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静等

编者按：

朱个的新短篇《第三个人》，是一个预留了许多可供冥想和谈论空间的作品。于是，四位年轻的评论者各自撕开了自己理解的路径，在其中反转、游荡。这写与读的过程，典型又特别，呈现给我们的不是评判的高光，而是更多要被走的路。

水消失在水中

项静

看《第三个人》的时候，我正在阅读德勒兹的《对话》，他所谈论的是生成，一种拥挤的孤独状态。没有充满梦和幻象，也没有充满计划，而是充满相遇。相遇可能与生成或者联姻是一回事。正是在这一孤独的背景中，你们才能实现任何一种相遇。你们与不同的人相遇（而且有时没有认出他们，也从未见到他们），当然还与运动、观念、事件、实体相遇。《第三个人》是人与人、环境、坚硬现实的清浅“相遇”，这种相遇类似于境遇，有具体的局部的情绪、情节，并在时间的缓慢滑动中做出转变和逃逸。

小说设置了一个大的背景屏幕——“我”与伊的聊天，聊天的内容是随时随地的，从天气到法院，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谈话、对话、辩诘，是发散型的无事生非的聊天，想触及某种更高的思想、理念、讽刺和真实，因为语境的随意和对象的信息不对称，又很知趣地碰触又离开。谈话是累积着前进的，像潮水一样向前走，但无法形成一个大一点的波峰或者浪头，又像潮水一样失去了方向，水消失在水中。

从去法院旁听开始，“我”随时在一种特定的境遇和处境中，但其实并没有一个亟需告人的秘密或者故事，由法庭的素描和观察，联想到书法、写作、人情世故，其间有着淡淡的讽刺与揶揄。比如在转述法院女法官的时候，小说是这样描述的：

女声柔和慵懒，有一点鼻音，像返乡大学生误入邻里纠纷流露出来的那种样子——见过了世面能置身事外，又忍不住地要感兴趣。我仔细看去，一个长发女子单手托腮，翻着一堆资料，脸白净得近乎苍白——大概是因为在“法庭”上的缘故吧。她面前摆的牌子上写着“审判员”。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伊，是不是咱们的“法官”都叫“审判员”，我又给伊发了信息。

处于被观察者位置的女法官，并不是故事的重要情节点，小说不停地岔开到法庭的市井人声中去。小说接下来转到坐在旁听席上的大叔，联想到隐居的世界和可能，以至于爸爸的葬礼、写作的现实主义问题、股票的选择与命运、书法的问题，关于无处不在的伊，关于爱情或者依赖、相遇和关系，如此等等到岔路上一瞥风景。

这种写法往好了说是尊重生活本身的无序性，是一种写作的尝试，放开手脚任性一试。但我始终相信写作总是在精心编制一种生活，无论它以粗糙还是精致的面孔出现。而朱个在这个小说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隔着雾霭的政治波普，聪明而清醒的叙事者，遮遮掩掩的对话人，“我”的生活故事，每一个想跃到前台的声音都遭到同类项的干扰，而被迫收缩，或者每一个声音都处于无法自行出头的状态。我常常觉得这可能来自于写作者内心的混乱，我们太自得于一个观察者的位置，而不肯或者耻于交出自己，又因为获得了生活的片段而太轻易地交换出去对更大世界的幻觉。生活、认识与正在进行的对话穿插，它裸露出交锋的岩层、沥青和新鲜的伤口，生活世界朦胧呈现，摇摆的自我也踉跄上路。

《第三个人》是当代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不了了之的现实主义写法，每一个线头都扯开了，每一个都伸展出去，但每一个都不是重点，就像生活根本没有预设的重点一样，也像星火四散而闪耀星空。我想在这一切背后，可能是写作者的一个困境，大地星空太遥远，而近郊的生活又只是无谓的聒噪，寻找一条穿透性的路，到达可以自我欣慰的呈现。小说的题目是“第三个人”，他（她）可能是指伊，也可能是“我”，他们都远离一种深度的社会关系，跟他人、事件、写作保持着暧昧的调情关系，轻盈浮动而不会落入陷阱，他们爱护自己的身姿和背影，绝不会让人看到脆弱或者歇斯底里的丑态，也不会允许笨拙、憨厚的现身。既然是试验，是一种相遇，反转一下，以轻击重不行。既然如此，换一下以重击轻，不知道会怎样。

自我作为一种悬念

徐畅

看到小说的题目，我想到一部黑白电影The Third Man。那是根据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改编的。影片讲一个侦探小说家得知好友意外去世后，寻找在场的目击证人的故事。随着调查的展开，他发现在场的第三个人，原来是好友本人。

朱个把小说起名为《第三个人》，也让人有了这种期待悬念解开的紧迫感。不同的是，小说中对第三个人的寻找，是向内的，是寻找内在的另一个自我。哲人贝克莱说，对象只有在被感知的状态下才存在。即存在就是被感知。内在的另一个自我，也是在切实的感知中，才得以找到。如果那一个自我是谜底的话，那么感知的过程则是在解谜。从自我到另一个自我的递进关系中，小说呈现出来的图景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从思辨中产生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是从外部世界的感受中獲得超验的自我。

内在的思辨是从个人立场在审视这个世界。小说前半部分写“我”去旁听一宗农房拆迁的案子。案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时常有意停顿下来，对生活的某个方面做出解释。看到法院里的书法，作者会感慨“文科生不是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么”;旁听现场，作者会问是“人民”牛逼还是“陪审员”牛逼呢。还有关于虚实的争辩、孟子白之谓白的解释，就连那位住在农村的知识分子的隐居，都抹上一层形而上学的色彩。

原来作者并不打算脚踏实地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想要呈现一种生活。一种希腊哲人提出过的“理性审视”过的生活。就像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表现出的隐而不张的意图：当一个新生儿出生在这个世界时，他并没有全然接受了这个世界，而是从最真实的经验感受出发，对这个世界的亲情伦理、政治党派和基督教义进行了辩驳，最后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没有一个概念，是不可以争辩的。人与人之间是在对话，而不仅仅是交谈。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可以说我们拥有了信念。朱个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似乎还想给我们一个提示。那就是当一个人拥有了思考的能力之后，他还有多大的勇气和能力做到知行合一？

离开了还算温和的内心思辨，作者呈现出的外部世界则是一种冷酷。小说也是从这里开始有了戏剧性。一段关于传票的对话，让“我”回想起多年前亲历的一场官司。父亲去世以后，继母因为房子的事将“我”告上法庭。这个悬念给了我们很大的期待。但是朱个在小说中坦白地告诉我们，她选择了更加高明的方式。那半年的打官司岁月，用建仓的茅台从三百块涨到了四百块，一带而过。

这样的轻描淡写，给我们留下一大片空白，让小说充满了叙事的弹性。这样的“留白”同样体现在朱个的《暝色》中。小说里讲一位家长请老师去吃饭，也不知为了何事，只是讨论了几个哲学问题。在去吃饭的路上，小说就停止了。在《第三个人》中，我们并不知道“伊”是谁。这个人只是一个聊天的对象？朱个很擅长写模糊的人际关系。“伊”这个字，在汉语里还有“她”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伊”很可能只是一个称呼，而不是具体的人名。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小说中在回忆了打官司之后，对“伊”说了一句“我今天见到你了”，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做一个假设。“伊”有可能是继母珍姨吗？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小说隐藏起来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深渊。过去把“我”告上法庭的继母，现在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细想起来，这里的曲折甚至让人觉得可怕。我多么希望，小说是这样一种安排，是作者巧思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再读一遍，重新审视这篇小说的意味。

与现实的冷酷相比，对亲情的体察则是温情的。父亲去世后，“我”站在他身边的那一段描写最让人动容。在那个时刻“我”没有情绪化的表现，也没有情感上的不舍，而是陷入了出神状态。

作者写道：“那时候，我的我已经从我里跳出来了，看着我;所以忍不住那么想，有距离感地想，恶作剧地想，也是合理的，尽管那时我三十七岁了，我跟七岁、十七岁、二十七岁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此我为我，又确实非我。我此刻是谁呢，我的身体是我？我的举止是我？我的感受是我？我有什么能足以被称作是我？”

情感的分量给小说铺上了一层暖色调。在亲人去世的打击之下，我的感受超出了寻常人，获得了审视当下和个体的能力。在想像和深切的感受中，另一个自我如同第三个人一样站在了我的面前，并与我人影相随。

消失的第三个人

王辉城

“伊”是谁？

阅读《第三个人》的过程之中，这是始终困扰着我，也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伊”性别未知，工作未知，只知“伊”的老家在平原，有着相当的文学与艺术修养，日常生活里关注着股市。“伊”与“我”的关系，亦甚是暧昧不明。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伊”身份的多样性：或是现实生活确切的某个人;或是叙述者的自我映射，是另外一个自我;或是某个作者喜爱的文学传统的象征;或是信息碎片化时代下的观众——是的，隐匿在碎片信息、手机屏幕以及表情包之下的观众。

在小说中，“我”因前去法院旁听一场房屋买卖的官司。而旁听的原因，则“完全是随机的”。于是，旁听官司的目的便不再是“正义”与“真相”，而是为了填补日常生活里的“无聊”，为了写“一些让‘官司显得轻如鸿毛又重于泰山的周边”。因而，“我”在法院里关注的是各种建筑、陈设的细节，把法院与书法联系在一起，像挖掘八卦一样猜度法官的长相与职场女性的优势，事无巨细地打量着庭审的细枝末节，“双方的律师现在都坐下了，女法官倒成了宽余的第三人”，等等。一切的细节，都在喻示着法院的肃穆与庄严被消解殆尽。进而，朱个需要“我”有足够充裕的“无聊”的细节和“想入非非”去填补小说的“时间性”与“空间性”。

“法官倒成为宽余的第三人”，法律是法庭得以存在的基础。法官以法律为武器维护着社会秩序。一旦“法官”成为“宽余的第三人”，那么其中意味自然是不言而喻。在《第三个人》里，法官无力解决人情上的困扰以及生活上的一地鸡毛。事实上，把所有的生活难题与困境，寄希望于审判者来解决，本身就是一种奢望。

当法官成为“宽余的第三个人”，必然会有人替代她的位置。一场隐秘的行动，就此展开：在“我”的叙述里，在“我”与“伊”的微信对话里。“我们”成为了这场官司的“第三人”与“审判者”。尽管“我”有过一地鸡毛的官司，但对庭审的态度，就像是看“过家家游戏”，完全是调侃与戏谑。因此，“我”与“伊”之间的随机对话，亦可理解成一位看客在向观众发起的一场微信直播。“我”和“伊”的对话，进而变成一场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概念游戏。

在《第三个人》里，朱个致敬了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以及作品，乔伊斯、格雷厄姆·格林等等。甚至“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好像希望这法庭永远地开着庭”，亦能隐隐约约地窥视到张爱玲短篇小说《封锁》的影子。在致敬与叙事的空余，朱个通过“我”的叙述、点评，完成了自己对文学的思考。这些关于“自我”、“虚无”与“真实”、“比喻”与“表达”、“现实主义”的意见，也许是朱个最为看重之处。

这些彰显作家认识的意見，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得出这些观点，作家必然经过刻苦的阅读与冥想。尽管这些观点深刻而有趣，但有时候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困扰，就像是视频网站里飞驰而过的弹幕，往往会遮盖住整个视频画面。屡屡中断的叙事，仿佛都是为了观点而服务，最终让小说失之和谐。

这倒不是说小说不能发表意见。事实上，当作家选择了一个叙述角度，呈现一个细节，完成一段叙事，就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也许，这样的写作所呈现出来的意见，可能会被误读，但被读者误读不正是伟大的小说所拥有的特质吗？只要作家给读者留下足够宽裕的空间，读者完全是有资格与能力担任小说的“第三个人”的。

詹姆斯·伍德在《严肃的观察》一文中论及契诃夫的伟大，有个观点值得细思：“故事是富余（surplus）与失望的动态结合物：失望在于它们必须要结束，失望还在于它们无法真正结束……而一个故事的生命富余在于它的细节，因为细节代表了故事里的超越、取消和逃脱形式的那些时刻。”

我始终认为，《第三个人》里的“庭审”的情节，是极为耀眼与清晰的细节，俨然是个杰出小说的骨架。遗憾的是，朱个似乎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对生活的“严肃的观察”，去实现小说的充沛与丰盈。

无端的“游”和“游”的荒诞

陈丽

《第三个人》写“我”曾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去殡仪馆处理丧葬事宜。结束后在附近饭馆吃面时，接到法院电话，被告知遭到起诉。原告是父亲的第二任太太。被告的原因是“房子”，房子怎么了小说没说。经过那次“我”发现，官司都是可以随意旁听的，一天就也去法院随机旁听了一起，竟随机地遇上了另一场关于“房子”的纠纷：一阿姨当初将房子卖给大伯，现在房子要拆迁了，阿姨要毁约，告了大伯。小说一半写官司，一半写死者。

写官司时，作者对法院内、法庭上的大小事物轻轻一拈，把法庭写得像个“好笑”又“可爱”的人间。一场严肃的官司被叙述得既见职场常态又见家庭冷暖：法庭内家具的深栗色和水的表面张力;女法官“嗲得旁若无人”;原告阿姨的律师像是可以做她儿子的年纪;当原告说自己当初签卖房协议时还没嫁人、不懂事时，“我”则觉得一切都有了人间的面貌……人间事如此各循其理，种种样貌各自呈现。作者好像在写彼此无关的百态，但百态自己已然呈现出它们的纷繁交错了：好像人人都能在法庭上保有各自的偏见和彼此珍视的深远人生，但毕竟还是有人间事中的利益争夺，有审判的公正悬而未决。

这么看《第三个人》也是关涉了“公正”的。小说开头便曾以作者惯用的反讽写道：“……发现原来基本上这些民事案子都可以随意旁听呢，确实很有公开公正的面貌。”只是“公正”问题在小说中也具有了家具深栗色表面的张力似的，像水一样地在彼此抗衡的力量中流了过去。作者所持的似乎是“可爱”和“宽容”的姿态，写官司可能具有的“外向性”主题则因此削弱了不少;“公正”本身的冲突难以出场，多少有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虚无”，像是难成其大似的。

但这“虚无”却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了“人间”的张力和“内向性”经验的深远。在小说写“死者”的部分，“我”说：

哪怕我还是写不出自己的官司，起码我可以写官司的周边，一些让“官司”显得轻如鸿毛又重于泰山的周边。官司是从死者开始的，那天我一大早就去殡仪馆了，我在路上的时候天还蒙蒙亮。

小说前一半写官司并因此写了官司“周邊”，后一半写“死者”，虽说也是官司“周边”，实则是“死者”周边：殡仪馆里各项事宜，父亲冰冻的身体和冷藏食品，法院电话和美剧中的传票人……

朱个先是以“官司”和“死生”大事的名义拈了各自之“小”。再者，小说行文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写“周边”也好，“死者”也好，“我”（在场）随时保持着“高等游民”的姿态与“伊”（不在场）谈论着莫测又高深的话题：从“裤腰带上别把枪”、“法庭像书法艺术”、 “比喻的故弄玄虚”，到“信与契约”、“爱与婚约”，以至于“人生变故与贵州茅台”……对话穿插其间，营造出思想之“游”，仿佛文本中一个轻飘飘的悬浮物。但作者是深谙人生轻重及小大的辩证法的。因此写“小”其着眼在“大”，写“轻”即是写“重”。

小说中的沉重感并未限于人世慨叹。作者出入于轻与重、小与大之间，诸如此类的“顾左右而言他”，仿佛是以一种无端的“游”的方式，拥有了观念的“游”、自由的“游”，实则是“不逍遥的游”、“虚无的游”，因此它所面临的一个现代难题是：事件是无端的，思想是无端的;一切都可以被眼睛观看，被头脑思考，被理性讨论，思想“游”得漫无边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留下的问题其实是：“经验”要怎样“被经验”？

《第三个人》写出的正是一种“出离经验”又“经验这种出离”的荒诞。“我”写小说，说是要从自己的形体内分出一个“第三个人”，以“听tɑ看tɑ想tɑ、听我看我想我”，“先这样活在世上，然后才要这样写小说——我好累”。“第三个人”即是出离“经验生活”的人，是“游”的人、经验荒诞的人。

卡夫卡《在法的门前》写人人追求法，一位老人老死在法中（“法的门”外）而进入不了“法的门”内。朱个写官司周边，也是触碰不着正义和公正;写死者周边，是触摸不了死亡本身;写“第三个人”，实则是触及不到“自我”。

公正也好，死亡也好，自我也好，《第三个人》写的又是在当代社会中对这种种“经验”的努力。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说道：

老式的叙事艺术由一般新闻报道代替，一般新闻报道又由轰动事件报道代替，这反映了经验的日益萎缩。所有这些传播方式都有别于叙说，叙说是传播的最古老方式之一。……它让叙说者将自己的生活嵌入到事件中，以便把它作为经验一同传达给听者。因而，它带着叙述人的印记，宛如陶罐带着制陶者的手工印记。

小说中的“我”正是带着“我”的印记，叙述了这一切，也说明了叙述的难。“带着经验”的叙事是一个关于叙事的、古老而遥远的乌托邦。现代人唯有得以经验“经验的难”，才会知道反身经验是需要努力的，也才会这样去努力吧。诚实地去经验是难的，就像小说里的“我”说的：“写实是个很难的事情”。