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婷 王娟

摘要：文章对儒家学派中“器以藏礼”造物思想的具体内涵进行分析，并对“器以藏礼”造物思想在雍正御瓷装饰中的体现进行系统分析。得出造物过程中是通过表达器物人文性、象征性、规范化来表达“礼”意，并且在雍正时期御窑出品的瓷器装饰设计中有所体现，这种表达“礼”意的方式在现代装饰运用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期设计者提取其优秀的文化符号，推动和发扬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促进现代造物的发展。

关键词：器以藏礼;造物思想;雍正;御瓷装饰

一、引言

中国古代造物体系式围绕“礼”的规范所形成的，造物之人各司其职，所造之物各就其位。礼节加强社会阶级的巩固，礼与器相结合映射出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礼”的思想体现在器具中，进一步将礼制渗透进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中国数千年的礼制社会。文章阐述了清代雍正时期御窑厂出品的瓷器装饰设计中藏了何礼、如何藏礼以及 “器以藏礼”造物思想在现代造物的可取之处，供为参详。

二、“器以藏礼”造物思想的内涵分析

“器以藏礼”是中国古代强调“礼”和“乐”的传统造物思想，出自《左传》：“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佳人，与人政也。”[1]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周公制定，以维护周朝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克己复礼”，恢复礼乐制度，“礼”是核心，更是主要内容，指的是要求人们遵守制度内所要求的社会规矩和个体义务。

据《论语·阳货》载，孔子借物言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指出他认为玉帛、钟鼓并非礼乐本身，而是礼乐的表达形式，借玉帛表达礼之敬，借钟鼓表达乐之和。由此可见，儒家造物思想重视“形而上”的理论指导，运用礼乐制度对造物成果进行批评与要求，“使形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体现“器以藏礼”的人文性特征[2]。

《论语·八佾》中记载：“子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批评管仲生活奢侈，使用与国君相同规格的设备，于“礼”不合，器物的属性规格要与使用者的身份相对应，方能合“礼”。由此可见，儒家造物思想认为器具有表示主人身份的作用，体现“器以藏礼”的象征性特征。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探讨了器形与礼制的关系，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3]指的在觚的设计过程中，若是不遵从觚的形制，便不为觚，提出造物实践需符合造物规范，体现“器以藏礼”的规范化特征。

通过对“器以藏礼”造物思想内涵的具体分析，体现出中国古代“礼”的意蕴与器具的属性是相互渗透的，器具是“礼”的载体，“礼”影响器具的设计。这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设计思想，即器物的创造受“礼”启发，雍正年间御窑所制的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中是浓墨重彩一笔，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其蕴含了儒学思想指导下深层次的“礼”，并且通过各方面体现出其时代背景下的精、气、神。

三、“器以藏礼”造物思想在雍正御瓷装饰中的体现

雍正御瓷指的是由清代雍正朝御窑厂生产的供皇室贵族使用或赏玩的瓷器，也有用于御赐官员大臣等用途，所用款识为宋椠体或篆书款“大清雍正年制”字样，雍正一朝虽仅十三年，但御窑质量上乘，制瓷工艺推陈出新，因此享誉后世，尤其是自雍正六年唐英任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以来，所产御瓷工艺精绝，史称“唐窑”。这一时期御窑厂生产的瓷器品类繁多，工艺精湛。不仅包含仿宋代五大名窑的品种，也有在仿古基础上创新其形式的品种，还有沿袭康熙时期初创的粉彩、墨彩、珐琅彩等品种。受雍正帝亲自“批阅”御瓷的影响，此时的御瓷形式上遵循“内廷恭造之式”，造型工整、比例协调;品类上百花齐放，古朴与高贵并存，俊秀与绚丽同席。

（一）“中庸之道”的美学思想

雍正二年五月帝谕：“先儒从祀文庙，关系学术人心，典至重也。”雍正帝践行“儒治”的政治理念，推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4]。陈金城在《中国陶瓷艺术论》中表示“陶瓷是一种普通而又极为重要的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的另一种生命符号”，雍正时期制瓷所蕴含的重要文化思想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而“中庸”理念在装饰中体现出来的便是《书经》中所提及“谦受益，满招损”的关系 [5]。其中，御窑瓷器实行“仿古燒制”，不仅造型深思、尺寸一致，而且纹样彩绘逼真，达到“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也有参考清代时兴的装饰图案，创新出具有时代艺术特色的瓷器，形成古今装饰样式的“中庸”趋势。例如图1的御制粉彩“玉堂富贵”花卉纹碗，器物造型源自明代宣德的宫碗，碗口进行了从外撇到内撇的改良，俯视时为同心圆，装饰纹样以粉彩绘牡丹、玉兰花、雏菊等各色花卉枝叶为主，纹样无一重复，看似围绕碗底圆心自然生长而成，花纹分布由繁向简，局部留白避免形成“满招损”的装饰趋势。雍正时期御窑瓷器装饰受“中庸之道”文化思想的影响，而又通过装饰表达出更深层次的“中庸之道”的美学思想。

（二）“尊卑有序”的装饰观念

《礼记·祭统》记载儒家学派提倡的伦理观念“十伦”为：“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其本质是维护尊卑等级秩序，稳定社会结构[6]。雍正时期御窑制瓷是围绕“礼”制观念进行的，因此，在造物过程中把“尊卑有序”的社会阶级观念藏于器物中，以视觉符号为媒介表达出来。清王朝统治者是女真人的后裔，源于中国东北部，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但相比汉文化仍存在巨大差异，为巩固统治，清朝沿用明朝以“龙”代表天子、以“凤”代表皇后、以“黄”代表尊贵等视觉符号特征，并且在瓷器设计上有所表现[7]。假如图2清雍正御制青花釉里红云海腾龙大天球瓶，是一件象征皇权与天子的典型作品，以釉里红绘苍龙图案为主，云纹铺底，威严又不失灵动。雍正时期御窑曾大量烧制黄釉和龙纹的瓷器，只供皇室使用，并要求制陶御在绘制装饰纹样时不断精进龙的形象，以正威仪。对于龙纹的解释，如唐英所说：“非奉赏赐，凡在臣下，不敢珍藏擅用。”同时期民窑出品的瓷器，纹饰以植物纹、动物纹等自然界造物为主，也有寓意吉祥的图案类型，体现出人民追求美好、追求自然的美好祝愿。

（三）“恭造之式”的装饰标准

雍正时期御窑制度趋于完善，御瓷的主要特点是造型严谨、装饰完美，这一切都源于雍正帝对御窑瓷器近乎苛刻的品质把控，并对御制艺术品提出了“内廷恭造之式”的装饰标准[8]。唐英在任督陶御期间，遵循“内廷恭造之式”的瓷器装饰标准，使雍正九年前后至乾隆中期的御窑烧造保持优越，并著有《陶冶图编次》以介绍了瓷器生产的二十项流程，供后人参详[9]。“恭造之式”四字作为雍正时期御窑制瓷的装饰标准，以“仿古”为代表，对各类瓷器仿照的各个朝代装饰样式要求“务必精要”，以此来指导瓷器图案的设计[10]。例如图3清雍正贡御青花釉里红加胭脂紫彩灵芝西番莲纹大抱月瓶，抱月瓶又名宝月瓶，小口、直颈，颈侧双耳，瓶腹似圆月，此器造型沿袭古制，简洁明快。明代烧制的抱月瓶以青花为装饰，此器内敛素雅的青花釉与明艳出挑的釉里红相得益彰，既守“恭造之式”，又有釉色装饰之创新，体现出这一时期御窑制瓷装饰基于规范性的装饰创新。

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可见“器以藏礼”造物思想在雍正时期御瓷装饰中的体现不只是“藏”有儒家文化思想指导下的礼制、礼仪，而是“藏有”具一定概括性的美学思想与造物法则，通过“礼”的这一范畴来决定某一具有象征性的造型或图案来进行瓷器的装饰设计，而又通过装饰样式传达出时代背景下“礼”的内涵。

四、结论

受到“器以藏礼”造物思想的影响，雍正时期的御瓷装饰体现出儒学背景下的文化思想、礼制观念与装饰标准。在图案与造型的设计上“仿古”而又创新，克制而又灵动，在装饰特色上既有“恭造之式”的复古典雅，又有“皇家御制”的高贵脱俗，是清代御窑制瓷成就之高峰。充分认识“器以藏礼”造物思想在瓷器装饰设计上的具体表现，可以发现其人文特征、象征性特征与规范化特征在现代设计的运用上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代设计可以提取“器以藏礼”造物思想的内核，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对文化符号进行再现和改造，既能够推动和发扬中国传统造物思想，还能促进现代造物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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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熊嫕.解读“内廷恭造之式”——中国设计制度研究个案之一[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1）：5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