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骁

摘要：转基因农产品产业化应用于1996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转基因作物产品也从早期的抗虫、抗除草剂等初代产品转向提高产量、提升营养品质等二代产品。虽然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产量的产品不断的研发成功，但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抗转基因作物风险能力技术水平的差异，以至不同国家对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的观点霄壤之别。文章在总结国家中央一号文件对转基因产品政策态度的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对我国农业发展影响，并对我国转基因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农业发展;政策建议

一、前言

自20世紀70年代末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转基因技术在作物品种改良和物种多样性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我国在1986年3月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计划中把转基因生物技术列入国家发展重点，在这之后转基因生物技术走向了国家整体战略规划位置。在我国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的30多年来，转基因技术取得了丰硕成果，各种优良的转基因农作物相继从实验室走向农村，又从农村走向了市场。转基因食品安全一时成为舆论焦点，使得中国的转基因政策也受到影响。从2007年第1号中央文件第一次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到2016年的精心推广，八次提到转基因产品表明中央政府非常重视转基因作物问题，到2017年，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推广已正式列入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计划。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国家，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长期有效供应一直是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的市场化中，政府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和相应农业政策的监管非常重要。

二、中国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及政策管理

（一）中国转基因作物发展历程

我国转基因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至今，主要历经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6年至2000年。80年代后期我国主产棉区的棉铃虫灾害连年暴发，导致整个国家长时间出现“棉荒”，这使得我国棉农的生存和棉花产业遭受到巨大的威胁，而且过量使用农药也造成了棉花品质大幅降低和大面积生态环境污染。在“棉花短缺”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探索并积极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转基因棉花首次引入并开始用于生产，实验室开始研发食用型转基因作物。中央制定“863计划”即是深入对食用主粮作物的研究。

第二阶段是2001年至2009年。中国的转基因研究开始从地方自主创新阶段转变为全面的自主创新阶段。2009年，华中农业大学研发了融合基因抗性水稻和转基因玉米自交系，成功培育出了产量更高;抗虫害能力更强的新产品。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重大项目开始启动，并逐步建立“加快研究，促进应用，规范管理，科学发展”的转基因农作物发展方针。

第三阶段为2010年至2013年。在农业部发布了各研究所转基因研究结果的安全证书之后，关于转基因食品主粮化的安全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支持人士更注重我国转基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认为若我国停止或减缓对转基因主粮化的研究，未来转基因科学将落后于世界;而反对人士更在乎的是自身的利益，对于他们而言转基因食品科学的发展没有意义，且转基因食品的绝对安全性尚无法得到证实，安全问题存在一定风险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转基因主粮化研究政策逐渐变得保守，2009年之后新的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审批和生产经营许可没有继续推进，政府采取了“继续研究，谨慎推广”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模式对转基因产品继续研究观察。

第四阶段为2014到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对转基因作物提出“确保安全，自主创新，大胆研究，慎重推广”发展政策，国家转基因发展战略逐渐明确。中国的基因改造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着重自主创新。继续推进国家重大转基因生物种植专项项目，提高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安全。力争到2020年实现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的世界级研究，产业化和市场化。二是坚持慎重推广。国家推动转基因作物应用的决心坚定不移，但同时要反复研究探索，小步慢走，通过市场的反馈完善推广政策。三是强调安全，政府必须严格依法管理和监督。

（二）中国转基因作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基本国情一直以来都是人多地少，尤其是耕地资源十分短缺，在面临人口持续增加和农业资源减少的双重压力下，发展转基因技术迫在眉睫。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了转基因育种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包括功能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择，安全性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方面，转基因技术应用处于世界前沿。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发展下，各科研院所在新品种培育、核心技术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主要为下列三个方面：

1. 生物育种明显加快。作物方面，中国已经培育出新的优质高产抗虫棉，大米，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具有产业化前景;畜牧业方面，新的转基因植物材料和重组人乳铁蛋白转基因奶牛和高瘦肉率猪和其他新的转基因动物品系，已有43项通过农业部通用安全评估，进入生产检验阶段，为基因改造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加强。安全转基因的新技术，如无选择标记，外源基因缺失和特定位点整合，已开始迅速发展。获得高产优质抗灾害能力强的重要性状基因339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重要价值的基因37个。建立了针对水稻，棉花，玉米，大豆和猪牛等主要动植物的大规模转基因技术的新系统。

3. 生物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建立了中国转基因生态环境、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监管技术的平台，颁布70多项转基因安全技术标准，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生物安全支持能力。

（三）我国转基因的管理政策

引进发展转基因技术以来，我国对转基因的安全问题就十分重视，是世界唯一采用定性按目录强制标识的国家，涉及转基因的食品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必须在其外包装上有明显的标记。特别是转基因主粮的发展，从研发到生产都采取严格的管控，对转基因农产品长期重点监测。在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2007年首次出现了遗传修饰的内容，并提出加强转基因食品的标签管理。在接下来的11年中，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转基因生物的发展，8次提到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的管理。国务院虽然在2018年刚发布的一号文件中并没有关于转基因的内容，但是在随后的十三五计划中再次提及转基因技术，基调仍然是大力研究、慎重推广、确保安全。

通过比较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从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特别项目以来，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一直是在“大胆研究，自主创新”中，同时监管部门也“严格管理，精心推进”。2016年5月，农业部审查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通用要求实验室》等10项标准。确保从研究和开发阶段严格监测遗传修饰过程，对田间试验进行培养和生产，防止未经安全评估的转基因生物扩散到环境和市场。

三、对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展望和政策建议

（一）中国农业发展对转基因作物行业的展望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具有丰富知识和经济价值的生物科学技术核心，在促进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解决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问题，同时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炭和石油，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使人类陷入生存的危机，而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生物能源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作为13亿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国，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在这几年基因作物发展进程上看，中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进展还很缓慢，主粮并没有商业化推广，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虽然如火如荼，但市场反应并不大，大多数人还持观望态度，部分地区还存在市场恐慌情况。

未来，中国将继续面临农业资源减少和人口增加的双重压力。转基因作物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将是一项重要措施，这不仅符合转基因应用的中央政策，也符合“十三五”规划“创新、协调、绿色、開放和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转基因作物的发展仍然是时代的潮流，前景广阔，转基因作物市场化推广的实现将有助于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符合未来国家战略，同时在当下转基因作物因其高产高品质的特质能够迅速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观察世界转基因农业产业，以获得大多数国家政府和组织对这种新兴生物技术的支持。未来的转基因食品会从基础的主粮提供变为帮助人类解决各种营养物质缺乏问题，甚至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这些是传统农产品所不能比拟的。

（二）对我国转基因作物发展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高新技术的新生事物，公众对转基因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引发的怀疑和焦虑情绪是正常的。由于专业性较强，转基因科学家很难直接与民众交流，部分科学家甚至产生了“懒得与外行多废话”的情绪，这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疑虑和抗拒。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出加大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将转基因技术的科普工作与研发管理并列，加强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科普宣传将是今后转基因推广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宣传部门得以在未来的转基因科学工作中动员更多的力量，例如制作一些易于群众理解的转基因科普知识展板放入社区，培训科普专家;除了在传统媒体电视报纸，还要利用新兴媒体微信微博等传播方式，组织关于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现场讲座和培训活动，以提高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在做科学普及工作时，我们也必须坚持开放和透明。让转基因科学的知识传播和技术研究与开发齐头并进，使社会对转基因生物技术有一定的了解，为未来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创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在转基因技术迅速发展的趋势下，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完善国家转基因技术重大专项研发模式，改进顶层设计，建立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研发体系，以企业为主体。该系统建立后，政府研究部门主要从事转基因技术的基础应用研究，为企业在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和开发方面进行拓展和创新。公共部门和政府企业在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的分工是明确和互补的。同时，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和实施，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激励机制，使企业逐步成为转基因技术研发的主体，促进现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发展。

第二、改革现有投入机制，建立新的考核机制。对于国家体系中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开发的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采用跨国技术组织单位的运作模式和评估机制。在企业运作模式下，是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评估和任免;在研究单位内，总工程师可以充分了解组织中科研技术研究的骨干，以及各内部研究单位负责人的评估和任命与解雇;在具体科研任务的主管部门，由负责人对内部科研工作者进行评估、任用和解聘。基于这种公司化评估，可以有效地落实上中下游协调工作，规模化，标准化研发模式的实施。这种评估机制的实施和科研人员工作的改进，可以有效地激发各级研究人员的积极性。通过改革现有的研究投入机制，整合国内研究资源，实现国家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三、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受到企业创新能力，公共科研体系质量和科研人员素质等问题的影响，仍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在这方面，适当的战略和政策研究尤为重要。在转基因技术重大专项立项之初，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对转基因战略与政策研究高度重视，但在2008年特别启动后，各种原因导致上级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边缘化，而政府的忽视导致研究项目的资金大幅减少，科研部门难以对后续科研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和调查。转基因重大专项能否圆满完成既定的目标，研发阶段是关键，但国家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战略，产业化及相关政策研究也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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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谭涛，陈超.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路径与策略[J].农业技术经济，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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