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

陈老总气壮山河

1965年9月29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政协礼  堂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当时领导培养青年人，让我去看一看这种场合大翻译是怎么翻的。

这个时候，陈毅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异乎寻常。    原因有三。一是苏联人在边界大量屯兵，中苏关系紧张;二是  1962年，我们跟印度人真枪实弹地打了一仗;三是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蒋介石号称要反攻大陆。

当时我在现场，见到陈老总激动起来：“你们都来吧，苏联人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面来，美国和蒋介石你们从南边来，我等你们来头发都等白了。”气壮山河。

毛主席对陈老总这个记者招待会很欣赏。我当时26岁，听得热血沸腾。

情报不如面对面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主席去世，中国的党政代表团到了河内，李先念同志带队。本人是代表团的一个翻译。

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是柯西金。

我们到了河内之后，代表团有一条纪律，见了苏联人不理。葬礼结束之后，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把话传过来，说我能不能在回国途中经停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

先念同志一听，马上向北京的毛主席、周總理报告这个事情。等北京指示来了，同意他经停北京机场，他的飞机已经飞到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的上空，听了这个消息，调转机头到了北京机场。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首都机场会晤。

周总理一见柯西金，美国人就说，这两家怎么谈起来了？谈什么呢？就开动全部情报机构想了解情况。

搞外交的人都知道，情报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东西能够取代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会晤。1969年12月，华沙举行了一次南斯拉夫的时装表演，美国大使去了。时装表演大使可去可不去，他专门去了，目的是什么呢？想跟中国人接触，电话也不行，怎么办？

面对面谈。

两个结论铺平道路

到1970年年初，中美在华沙恢复了大使级会谈。这个时候，中国外交孕育着大变化，我想应当给四位老帅记一大功，哪四位呢？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老同志都知道，“文革”期间老帅没什么事做了，当时毛主席通过周恩来总理给他们四位老帅布置了一个任务，说你们议论一下天下大事。

1969年5月到9月，四位老帅坐在一起议论了若干次国际形势。这四位老帅不简单，到底是身经百战，看问题入木三分。

他们第一次开完会之后，陈老总就去跟总理报告，说我们四个人要带一个秘书。总理一听带秘书就皱眉头了，带秘书干嘛？陈老总说，我们四个人议论，总得有人帮我们记一记啊。然后总理跟他提了一个人，让熊向晖去。

熊向晖去了，后来姚广也去了。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些记录，四位老帅议论半天之后，议论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讲世界。

当时我们认为中苏一战迫在眉睫，四位老帅的结论是，第一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第二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这两个结论了不起啊，这两个结论给中美建交铺平了道路。

陈老总建议说，我们将来要再谈的话，不能在波兰人提供的场所谈，因为过去中英美大事件会谈都是波兰提供的场所，中美谈了什么苏联人全知道，他全部录音录去了。所以，当时正式恢复谈判之后，要么在美国大使馆谈，要么在中国大使馆谈。

中美关系这个时候孕育着某种变化。尼克松上台之后，有一次记者问他，你死之前有什么愿望？他说，我死之前想去中国看看，如果我去不了，我让我的两个女儿去。

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之后，毛主席很重视，当时就把老朋友斯诺请回来了。毛主席跟他长谈了几次，把全文记录翻译成英文给他带回去。针对尼克松想来中国，毛主席说欢迎他来，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可以，谈不拢也行，谈得拢也行。

这为中美关系缓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铺垫。

（摘自《见识：扬州讲坛名家精粹·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