因素之限制。再者，一味地致力于弥补缺憾，却未消弭破坏源或有所节制，看似积极，恐怕人类终将处于灾难之中。本文聚焦于《墨子》关于环境、生态之“节用”“节葬”的论述，由“人口”“劳动力”“殡葬”等方面切入，省思当代相关问题，以寻得解决之道，并扩而对整体环境、生态的平衡复苏有所启发。

一、墨家“兼爱”之落实在于“兴利”与“除害”

(一)墨家主张“兼爱兴利”

墨子认为，世道纷乱的根本原由，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彼此相爱以交恶致乱。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人必须兼爱，天下方得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墨子·兼爱上》)

兼爱的具体落实即在于施益予他人，但是，一方面，施予利益是相互的，非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兼相爱，交相利”，正如“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强调爱的主动性，而非交换式的互利[1]163；另一方面，施予利益并非仅止于个人的小利，更是为谋求群众的大利(公利)、人民的福祉、天下的幸福。因此，兼爱在“兴利”，以造福天下万民。

(二)“兴利”必先“除害”

固然，墨家主张“兼爱”并致力落实“兴利”之具体福利的营造，但处于征战频仍的乱世，“兴利”如何可能？所以必先“除害”，“兴利”方得以毕其功。“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

墨家所处时代最大的“害”即在于难以歇止的攻伐征战，大部分的物质、资源皆消耗在战场上，民生相对匮乏、凋零。因此，墨家在“除害”方面的主张，除了为弭平战事的“非攻”之外，“除害”在民生方面即在于“节用”与“节葬”。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

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在久远前墨家所处时代，环境的破坏受害的还是人自身，墨家“非攻”的主张是为消弭摧残环境的破坏源，但同时亦必须降低损耗、减少伤害，况且“节制”需德性之培育，必须逐渐养成生活习性(德行)，而非仅在于一时之外在迫力的影响，如此，即使战事消弭而进入太平之世，亦不致重返奢糜，当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宋·司马光《训俭示康》)一语虽为墨子后世人之言，而其理于先秦墨者何尝不是了然于心！

二、墨家主张“节用”在于“崇俭去奢”达致资源的充分运用

先秦墨家提出“节用”，主要是针对贵族的奢华，免除浪费，增强国力，方得以造福人民。实际上，贵族作为战争的发动者，也是环境的破坏者，而平民百姓纯粹是受害者。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

此语明确指明,“节用”并非消极地省下了什么，更是积极地创造福利。天下纷乱的时代，很难由外在取得资源，而由于战事的破坏，民生摧残，更遑论能取得什么资源！此时，资源独享的贵族，一方面去除无谓的花用，不造成浪费，一方面节省既有的开支，不多做欲想，譬如：

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凊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

将不浪费、不多做欲想而节省下的资源用之于民生，不但可增进人民福利，而且可使国力倍增。其具体措施主要在于“节宫室，节衣服，节饮食，节舟车，节蓄私”等五项，一方面禁止宫廷贵族的奢糜，另一方面营造社会整体的俭朴风气。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墨子·辞过》)

实际上，即使是那时最为看重的甲兵，墨家亦有其节用之道：

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

此等思维，以今之眼光观之，除了资源的充分利用，更是高科技的展现。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唯一发展当今之所谓科技(尤其是自然科技)的一个学派，并凝聚平民百姓(百工)之能结合成墨家团体，以资源共享、科技应用之运作的团队。然而，不能忘了，墨家的主张在“兼爱兴利”，资源、科技因出于“非攻”目的而用在防御性器械、工事上的运用固不能免且需精良，但主要仍在于造桥铺路等等相关民生上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且舒适的生活环境。如此，论及“营造”，即牵涉“劳动力”的发挥，劳动力又涉及“人口”的发展，在墨家“节用”的思维中，皆有其具体的规划与作为。

(一)质与量并重的人口发展

墨家所处战国时代，人口问题主要在于“量”的不足。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墨子·节用上》)

战事频仍、环境破坏使得民生艰困、人口大量死亡，而且连年征战所耗损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课税益重，人民财用不足，冻死、饿死者亦不胜数，再者，连年征战，更遑论生养小孩！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援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

那么，什么人口政策才能有效地增加人口呢？实际上，以上所举之种种，基本上都是由于为政者不能节用，这样一些消耗、耗损的做法无形中就成为减少人口的政策，相形之下，为政者如能节用，则节用的做法便成为增进人口的政策了。

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

不难明白，必须先有相当的“量”，才能要求“质”的精进。那么，什么方法才能有效地增加人口呢？实际上这种方法先贤圣王已然提出，后世为政者却轻忽之，且又耗费无度，以致造成人口不足的后果。

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墨子·节用上》)

显然，圣王推行的是“方法”，并非诉诸强制性的律法，而推行方法必须要基于某种理念的撑持方得以落实；对于墨家而言，圣王即是基于“兼爱”的理念而推行此法以利生育。实际上，圣王之法亦非直接倍增人口之法，却是人口等量(平衡)控制之法，圣王既没，人心涣散，恣意而行，加之战祸连年，世道纷乱，如前文所述，为政者没有重拾既有的“兼爱”理念、因应的“节用”措施，人口如何可能增加？即使以强制的手段，不但达不到效果，更可能引起人民的不满，造成相反的效果。关于人口在“质”上的精进，一方面，墨家自有一套教育理论，主要目的就是培育“为义”之“兼士”(兼爱之士)[2]。另一方面，墨家将平民百姓组织起来成为墨家团体，百姓即“百工”，墨家团体凝聚了散布于民间而最为弱势之平民百工，传授其知识，强化其知能，且百工之间相互学习，增进彼此的了解，促进彼此之间的协调合作，俨然形成一股足以拨乱反正之力量。

然而，时至今日太平之世，人口的问题不在“量”而在“平衡”，尤其是年轻一代不愿生育，平均寿命又不断上升，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这对社会整体环境自然有着相当的影响，作为社会砥柱的青壮代负担日益沉重，亦直接影响到对下一代的生育、教养问题，且间接影响人口质量。此刻，当局想尽办法提出相应的人口政策、催生方案，譬如：生第一胎给予补助或优惠，生第二胎补助或优惠更多，生得越多补助或优惠越多(当然，补助还是有一定限制)，即便如此，却皆不见功效！原因当然有许多，简言之，由怀孕、生产到对孩子的养育，单单是有形的花费已是惊人，加之无形的投入更是难以估量，而所谓的补助或优惠，犹如奖励一般，仅仅是一次性的或者一时之间的，钱花下去了，不但不见效果，反而成了墨家所言之“无用之费”！很显然，墨家“节用”的主张并非反对多一笔开支，更不是挖东墙补西墙应付式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只是节省下一些钱财，而是整体性的检讨与规划，去无用就实用，并非仅是发发钱、给予什么优惠之个别性的获取，因为这样反而将资源分散了且不见效用。然而，这里有个“量”与“平衡”之间的吊诡，如今人口在量上并无减少反有增多之趋势，但在生育率有减无增的情况下，亦造成人口失衡。在人口之“量”与“平衡”双重压力之下，鼓励生育无形增强“量”的压力，而抑制生育又增加“平衡”的压力！如此，即形成两难！而无论哪一方的压力，都会对环境、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难道真的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吗？如果将墨家“节用”的主张仅仅理解为节制、节省，恐怕难有积极的作为，因为，墨家“节用”之义理乃基于“兼爱”之理念的落实，兼爱的实践(行兼爱、兼爱行)是为众人以至天下谋福利，营造幸福的生活。

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墨子·节用中》)

“忠”即“尽己”，如同孟子对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的称颂；“信”乃内外一贯，正是由(兼)爱发而为造就(公)利之具体行动。墨子一语“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道明兼爱无终止，施利、造福亦无止期，而可终身不倦怠。此即涉及劳动力的分配、运作、发挥之问题。

(二)适度发挥达致最大效益的劳动力

当然，不能说在先秦墨家所处时代没有人口“平衡”的问题，战国时代战事连绵，男丁都被送上了战场，战争所造成的伤亡，不仅人口在量上不足，余下的老弱妇孺伤残对于环境的维护、生活日常的运作在人力上皆可能有所欠缺，更遑论建设！这同样涉及劳动力的分配、运作、发挥之问题，不同的是，战国时代人口因量的不足，造成人力和人才短缺，而当今人口却是处在量的过剩(不断增加)与失衡(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可是，寻得解决的道理却是一致的：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

简单地说，就是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该做多少就做多少，多做的就是浪费；否则，不惟土地、生态将受到影响，人民生活亦可能陷于困顿。因此，无论是战国时代人力和人才短缺，或是当今人力过剩、失衡之问题，劳动力的善用，其理为一。

关于劳动力的善用或充分发挥，当今尚有人口高龄化及劳资关系和谐之问题，而相关劳资关系和谐的探讨，已然不在本文范畴之内，于此即不加着墨。笔者以为，对高龄者，无论是自身或是他人，总有一份迷思，一方面，认为高龄者就是劳动力减弱或丧失，是需要被照顾者，与劳动力(生产力)似乎已然脱节？！另一方面，临界退休年龄(在台湾一般是六十五岁)却退而不休，是否又可能霸占了后辈的工作机会？如此两难如何解决？笔者以为仍然在于“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一语的领会，如墨家面对战国乱世之战略思维乃全民皆兵，但必要有所激励方得以尽其全功。而激励亦不能一视同仁、毫无差别，端视其劳动力(工作能力)的付出而定：

其疾斗却敌于术，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奉。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墨子·号令》)

重要的是，别忘了前文提及之兼爱的主动性，既主动必有所自觉，而且，不仅是单个人之个人性的，更是团体之团队整体性的。因此，劳动力的付出、工作能力的发挥主要并不是被安排的，而是个人自觉以及团队的整体规划。个人融入团体的自觉在于“彼此学习”，(墨家)团体成员各按其经历、特殊技艺而法定劳力之分担，但也要求他们循环各部门并熟习之，唯有老练且富有经验的成员，才从事知识性的事业[3]234。他们在从事知识性的事业时，既能独当一面，又能有所带领性地发展百工技能，甚而成为团体之领导者。“巨子”为团体最高指导者的称呼[3]235，具有发号施令之权力，亲率弟子，言行合一，以践行墨子义理和实现墨子理想为团体努力之目标[3]236-237。

比之于当今，退而不休的高龄者最应有如此的资历。然而，除此自觉之外，在事事讲求权利、报酬的今日，这些有资历退而不休的高龄者，是否因此更可能占据了某种位置和获享某种程度的酬劳，反而阻碍了后辈的前程或工作机会呢？此即需要某种程度的自发性。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墨子·贵义》)

依笔者之见，墨子此言并非意欲劝世人要作出牺牲奉献，即使墨者自身的确会如此作为，而且能为义(公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死不旋踵，但是也不会对一般平民作出此等要求，因为墨家出自平民，与平民为伍，自称“贱人”，最能体会承受战火摧残之百姓艰苦，又如何可能要求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作出如此的牺牲奉献？！但墨子却是唤起百工之自觉，在乱世必要自发性地在己之所能下有所作为，而不是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试想，即使那十人中的一人得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其他九人难道不会对之抢食？如果十人皆得以饱食，也就相安无事了。当然，这并不意味是对慵懒、怠惰者的姑息、放纵，而是墨子的一种比喻式的说法，一方面唤起其故友的自发性，一方面也是邀约其故友一同为义(创造大众福祉)而努力。在今之太平之世，笔者以近代孙中山先生所言“平等的精义”来阐释墨家这种自觉、自发性的呼唤：聪明才智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智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智者，亦当尽一己之力，服己一人之务，造己一人之福。

三、面对当今环境、生态全面性失衡之挑战

言及于此，不难明白，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战争所带来之环境、生态的失衡，以今之眼光，仅在于人群(社会)之间，对于所谓的自然环境、生态尚未构成威胁。墨家虽有发展如同今之科学，尤其是当代甚为瞩目的自然科学，但并未作系统性的分门别类而成为如同现代之知识系统，而是将当时各种科学知识整合荟萃，后人编纂为今之《墨经》①[4]194。当时墨家之科技，乃基于其(墨家团体)“兼爱”之理念、“为义”(谋公利)之目的以及所蕴涵之科学精神[4]191-211与人文精神[4]213-235的向外开展，除了发展作为防御性守圉之器械外，最主要的是在于造桥铺路等民生福利之实用性的应用与运作，影响所及，限于人类群体的环境、生态(社会环境、人口、劳动力)。而今之科技的普及，已成为人类欲望的延伸，笔者此言并非意谓战国时代科技的使用就无人类欲望的满全于其中，只是如同当今之科技在当时非文明之主流②，除了墨家为了其“非攻”之主张以及为大众谋福祉、营造天下人之幸福的理想而关注科技外，其他诸子百家皆未用心于此。而如今科技的应用已遍及于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是科技(产品)的用户，且为了满全人类更大、更多的欲望，科技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追求更多、更大的便利且无所节制。改变(自然)环境不说，更是与自然竞争，如因人口增加使得城市不断扩容，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与万物争地，如物种的大量减损甚而灭绝，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衡。无论是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是生态的失衡，如今皆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能说“科技”是罪魁祸首，因为科技毕竟是人所发明、为人所使用，只能说“科技”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因子”。但是，笔者无意否定甚而阻止科技的发展，墨子云：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显然，虫鱼鸟兽取之自然即可衣食无虞，而人类必须倚仗自己的努力方得以生存，科技当然是人类努力的成果，且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文明之主流，无可遏抑，亦不当违逆。再者，虫鱼鸟兽与人类两厢对比，亦已表明各有各之界域，互不侵犯。然而，人类已然侵入虫鱼鸟兽之界域，历年来有多起大型猛兽闯入房舍、校园之案例，甚至造成伤亡，为人类所射杀，人类之过却由无辜动物承担！近年来环保相关问题更是全球性之议题，可是，人类仍继续相信及使用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失衡之主要因子的科技去谋求解决之道，是以毒攻毒还是雪上加霜？当然，笔者上文有言，科技在当今的发展无可遏抑，亦不当违逆，以科技去解决科技造成的问题，在思维上并不矛盾或冲突，重点在于如何取长补短、去芜存菁？现代科技为人类带来普泛的福利与福祉，创造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非常符合墨家“兼爱”之理念，只是，更不能忽略了墨家在“兼爱”理念之下“节用”之主张，方不致形成劳动力的浪费！譬如，手机已是现代人无可或缺的工具，手机不断推陈出新，功能不断提升、增加，人们也就不断地汰旧换新，一方面，被淘汰掉的旧手机成为难以处理的垃圾；另一方面，为了争夺市场，手机行业不断推进和增加手机功能，但大部分手机功能皆非人们一般日常生活所需而被闲置，造成劳动力及物品的浪费。墨子曾尖锐地批判当时的统治者：

墨子当年的批判亦适用于现今之景况，只是不同的对象罢了！当今论及环境、生态还有殡葬的问题，墨家亦有“节葬”的主张，虽然今之情况与墨家所处战国时代大相径庭，但仍可作为现今景况省思之指引。

四、节葬、洁葬

“厚葬久丧”原义在孝亲之礼，《论语·为政》云：“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墨家虽然“非儒”，但仍举扬孝子之道，孝子与仁人同为社会之道德典范[3]316。

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

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墨子·节葬下》)

只是，一般人不明此理，仅仅照着既有外在形式而为，甚而不知所措、莫衷一是！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墨子·节葬下》)

再者，“厚葬久丧”之礼在当时之乱世并不合时宜，因为“厚葬久丧”不但不符合“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此三项除害兴利之要务，而且更是适得其反！

是故求以富国家，甚得贫焉；欲以众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乱焉；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祸焉。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墨子·节葬下》)

如果勉强为之，即形成礼之僵化。以“兼爱”为理念之墨家，重实务实效以为天下谋福利，认为“礼”可因不同处境而制宜，不但仍能满全孝子之道，而且造就生死之利。

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墨子·节葬下》)

礼之僵化容易造成社会陋习，随着时代变迁，“久丧”已不可能，却愈是加重了“厚葬”的分量。而今太平之世，生活富裕，“厚葬”则愈是走向了奢华，孝子之道却不见彰显！

(一)环保意识衍生下的绿色殡葬

“环保”即“环境、生态的保育”，意谓对环境、生态的保护与养育，环保意识的抬头，如今已然成为一股潮流，殡葬亦不可避免地在这股潮流下受到检视，尤其在地狭人稠的地区更是迫切，绿色殡葬应运而生。所谓“绿色殡葬”，简单地说，其表层意义为，丧葬的处理必须符合环境、生态之保育的模式与作为[5]46；而其深层意义为，依于环境、生态不再遭受破坏而得以复苏、回归自然之核心目标，藉由消解对土地环境、生态的破坏之作为，并消除人为与自然对立之状态，以不着痕迹地融入自然之中[5]50。而其具体做法，是将遗体火化后以抛洒或植入之处理方式进行海葬、树葬与花葬[5]51-58，此即所谓(环保)自然葬法或洁葬。基本上，此等葬法是依于结合了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人文自然主义的殡葬，以“慎终追远，反璞归真”为理念，认为生、死乃自然历程，人力所不能及，“生”要“活在当下”，“死”则“回归自然”。所以，人们当以“慎终追远”的心情成就“返璞归真”的自然向往[6]129-134。

只是，如此的思维，在现实中效用不彰，在台湾，一方面碍于当局相关政策、法令之规定，另一方面土地实在不便宜，因此，一般民众大多选择遗体火化的方式，然后将骨灰放置于灵骨塔，原来的一片墓地转而为一座座灵骨塔的耸立。表面上的确是比原先土葬环保了许多，而终究非长久之道。那么，如此之人文自然主义的绿色殡葬到底缺了什么？或不足之处何在？以致如此效用不彰！

(二)节葬而洁葬

笔者以为，人文自然主义的绿色殡葬缺乏融合儒、道之根本理念，一味地强调“回归自然”却又难舍“慎终追远”之孝子之道，似在掩饰今人对“厚葬久丧”之批判，况且儒、道所言之“自然”大相径庭！道家之“自然”可由“反璞归真”来体会，而儒家之“自然”即为“人道”，乃人承天道而为人道，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干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之所言。如此，即不难了解，墨家依于“兼爱”之理念，注重达致人民福祉的实际效用，其“节葬”主张不失孝子之道，亦不妄谈“自然”，然而，由上文所引“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笔者以为，要说墨家之“自然”，即在于“当下之该为、不该为”，不是“回归自然”，而是“自然回归”；不是“人文自然主义”，而是“自然人文主义”。“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有“礼”的内涵，却无繁文缛节，成全孝子之道，就是基于兼爱以利全民之规划，因为墨家深刻体会人民之苦以及“礼”可因不同的处境而制宜之真理。

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既窆而后哭，满坎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如此葬埋之法。(《墨子·节葬下》)

在如此自然人文主义的感召之下，不难领会“节葬”之必须，无论是在乱世或太平之世。时至今日，亦不难理解，有此节葬之领会，“洁葬”之法方得遂行。墨子并训勉当时之士君子：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墨子·节葬下》)

面对现今殡葬之于环境、生态问题之繁复，领悟墨家“节葬”主张之启发，体会墨子之训勉，我辈更当戮力以赴了。

五、结语

“清贫朴实”表面意为生活清苦贫困却不失性情上的质淳笃实，实质义理在于心态上的清明，知所缺乏而纯然虚心以对，是心性上的修为，其落实即在于“节”，“节”是“俭约”。对于墨家来说，心态的清明在于“兼爱”理念的深化，而其落实，生在于“节用”，死依于“节葬”。“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虽是说“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但同样可说为“子墨子制为节用之法”以增进人民之福利。不难明白，“节葬”之主张仍基于“节用”之思维而来，“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虽说“不失死生之利”，然亡者已矣，亦仍在于谋生者之利益。

当今环保意识高涨而形成一股潮流，却缺乏中心思想(理念)。譬如，讲到环保时，经常会出现的画面是一头北极熊孤身站立在仅够容身的浮冰上，表达地球暖化已严重威胁到北极熊的生存，这给我们带来的往往只不过是一时情绪或情感上的同情、怜悯，不但不能持久，而且终无法持续环保之实践。环保是一整体性的作为，非仅仅在于个人的作为，而是需要团体性的凝聚并落实于团队性的运作。墨家或者说“墨家团体”，由“兼爱”理念的凝聚，以“兴利除害”为宗旨，追求以“公利”(天下人之福祉、幸福)为目标的“为义”之具体作为，深思其“节用”“节葬”主张对今之环保实践的启发，可归结如下：第一，“崇俭去奢”在于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仅是节省、不浪费，也不仅仅在于高科技的展现，更是“适宜、恰当运用”之高级思维的运作；墨家无论在食、衣、住、行、育、乐甚而甲兵方面，皆有具体之指明。第二，墨家更指明“人口”是一切的根本，在其所处战国时代人口问题在于“不足”，而今之人口问题在于“量的激增”与“年龄层失衡”的双重压力。墨家不但在具体做法上有所提点(昔者圣王为法)，更提出“忠”(尽己)与“信”(内外一贯)以利天下而不怠，可作为当今人口“量”与“质”均衡发展之思考指标。第三，人口、资源运用亦涉及劳动力的分配、运作、发挥之问题，以上两点所提“适宜、恰当运用”与“忠信以利天下”，亦为劳动力之善用的思考提点。第四，在不失“厚葬久丧”以尽孝子之道之原义，配合今之环保潮流兴起的绿色殡葬，由墨家提出之丧葬的具体施为，思及精义，以落实“洁葬”之具体作法。

总归而言，墨家的环保思维可归结为“清贫朴实的生与死”，也就是墨者生命生活的写照。

注释：

①《墨子》一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合称为《墨经》或《墨辩》。

②实际上，传统中国文化历来皆视技艺之流为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