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娜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随着国际分工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统的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分工格局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中间投入要素的跨国流动以及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生产环节的组合连接。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日益增强，不仅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一定的冲击，也对全球贸易增长形势产生消极影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与重塑，与此同时，工业发达国家不仅利用产业政策来扫除制造业等产业回流的障碍，更是对工业落后国家封锁先进技术。一国能否从全球化深化进程中获得好处，日益取决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以及能否在其中某一环节取得并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日益深化，其中中间品贸易所占的比重也日益上升，目前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60%。近年来，非OECD国家（地区）嵌入GVC生产体系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研究表明2005～2010年发展中国家GVC参与平均增长率为6.1%，与发达国家的3.7%形成巨大反差[1]。我国虽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但是目前仍有部分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位置。为了避免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陷阱，缩小与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工业强国的差距，商务部等七部门2016年11月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加大力度支持贸易强国的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突破“低端锁定”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不仅需要深度分析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更需要深入探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之间影响因素有何差异。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地区）作为两个不同的整体，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因素存在着哪些差异，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与贸易、产业政策的制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目前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的方法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基于出口产品价格和出口复杂度的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地位。Feenstra[2]、Schott[3]等通过建立出口价格指标体系发现，不同的出口产品价格体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性，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Michaely[4]利用贸易专业化指标（TSI）来衡量贸易专业化水平，Hausmann等[5]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出口复杂度指数，利用出口产品国的收入水平来衡量某种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而测度全球价值链地位。二是基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地位。在WTO和IDE-JETRO在2011年提出贸易附加值[6]的基础上，Hummels等[7]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概念，Johnson等[8]提出出口附加值概念，为了梳理协调多个测算指标之间关系，Koopman等[9]综合不同的测度指标，提出了附加值贸易的测算框架（KPWW方法）。三是GVC地位指数。Koopman等[10]在Daudin等[11]对一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进行分解的基础上提出GVC地位指数，用以衡量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四是产业上游度测算法。Antràs等[12]最早提出产业上游度的概念，通过测度某一产业的中间品到成为最终产成品这期间所需要的生产环节数来衡量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将其运用在实证研究中也取得了较高的吻合度。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基于科技创新、要素禀赋结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融资约束等角度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路径进行深入探究，龚一斌和龚三乐[13]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价值链嵌入产业的升级、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离不开自主创新的实施。杨珍增[14]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高一般商品价格水平，阻止模仿者进入，降低东道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含量，东道国会获得更多加工高技术产品的机会，从而提升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刘海云、毛海欧[15]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包含中国在内的39个国家的GVC地位指数，实证研究发现交易费用的下降可以促进国际分工地位的上升，但作用效果随其降低逐渐减弱。马述忠等[16]实证研究加工贸易企业的融资约束与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关系发现，较小的融资约束可以提升加工贸易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可以为其提供潜在的比较优势。屠年松和薛丹青[17]分析影响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因素发现，基础设施的改进能够显著提升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通过梳理现有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已经取得颇有价值的成果。总的来看，不仅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方法和标准更加专业准确，对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素的分析也延伸到融资约束等更加深入的层面。但是针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因素这一问题，跨国研究大都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如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进行深入探究。本文对影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以期能够丰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三、理论分析

纵观国内外关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过程以及相关的研究结论，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综合来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的基础设施水平、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以及技术创新，除此之外，制度环境、产业结构等因素也具有重要影响。

（一）技术创新水平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直接推动国家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Humphrey[18]认为生产环节不同进而需要与之匹配的技术水平也不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是提高GVC分工地位的重要路径之一。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进而为特定生产环节创造比较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要素禀赋由传统要素转变为技术，实现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向技术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为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创造条件[19]。由于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使得创新效率产生差异，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OECD国家的出口企业大多处于生产链的上游，其向非OECD国家（地区）出口的中间投入可能包含专业技术知识和高科技研发成果，从而更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中处于高端位置。

（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国际竞争由最先的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国际竞争开始逐渐转变为需要政府、企业、市场等多方参与的全方位激烈竞争。政府不仅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管理水平与效率的高低也会影响国家竞争力水平。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意味着政府越有能力供给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越有能力支持该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非OECD国家（地区）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相较于OECD国家水平更低，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仍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

（三）基础设施水平

基础设施是进行物质生产和劳动力生产的重要条件，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及其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过程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20]。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结果，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0%，其GDP的增长率将会提高1%。加快交通通讯、水利供电以及科教文卫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给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地位攀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OECD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非OECD国家（地区）更加先进完善，能够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为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奠定重要基础，而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则会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有利条件。

（四）制度环境

更为完善的制度质量和环境会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21]。一方面，完善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各种扭曲效应出现的可能性以及跨国企业被“敲竹杠”的风险，使市场交易成本低于在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通常以知识、信息、技术等高级要素密集型为特征，而这一特征又对制度环境质量有着较为严苛的要求。另一方面，完善健康的制度环境能够提升创新能力和研发效率，加速高科技技术应用和国际分工细化专业化，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非OECD国家（地区）的制度质量相对而言较不完善，存在各种扭曲效应的几率也就越大，这可能会使其丧失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机会，从而阻碍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五）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内部因素之一。产业集聚为相关行业以及上下游行业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推动技术创新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为产业链升级奠定基础[21-22]，进而推动价值链分工地位向更高位置攀升。另一方面，生产成本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降低，企业获取生产要素的途径更加多样化，从而核心竞争力得到提高，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OECD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大多早于非OECD国家（地区），从而比非OECD国家（地区）在全球价值链抢占高端位置更具优势。

四、计量模型与数据选取

（一）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同时为了尽量消除计量模型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本文利用各变量的对数值后设定模型。设定的模型如下：

其中，gvc表示全球价值链地位，free表示制度环境，ind表示产业结构，infra表示基础设施水平，pub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pat表示技术创新水平。

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学者们主要基于出口产品价格（胡昭玲、宋佳[22]；Fontange 等[23]）、出口技术复杂度（Hausmann[5]；刘琳和盛斌）[24]，以及 GVC 地位指数（Koopman[25]；乔小勇等[26]）。在Koopman[25]提出的两国总出口价值增值分解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借鉴乔小勇等[26]做法，用GVC地位指数来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gvci表示i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IVi表示i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间接附加值，FVi表示i国制造业出口国外附加值，Ei表示制造业总出口。鉴于模型需要取对数，本文对计算出的gvci进行加1处理，以gvci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

对于各变量的衡量，以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标（economic freedom index）作为代理变量来对制度环境进行衡量（邱斌等[27]）；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除以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选取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占总人数比例来衡量；采用一般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来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衡量（刘海云和毛海欧[15]）；技术创新水平借鉴容金霞和顾浩[28]的做法，采用各国居民与非居民专利申请总量进行衡量。

（二）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2018年12月的OECD-WTO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鉴于指标的可得性，本文共选取63个国家（地区）进行分析，其中全球价值链地位（gvcs）是基于TiVA数据库的数据计算所得，制度环境指标来源于Fraser Institute网站，产业结构（ind）、基础设施水平（infra）、政府公共服务水平（pub）以及技术创新水平（pat）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完善。表1为各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

表1 变量统计描述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研究将63个国家（地区）划分为36个OECD国家与27个非OECD国家（地区）①OECD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非OECD国家（地区）主要包括阿根廷、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柬埔寨、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中国香港、印度、印尼、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马耳他、摩洛哥、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泰国、突尼斯、越南。。由于从时间上看，不同国家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截面上看，不同截面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所以直接把跨国面板数据混合在一起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参数。而OLS只有在经典假设满足的条件下可行，GMM允许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自相关等情况，限制更少，GMM回归分析法适合宏观的面板数据分析，因为宏观变量中，很难找出绝对的外生变量，变量之间多少会互相影响，故选择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FE回归分析方法。综上，最终分别采用OLS、固定效应、GMM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进行考察。全部样本国家的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全部样本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分析

（一）GVC分工地位影响因素整体分析

从全部样本国家（地区）来看，根据F检验，应借鉴FE回归分析方法下的实证结果。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法下，制度环境、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且至少在1%的水平上显著，制度环境、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分别相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0.1583和0.0624个百分点，说明制度质量的提升相较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作用更大。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估计系数为0.0274，说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也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此外，制度环境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虽然均对全部样本国家 （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存在正向推动作用，但制度环境的正向推动作用要明显强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将63个国家（地区）划分为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地区），分别采用OLS、固定效应、GMM回归方法考察各影响因素对于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地区）的差异。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实证结果来看，各因素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法下，在制度环境方面，非OECD国家（地区）制度环境改善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且制度环境是对非OECD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促进作用最大的影响因素。之所以制度环境对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地区）存在跨国差异性，是因为非OECD国家（地区）制度环境质量较低，其生产大多依靠要素价格优势，而OECD国家本身的制度环境质量较高，其政府效率、公信力、执行力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非OECD国家（地区）的制度环境稍有改善就会极大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可能性。在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对OECD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OECD国家的产业结构大多完成转型升级，而产业结构对非OECD国家（地区）在1%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为0.0517，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对于非OECD国家（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非OECD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附加值，从而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提升。在基础设施水平方面，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对于非OECD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对OECD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却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负向影响，对基础设施的更新升级可能会导致OECD国家的不良投资存在，因为OECD国家的基础设施较非OECD国家（地区）更先进完善，这样容易造成物质资本浪费，反而会抑制其全球价值链的攀升，这点实证结果也有所表现，OECD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0346，说明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OECD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下降0.0346个百分点。在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能显著促进OECD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是对非OECD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作用尚未显现，这可能与非OECD国家（地区）当前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有关。在技术创新方面，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非OECD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估计系数为0.0093，说明技术创新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促进非OECD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0.093个百分点。

表3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分析

六、结论与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一）结论

研究基于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地区）视角理论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采用OECDWTO 2018年12月的TiVA数据库中63个国家跨国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并分别从样本国家整体、OECD国家以及非OECD国家（地区）层面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对全部样本国家（地区），制度环境、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产业结构升级也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是基础设施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则对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本文所涉及的五个影响因素中，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效果最大；（2）对OECD国家，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重要意义，制度环境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而基础设施水平则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向高端攀升产生负向影响；（3）对非OECD国家（地区），制度环境、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因素，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以及优化制度环境均是提升非OECD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

（二）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首先，制度环境质量是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内在动力。应当建立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框架，完善制度体系框架，进一步加大产权与契约保护力度，逐步扫除制约发展的机制体制的“拦路虎”，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产业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影响，大力支持高端产业集群建设，促进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加快国际分工新优势的形成。除此之外，技术创新也是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不可或缺的因素。部分处于中低端的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身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重视基础研究，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无论从OECD国家（地区）整体还是样本国家总体来看，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应大力加强公共服务水平的建设，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继续健全完整的、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提高人民的满意度，以使政府公共服务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