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半点军事经验，完全是从一个京官一夜之间转变为地方的一个非领导职务，由一个书生变成一个武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属于典型的“专业不对口”。然而，他为什么能够组建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克敌制胜，取得最后的成功呢？

曾国藩的读书之法

在当时看来，曾国藩很注意读书之法。曾国藩读书得法得益于名师益友。他自己总结出一条经验：“附骥名师，绝不附庸权贵。”

道光二十年，湖南长沙人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是一代理学大师，不仅在京师士林中声望颇高，而且深得道光帝的信任。曾国藩以老乡的名义慕名拜谒这位前辈，得到他的倾力指点。他给另一位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这样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即唐鉴）游，稍乃粗识指规。”从唐鉴处获得了读书之门径，并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唐鉴指点曾国藩读书之门径，就是“以《朱子全书》为宗”。从此，曾国藩以此为课程，熟读此书。

另外，同窗好友對他读书影响颇大。在京期间，他结交了吴廷栋、冯卓怀、何桂珍等爱读书的人，朋友间互相切磋、督促，使他从此专注于理学。懂得了只要努力亦可以达到古之先贤的境界，明确了以政治、军事等经世致用之学为目标。其弟子黎庶昌为其作传时写道：“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这一通过读书储才养望的做法，为后来他组建湘军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养成读书好习惯

曾国藩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养成了一生读书的好习惯，从读书中获益无穷。

他给自己立有一个“日课十二条”，其中有很多都是关于读书的：读书不二、读史、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等。他自称“无一日不读书”，即便后来功立到极致、官做到极品，而且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还在坚持读书。他把读书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种乐趣。

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读史十页，读经十页，读诗文札记十页。算下来，一月可读书900页，就算2本书的话，一年下来就是24 本书。他反对有空时多读、没空时少读或不读的做法。“不以今日耽搁而明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在他看来，一天之内多读会不消化，像暴饮暴食，而且更易溺心丧志，难以坚持。他主张读书在于日积月累，并告诉弟子，“养成读书好习惯，一辈子不寂寞”。又说“气吞余子无全目，学如富贾在博收”。

他的读书核心要诀在于贯彻“恒”字，不取巧，实实而为。咸丰八年，曾国藩给长子纪泽写信，指出“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他还强调“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消化归纳，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他主张读书要做札记，写下所感所想，也就是读书一定要过笔，后来胡适对此最为推崇。

经济不外读史

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可寻，其一是修身不外读经;其二是经济不外读史。

程朱理学奉行义理、考据和辞章，而曾国藩并不迷信，敢于解放思想，突破此樊篱，另增“经济”一条。

所谓经济，就是经邦济世，即经世致用之学，他一反清代崇尚空谈的理学风气和乾嘉以来崇尚考据的“实学”风气，讲求实事求是有裨国用的学问。在向弟子们传授读书心法时，曾国藩指出：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他又说：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曾国藩对读史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他考进士不第，在回乡途中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开始。由于受到父亲的鼓励，便开始将《二十三史》一一点读完。他的日课中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说，足见他对史的重视和强调。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兼哲学家休谟说过：历史不仅是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也打开了通向其他各个部分的门径，为许多学科领域提供了材料。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克罗齐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魏僖也说：“经世之务莫备于史。”

曾国藩一生把读书的重点放在史上，不仅推崇《通典》，尤推崇《资治通鉴》（本刊有售，购买电话027-87927015）。通过借鉴历史来更新观念。

他出山帮办团练之时，有心组建一大团，即自创新军。但他从来没有过从军经验，如何来组建一支军队呢？他从历史上的戚家军那里看到了组建湘军的好处，便模仿戚家军结合自己读史的感悟来打造湘军。

湘军誓师出征之时，曾国藩特作《讨粤匪檄》一文，并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卫道”。这就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文化的核心和要害，针对太平军的文化破坏和人伦毁灭进行了尖锐的反击和批判，在心理上取得了压制敌人的优势，鼓舞了民心和士气，将很多读书人团结在他的旗帜下，赢得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

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他能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善于从细微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关联。

（木乔荐自《后门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