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玉璠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唐代金银器都达到了中国金银器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其他任何时期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不仅可以体现出唐代社会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状态，还反映出民族审美心理的成熟，亦可看到外来文化对大唐社会的深刻影响。本文就试以唐代金银器中的杯类为重点，来阐述其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以期对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唐代金银器繁盛的相关历史背景

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时期，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社会风气开放，胡汉民族融合，多种文化兼收并蓄。因隋唐皆为关陇贵族所建，以“关中本位”为立国之策，故“以丰厚为体”，崇尚浑厚雄健，以丰腴健壮、雍容华贵为美，并逐渐形成了全社会的审美风尚，这也深刻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风格特点。

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富足，世俗享乐、奢侈厚葬之风盛行，“以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传统长生思想，加之“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东西方交往频繁，大量粟特、中亚、西亚、甚至罗马—拜占庭等西方各地区的金银器随着使节、商旅等各色人等大批东来，丰富了唐人的物质精神生活，影响了唐代社会的审美习惯，更把大量外来文化的因素融入大唐文化之中。这些都刺激了唐代本土金银器的生产消费，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从而促成了唐代金银器的繁盛局面。

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文化因素有很多，我们可从中一窥大唐社会的对外文化交流局面。根据齐东方先生的研究论证，可将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大致分为粟特文化、波斯萨珊文化、罗马—拜占庭文化、其他文化因素等四个文化系统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几种文化系统的影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之间影响借鉴，融合创新，中亚、西亚等地区有复杂的历史时代背景，金银器皿自身也具有文化内涵的多样性，这都使唐代金银器本身成为多种文化的集合体。①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唐代金银器中的杯类，以带把杯类、多曲长杯类、高足杯类为典型代表。它们分别受到了以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庭三个文化系统为代表的外来文化，深刻而且复杂的影响。其中的外来风格亦经历了从接受到吸收、融合，再到创新的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

二、粟特风格的带把杯类

粟特，位于中亚地区，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中国与西方各地区的商业、文化等诸多交往很多都是通过粟特人作为中转者而进行的，中国古籍中所载西域著名的“昭武九姓”即为此地区的粟特人。粟特人素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其活动范围遍及欧亚内陆，是欧亚国际贸易的转运者和控制者，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粟特人与中国关系密切，大约自4 世纪起，大量粟特人移居中国各地，甚至进入到官府的作坊里参与金银器的制作，粟特金银器也大批东来进入中国，而粟特地区亦大量发现中国的织物、铜镜等。西方各地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几乎都是通过粟特人来进行的，西方各地区的文化风格都是通过粟特地区来影响唐代金银器的风格制作的，故粟特文化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最为深刻。

带把杯、带把壶的造型流行于中亚粟特等地，而不见于中国传统器物。这种粟特风格的带把杯、带把壶多为银鎏金，锤揲成型，有喇叭状圈足，底足口沿饰以联珠纹围绕，杯把上端与口沿相接处有胡人头像作为装饰，如内蒙古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带把壶便是这样的风格。②邵国田：《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这类粟特风格的金银器在唐代大受欢迎，唐朝工匠大量仿制，又不断加以取舍融合，发展创新，“粟特式”风格的金银器大量出现，其中较多的形制是带把杯。唐代早期金银带把杯具有浓厚的粟特风格，但同时又与粟特银器的制作风格有所区别，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图一）、伎乐纹八棱金杯（图二）、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三件金银带把杯器型均呈八棱状，圈足底边和各个折棱处均由联珠纹装饰，杯体上部有环形把手，这都受到了粟特银器风格的深刻影响。已发现的粟特带把杯皆是环形把手，且十分注重杯把的装饰，把手上部为宽的指垫，指垫上精致的胡人头像是最具特色的装饰艺术，但粟特银器中很少出现人物形象作为主体纹饰。而这三件金银带把杯上不仅环形把手的指垫上有精致的胡人头像作为装饰，而且其杯身的主体纹饰均为目深鼻高、头戴尖顶胡帽、身穿窄袖翻领胡服的胡人形象，且都呈浮雕效果，显然受到了粟特银器风格的影响但又有所区别。①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考古学报》1998年第2期。目前发现的粟特银器均采用锤揲技术制作而成，器体较轻薄，但何家村的这三件金银带把杯皆采用中国传统的铸造方法制作，杯体厚重。铸造技艺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不仅青铜器制作是用浇铸的工艺，中国最初的金器皿亦由铸造而成。此三件金银带把杯中既有粟特风格的深刻影响又有中国本土铸造工艺的影响，可谓“中西合璧”，应是粟特工匠在中土的制品。

唐代金银带把杯的制作风格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其中的中国特色愈来愈浓郁。如何家村的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器型显然是受到了粟特带把杯的影响，但上面的主体纹饰为富有唐朝特色的狩猎图和仕女图，还有莲瓣纹、忍冬纹等纹样的出现，说明唐代工匠已经不是单纯模仿粟特银器的风格，而是开始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创新，使之更加符合唐人的审美习惯。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已知的粟特银器中,几乎都是带宽指垫和指鋬的环形把，而很多唐代金银带把杯的杯把则是不同于粟特的新样式。一部分器物的把手是将环形银条固定在杯上，上端不与口缘平齐，若口缘下有突带，则安在突带之下，且指垫不与口沿相接，直接从环柄上部向外伸出，并微向上翘，呈“6”字形，环柄更无装饰、无指鋬，这是粟特所没有的样式，如沙坡村的素面筒形银带把杯、凯波缠枝纹银带把杯、大阪缠枝纹银带把杯等器物杯柄形状都为“6”字形。而中国传统的杯形几乎都无杯把，只有汉晋时期曾出现过一种带“6”字形把的卮，虽然数量不多，时间相距也较远，中间罕见其延续，但唐代金银带把杯中“6”字形的杯把形制也不能排除是受到了中国汉晋时出现的酒器卮的影响，其与粟特银器相比有很大不同。还有一部分器物为叶芽状柄和卷草叶状柄，均不见于粟特和西方银器中，是唐人的创新样式，如西雅图缠枝纹银带把杯、弗利尔葡萄纹银带把杯等器物均为这种草叶状杯把。①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6-362页。尽管这些器物的总体形制仍是粟特风格，但不仅杯把形状得到唐人的创新，缠枝纹、花鸟纹等具有浓郁唐风的纹样说明这些器物制造于中土。而且精细生动的粟特风格金银器大量出现，说明这不仅仅是靠唐代工匠对外来器物的模仿，而且很有可能粟特工匠也参与进行了金银器的制造。

三、萨珊风格的多曲长杯类

萨珊，是3—7世纪波斯帝国的一个王朝，以其成熟精美的金银工艺而闻名于世。虽然萨珊早在唐初便灭亡了，但波斯萨珊的文化艺术依然渗透到中土，深刻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萨珊的银币和织物在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山西大同等地出土的萨珊银器说明，早在唐代之前的北魏时期，萨珊银器就大量进入中土，而这必定会影响到唐代金银器的制作风格。

在唐代金银器中“萨珊式”风格的器物以多曲长杯最为典型，多曲长杯杯体外部凹陷分曲，内壁条棱凸起，与中国传统器物耳杯光滑的器壁大不相同，显然不是中国传统饮食器物。中国的长杯最初是忠实地模仿萨珊的器物，此类杯造型上与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几乎完全一致，如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水晶八曲长杯。而唐代金银器中的多曲长杯数量更多，白鹤缠枝纹银长杯、旧金山缠枝纹银长杯都是多曲瓣特征明显，器内有凸出的条棱，外为八曲的凹线，与萨珊器物的造型十分相近，但其中的缠枝纹、花鸟纹等纹样却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器表饰满缠枝藤蔓、花草飞鸟等图案，这充分体现了唐人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精神。

萨珊风格的多曲长杯在中国经历了从模仿再到创新的演变过程，这反映了外来文化在中土融合的过程，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文化风格也日益本土化，愈来愈符合唐人的审美习惯。如西安出土的摩羯纹金长杯、鸿雁纹银长杯、背阴村的双鱼纹银长杯、凯波折枝纹银长杯等器物多曲的凸棱不甚明显，分曲浅浅向内，由口至底，大多为四曲瓣，杯体较浅，已不同于萨珊多曲长杯的形制了。②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7-397页。还有如下莘桥的摩羯纹银长杯、大都会高足银长杯、凯波高足银长杯等器物也是多曲的凸棱不太明显，但横向分曲，分曲的鼓凸不很明显，分曲与萨珊的多曲长杯几乎一致，但杯体较深，高圈足是这些器物有别于萨珊长杯的重要特点，脱胎于萨珊器物，又有机融合进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这同样体现了唐人的创新精神。

在中国的长杯演变过程中，脱胎于萨珊多曲长杯，又经过唐人的发展创新，形成了两种分支。一种是形制基本保持着八曲的特点，但杯体更深，下足更高，呈喇叭状，底足的棱几乎消失不见，而流行于中土的莲叶纹样与器体结合形成装饰。另一种是先将八曲改为每曲都由从上至下的内凹线组成，形成八瓣，再进一步将八曲减少到四曲。③齐东方、张静：《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考古》1998年第6期。两种分支皆具杯体较深、高足、侈口等特色，这也是有别于萨珊器物的重要特征，这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在外来文化影响之下的本土化过程，亦体现了唐代工匠的开放心态和创新精神。

四、罗马——拜占庭风格的高足杯类

罗马—拜占庭地区与中国的交往历史也很悠久，中国古籍中将其称为“拂菻”“大秦”。裴矩的《西域图记·序》记载了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三条商路，其中“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①《隋书》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页。而且罗马—拜占庭地区通过海路与中国交往则更为密切，《梁书·诸夷传》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②《梁书》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8页。故唐代亦会受到拜占庭地区文化的影响，唐代金银器中亦会有罗马—拜占庭地区的文化因素。

中国各地出土有拜占庭的金币和一些玻璃制品，而对唐代金银器影响最大的当属高足杯类。高足杯不见于中国传统器物的造型之中，最初应为罗马风格的器物，拜占庭时仍沿用，早在唐代之前便已传入中土，唐代陶瓷器、金银器等艺术品中的高足杯类，可能受到了拜占庭的影响，但由于萨珊控制着拜占庭通往中国的道路，这种影响也可能是间接的。唐代的高足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杯体，平面多为圆形，底部接下面的高足，唐代金银器中高足杯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其高足，高足顶部一般很细，部分还带有圆饼状的托盘，中部一般有算盘珠式的节，下部外撇，此种风格的高足杯主要流行于唐代。

不仅如此，唐代金银器中的高足杯类上面多有缠枝纹、花鸟纹、狩猎纹等富有浓郁唐风的纹饰。纽约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杯腹四个尖瓣之间饰以缠枝纹，其间有飞禽走兽。沙坡村的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整器饰以唐代流行的鱼子纹作地，杯身以折棱为界錾刻两层花瓣，以禽木山水等纹样作为装饰。白鹤缠枝纹弧腹银高足杯杯腹分为六曲，相间饰有缠枝纹与花鸟纹。在唐代银高足杯中，最为常见的纹样当属狩猎纹，这也是唐代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艺术品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③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98-419页。如北京大学出的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沙坡村的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白鹤狩猎纹弧腹银高足杯、何家村狩猎纹高足银杯（图三）等器物都以狩猎纹为主要装饰题材，器型脱胎于罗马—拜占庭风格的高足杯，装饰纹样又极富唐风，人物狩猎、骏马追逐、猎物逃窜等动作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逼真有神，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五、唐代金银器中多文化因素的相互交融

总体来看，外来文化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多通过粟特传入中土，而唐代金银器中外来文化的艺术风格也经历了从接受到吸收、融合，再到创新的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这使得唐代金银器中的文化内涵更为复杂丰富，亦体现了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和唐人昂扬自信、豪迈开放的精神风貌。如何家村出的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图四），口沿、底足边和把手的环柄都是联珠纹，杯腹下部锤揲出内凹外凸的八瓣仰莲，底部焊接有莲瓣纹的八棱形圈足，杯腹分为八瓣，每瓣内饰一朵忍冬花，近圈足处饰一周荷花，主体纹饰为四幅男子狩猎图和四幅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富有唐风，银杯内底处以水波纹为底衬，中间錾刻出三尾小鱼和一个摩羯头，其中有很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又富有唐朝特色，动静结合，生动优美，显得丰满华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①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6-73页。

再如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纹金长杯，其中的摩羯纹是外来的摩羯形象与中国的鱼龙形象的糅合，摩羯纹周围又锤揲出突出的联珠纹环绕一周，底部衬以水波纹，联珠纹外又饰一周莲瓣纹，长杯内壁以花瓣形成四个曲面，每面錾刻两组对称的宝相花纹，宝相花两侧又辅以折枝花纹，唐风浓郁，此杯造型既有中国传统的耳杯特点，又融合了萨珊的多曲长杯造型，摩羯纹、联珠纹等纹饰，还有锤揲技术的应用，都充分反映了多种文化的相互交融以及唐代社会自信开放、创新进取的精神风貌。

唐代“丝绸之路”繁盛无比，中外交流频繁，文化呈现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艺术成就风采辉煌，精神风貌豪迈自信，盛世豪情油然而生，金银器作为“大唐气象”的高度物化而大行其道。外来文化进入大唐后，不仅丰富了唐人的生活，改变了唐人的审美习惯，更与唐代本土和传统的文化所融合，交相辉映，创新发展。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风格也经历了本土化和其创新过程，这使得其自身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复杂。唐代金银器杯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亦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对外文化交流状况，体现了唐代社会豪迈昂扬、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