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锦娟

摘 要：学习历史，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组织考据、义理、词章。《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有学术上的独立价值;又是史语所的组织工作纲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尝试就本意以及其核心观点“史学只是史料学”作粗略探讨。

关键词：历史语言、“史学只是史料学”、意味·真味·美味

（一）作者简介与解题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3年始求学于北大国文门;五四运动中任北大学生领袖之一;同年，公费留学伦敦大学主修心理学、生理学;1923年留学柏林大学主修比较语言学等;1926年回国，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带领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学术著作《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性命古训辩证》等。主张推进文字改革，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傅自评一生“非官非学”，世人多认为其组织领导贡献更在学术贡献之上。

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与“语言”并列，欧阳哲生引用了朱家骅的观点“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孔详成也认为兰克语言学的治史方法对傅影响深刻。桑兵考证实际上傅心目中的典范乃来自法国。[1]

（二）文章结构

《旨趣》文章结构大致如下：

1）欧洲、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各自发展特征和近况;提出（近代史）史学只是史料学;批评章氏排斥使用新材料。

2）史语所设立的宗旨

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

反对“国故”概念;反对疏通;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

3）史语所组织规划。“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高呼三口号：……

《旨趣》一文有学术上的独立价值，比如《傅斯年全集》就把本文收在学术卷而不是史语所卷;又是史语所的组织工作纲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学者作了不少的深入研究。[2]由于阅读与水平所限，本文竭力理解前人研究成果，尝试作粗浅写作。

（三）本意所在

乍一看，似乎傅开创了与章、胡等大相径庭的学术理念;似乎傅过分地强调考据、排斥义理、词章。然而把本文放回到历史环境中去解读，便可逐步意识断章取义带来的认识偏差。

章、胡、顾、傅的人际交往、学术思想本有着深刻的渊源。在北大时，傅与顾为大学同学且室友，皆耳濡目染于章、胡的学问。杜正胜在《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顾、傅、胡思想成长中种种交汇互动之处。而比照四人的学术理念，也并不是没有相通之处。杜就指出除“历史语言”外，顾皆有不同程度的类似主张;傅的三点主张“已经是包括太炎弟子和古史辩在内的新文化派公认的规则”;且《旨趣》“精神与北京大学国学门也大抵相通”。[3]因而，可以说傅的学术思想本身并没有字面和措辞上显示的那样独树一帜，而傅却故意一惊一乍地划分得泾渭分明。

20世纪20年代，“历史称王”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念逐渐显示出虚浮的一面;“整理国故”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主流包括章太炎门生和‘疑古派，相比之下，如果不论社会声势的大小，前者的势力和影响在学术界显然胜于后者。”[4]傅斯年《旨趣》或许有针对顾的成分，但是为了另起炉灶，在人脉上和章门划清界限，更多是针对章门弟子。[5]尽管如此，文中傅对章氏的激烈语气还是让人惊讶不已。

（四）也谈“史学只是史料学[6]”

本句可补充为：（近代史）史学只是史料（编辑之）学;而“编辑”非指简单的誊抄、摘录、编纂;实则强调“比较”的治史方法。“傅斯年所谓近代史为史料编辑之学，主要有两层意思，……史料便是史学，最重要的是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认识整理史料之于研究历史的作用。具体而言，史料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7]“历史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個记载，所以这个事件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而这两点既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两个层次，又是比较不同史料所能达到的两个目的，也可以概括为：一、近真;二、头绪。此言揭示历史记录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以及如何寻求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两大命题，可谓深得史学研究之真味”。[8]历史俱往，后来人无法“身”临其境，只能通过参合、比勘种种关联互动但却褪色、失真、变形、移位甚至产生“化学反应”而面目全非的痕迹以求“心”临其境，拼凑出近真的四维时空现场。

史学只是史料学，容易引起误解。学人往往“把一切文籍都当作史料”;作文“见事不见人”。更有甚者，干脆直接理解为：史学止于机械性整理史料之考据，毫无整体性贯通学问之义理。所以，学人皆不读书，不研习原有主干材料，而是一味忙于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往往零零碎碎，却又无法有机嵌入原有的主体材料，真乃中了钱穆所言“黄茅白茅，一望皆是”。

当然，傅的过激言辞也为其他学者和学派的批判留下了空间[9]。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词中就作了直接批评：“……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涂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10]，指出“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达体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又曰：“故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即此便具绝大义理，经得起绝大考据。”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是开篇明义：“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之不同。……”[11]。则言先要有意味（义理），方求真味（考据）和美味（词章）。从治学态度而言，此亦不无道理。然则若从意味出发，失真似乎总也难免。

尝闻一小故事，据说“厨师”一词原作“厨诗”——古代一厨师以两个鸡蛋作为材料做出了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做法参见注释[12]。美，则美矣;妙，亦妙矣;极尽意境之能事矣。

然则笔者突发奇想，北方大汉尽可诘难这番“小家子气”的“意味”，而声称要做气势磅礴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13]（蛋白可作雪，蛋黄可作月）塞外英雄尽可大手一挥，要求做出意境辽阔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4]（蛋白可作雪、梨花）。可见鸡蛋还是鸡蛋，意味却在于人心，美味更在于人口。

（五）“词义”与“本意”之间

汉语中，有直笔、曲笔、隐笔之分，“词义”与“本意”之间似乎往往有较大的落差，也可说往往含有潜台词，弦外之音。所以，我们不仅要读他/她写了什么，更要读出他/她没有写什么;不仅要读出他/她没有写什么，更要观察他/她做了什么。若脱离语境仅按字面解文本，往往只是解“词义”而非解“本意”。目光所及只是亭中之酒坛，而忽视了亭外四周之怡情山水;然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多种语言则更麻烦。就比如简单词汇，当说到“计划”/“plan”/“計画（けいかく）”时，浮现在中国人、欧美人和日本人脑中的意象其实差别很大，所以在跨国企业的董事会上，经常乱成一团。只有以“意象”为标的，才能寻找对话的同心圆，避免各说各话或擦肩而过。我常想，其实翻译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它总会带来变味与偏差。

钱穆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15]同时，中国在近代以来，又被卷入世界史（WorldHistory）中，所涉及因素愈加层层繁复，时不时要跳出事件本身甚至中国范围，站在国际背景之上来作观察和考量。“世界历史（HistoryoftheWorld）：世界各国历史的总和，是在相对隔绝的状况下，以个体的方式进行的。”“世界史（WorldHistory）：19世界末20世纪初……表明世界终于形成为一个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整体了。”[16]“世界历史”并不是“世界的历史”，它并不是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世界由分散演变成整体的历史过程。因此，治中国近代史既要继承连绵不断的古代文化，又要吸收东学、西学、汉学，对于视界的广阔度和思维的深邃度皆有更高要求。路漫漫其修远兮。

所以，可以说治史应该以历史人物为中心，通过解故实，通语境，参合文本，进行长编考异，做出时空定位。只有如此，才可能做到按照中国固有的脉络认识自己。

（六）小结

考据、义理、词章，如何水乳交融地组织起来，做到“充实而有光辉”[17]，为历代学人所孜孜以求。特别是考据和义理，如何拿捏得当，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一方面，若无历史整体观，则考据零零碎碎，“黄茅白茅，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18]。另一方面，大约历史学（家）最紧要之意在于不断传承近真史实，从这点而言，没有了考据，义理、词章都只是海市蜃楼。且傅所强调的“聪明的考据”其本身并不止所谓零碎考据，并没有脱离对大背景的关怀。而两者的微妙平衡，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需要史家心智的细细体味，长时间的反复调整、琢磨。

参考文献

[1]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方法创新初探-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948年）为线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月第26卷第1期 。《近代学术转承_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第12期 。 孔祥成：《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方法创新初探-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948年）为线索》。 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等。

[3] 详见《<旨趣>解析》

[4] 同上

[5] 同上

[6] 侯云灏《史学便是史料学——记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历史教学》1999年第9期，21页。

[7] 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第32页。

[8] 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9] 郭沫若，柳诒徵，钱穆，章太炎等。参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序言，第32页。

[10] 参见《<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

[1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

[12] 煮熟兩鸡蛋，剥出两只蛋黄，加调料并点缀几根青菜，曰：“两个黄鹂鸣翠柳”;把蛋白切丝排成一行，垫上一片青菜叶子，放入盘中，曰：“一行白鹭上青天”;蛋白精切成细丝一撮，放入盆中，曰：“窗含西岭千秋雪”;一碗佐味清汤，上面飘浮着几片蛋壳，曰：“门泊东吴万里船”。

[13]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唐 李贺《马诗》第5首

[14] 唐 岑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页，三联书店，2001年。

[16] 《世界现代史（1900-2000）》，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8年。

[17]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

[18]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第1页，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